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AA教学提纲

传统社会化和现代社会的差异
-----以中国社会为例
现代社会的特征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①以大机器的使用和无生命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②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效率全面提高。

③社会分化剧烈，社会分工精细。

④社会流动性增强，业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个人发展的机会和自主程度增多。

⑤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

⑥城市数量增加、规模加大，农业人口的比重降低至半数以下。

⑦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联络手段高度发达，个人、群体、组织、区域、国家日趋开放。

⑧人的思想观念充分更新，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加强，崇尚科学、信服真理、追求变革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或价值取向。

工业社会是在农业社会长久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更是对农业社会的超越，然而，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顺应而至掠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城市化的极度发展压缩了人们的生存空间；高节奏、强竞争的生活加重了人的心理负担和生理不适；人际交往中的事本主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在社会学中，传统社会是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以家庭控制为基础和基本运作机制的伦理社会，社会控制基本上依附于家庭控制。

传统社会的基本属性是:自然经济的、官僚权威的、缺乏社会福利的、乡村性的、机械团结的、农业的、信仰...
下面我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传统文化、社会经济为例来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以此来引发人们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第一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
第一章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家国同构”。

这种由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

所谓的血缘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区分高低贵贱的法规准则。

而血缘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血统关系，它是以人类婚姻生育而自然形成的关系。

宗族就是同一父系的人们群聚而居，他们有着共同的土地财产，有着共同的宗庙，祭祀着同一祖宗，甚至还有共同的墓地等的一个血缘群体。

可以说：“宗”是中国文化祖先崇拜的代码；“族”是中国文化血亲的代码。

它小则可指家庭、家族，大则可指种族、民族。

而无论涵义的广狭，“族”应该都是对同一血缘的人的总称。

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

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

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

在家庭、家族内，父家长地位至尊，权力至大；在国内，君王地位至尊，权力至大。

父家长因其血统上的宗主地位，理所当然地统率其族众家人，而且这一宗主地位并不因其生命的中止而停辍，而是通过血脉遗传，代代相继。

同样，君王自命“天子”，龙种高贵，君王驾崩，君统不辍，由其嫡长子自然承袭，如是者不绝。

父家长在家庭内是一把手，君王是国家的一把手，是全国子民的严父。

不仅国君如父，而且各级地方政权的首脑亦被视为百姓的“父母官”。

简言之，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制度因而渗透于社会整体，甚至掩盖了阶级和等级关系。

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了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在中国，尽管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是按地缘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同于原始的氏族部落，但却始终未能摆脱氏族血亲宗法关系的纠缠。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是家族的政治化。

这是中国与印度、欧洲的重大区别，这种区别大大影响了文化形态。

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所谓“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社会组织的“家国同构”以及由此而来的“忠孝同义”，都是宗法制度长期遗存的结果。

1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

2 、战国时期，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不断产生，而且已经相当成熟，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耕田制等。

3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施中央集权，废分封制，行郡县制，实行编户齐民。

4 、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一直延续。

5 、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6 、中国封建时代，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政权、神权、夫权和族权。

族权是从父系社会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即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无法起到的特殊的社会作用。

宋代以后族权膨胀与宋明理学学发展宗法制度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7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

中国传统社会家与国的组织系统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受中国长期以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

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

8 、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

9 、商鞅制定连坐法，把百姓按5 家一伍，10家一什的户籍办法编制起来。

三、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1 、欧州政治与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主要有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

2 、欧州封建皇权的专制一直受到宗教力量的抗衡，宗教势力一直制约着皇权。

3 、中国从迈向文明开始，统治者就凭借武力使神职人员成了它的奴仆，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权力专制体制。

4 、中国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和地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统治者普遍采取对工商业和贸易压制的态度，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5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有四：一是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二是经济基础稳固，土地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维护了专制者的统治；三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以皇帝与以丞相为首的百官共同决策的机制逐步被皇帝独断所取代；四是对人身控制严密。

6 、从春秋时期开始，以郡县制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体产生，这种新的专制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末期。

7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

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

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

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二．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小农经济。

不需要市场和商品交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即我们所说的男耕女织，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生产力得不到长足的发展，所以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但生产力实质上还是没有大的飞跃。

逆来顺受的小农思想是儒家文化得以推行的基础，也是个人崇拜滋生的温床。

也是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得以推行的经济基础——因为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的交流。

两千年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影响是巨大的，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几乎与之有关。

甚至在建国后，那场对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空前的崇拜也是几千年小农思想的弊端：很容易把国家领导人当做封建时候的皇帝来膜拜。

长期的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压制，使当时的人民意识不到民主。

人们的思想也普遍不开放。

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与小农经济是有一定类似的，都会压制生产力，否定市场的作用。

即便到现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了，真正富起来的还只是沿海少数几个省份，内地的人们思想还在受着这种封闭的毒害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

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一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

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

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

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家地位。

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恻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于封卿大夫。

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

嫡长于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把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西周的宗法制度，以便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

周朝的”家”，是一个政治单位，并不等同於我们现在对”家”的概念。

所以我们看《孟子?梁惠王下》中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以明白，当时的”国”是拥有千辆马车的战斗单位，而”家”是具有百辆马车的战斗单位，可见在这时”国”和”家”是相提并论的。

不过我们现在从古代的文献来看，”家”虽然是一个政治单位，但是仍然以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为织成核心。

一般而言，”家”所涵盖的范围，是由同一祖父的三代组合而成。

至於”族”，则由同一高祖父的血亲，以及他们的配偶，上下九代共同合起来的。

简言之，”家”是包含在”族”之中。

所以相较之下，”家”中的人，比起”族”中的人，血缘关系更为亲密。

”宗”的本义是祭祀祖先的庙，只有属一同一家族的人，才可以到”宗”去祭祀祖先。

不过在祭祀祖先时，必须依照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决定”大宗”和”小宗”。

一般最简单的分别，就是以始祖的嫡长子一脉相传的为”大宗”，其余的庶子便是”小宗”。

以当时的制度来看，周天子的传承是”大宗”，其他的诸侯（含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便是小宗；但是在这些诸侯世袭的领地中，继位的嫡长子在领地中便是”大宗”，其他的庶子就是”小宗”。

以此类推，扩及到每个阶级之中。

以这个精神来看，”家”中的成员，比较接近”大宗”，而”族”中的成员，则比较接近”小宗”。

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后代子孙不可忘了自己的来源出处，用血缘关系把人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这项措施对於当时正在发展的周民族而言，是一项十分有利的制度。

我们现在看到先秦留下来的许多文献，都会先谈到如何持”家”，再谈如何治”国”，最后才谈到如何平”天下”。

探究其中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说，在当时观念中，先要将”小宗”的力量凝聚起来，再去发巩固并发挥”大宗”的力量，於是才可以得到”天下”。

基於这样的认知，特别重视家族中伦理的观念便自然出现了。

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组织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是阶级统治在社会中的一种完善。

关于大、小宗的组织，《礼记大传》有记载：别子为祖，继别为宗。

继祢者为小宗。

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

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

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

别子:或曰庶子，或曰包括本国公子、异姓公子（来自他国者）以及庶民起为卿大夫三种，或曰除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

后一说较合理。

继别:谓继承别子位置的后代，就是别子的嫡长子孙。

继祢:祢，指宗法制度下死去并在宗庙中立了神主牌位的父亲。

此处当指诸弟，继祢是指继承别子诸弟的后代子孙。

别子为一宗的正支，虽经百世仍得祭其始祖，是为大宗。

别子诸弟是一宗的旁支，传至五代之后其与别子关系已超出同一高祖范围，因此就不再祭别子的祖先，而另祭祀本支的祖先，是为小宗。

大、小宗虽是相对的，但对于天子来说则是绝对的。

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式的统治体系。

分封制
宗法直接导致了分封制（或封建制）。

嫡长子分封诸弟，在政治上是“授土授民”，在宗法上是“别子为祖”，对于巩固嫡长子的最高统治和天下宗主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后人追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御极六合，四方如星拱卫。

因此需要选建道德贤明之人，藩护王室，成为天下中枢的屏障。

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之“宗”，“宀”为房顶，“示”为神主，合指供奉神主之位的庙宇，其原始义为“尊祖庙也”（《说文解字》）。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

”
宗法制度既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故十分强调“尊祖敬宗”。

商人也有繁复的祭祀仪式，但不像西周人那样具有严格的宗法意义。

西周时代，祭祖是大宗的特权，所谓“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

又所谓“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大宗的责任在于尊统收族，在于别亲疏，序昭穆。

周朝以前，天子宗庙为五庙：
到了周中期，尽管文、武功业辉煌，但按周人世系的排列，已不复属于考、王考、皇考、显考辈，按制不专列庙。

但“有德之王，则为宜宗，其庙不可毁”，故增设文武二庙，将文武以下、显考以上诸神主供奉于内，故成七庙。

即《礼记王制》所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
严谨的道德维系与礼乐文化
宗法制度既严格区分亲疏之别，因此血缘重孝、崇德、亲民等道德伦理遂得以建立。

诸如同姓不婚这一道德内容得以体现。

礼乐文化确立。

二．宗法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一是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世系，是指在血缘集团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

虽然这在世界文明早期历史上是普遍的，但只有中国最为坚决。

二曰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家族由男性同祖子孙团聚而成，因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一致，形成稳固的、超越历史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生生不息的基本细胞。

“族权”成为与政权、神权、夫权比立而四的强劲的社会维系力量。

族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影响，是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主要标志。

族权有严格、固定的组织形式，它既与地方绅权结合，同时又与政权相结合。

族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的职能。

三曰家、天下同构
此亦所谓“家天下的延续”。

“家国同构”的本质就是家、家族、国家在结构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国是家的放大，“族权”与“政权”的统一。

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

或者如梁漱溟所曰，中国有家而无国。

在古代西欧，血缘政治基本被地缘政治、等级政治所取代。

在中国则不同，地缘、业缘、物缘都以血缘为基础，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国”与“家”彼此沟通，“社会赖以运转的轴心，是宗法原则指导下确立的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人格化体现的伦理—政治系统。

”
四曰根据血亲道德关系形成宗法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

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

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

诚如近人梁启超所说：“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

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

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

公元前206年，秦王赢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余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宗法一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一外王”为目标的伦理一政治型文化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
封建皇帝制度，上面是独裁专权的皇帝，下面是一盘散沙的小农，中间是大批代理皇帝管理百姓的官吏。

皇帝所做的事情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皇帝的目标就是守住江山，对臣民有控制力，维护自己的经济政治特权，而小农经济为封建专制提供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小农经济下多顺民，小农只要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亩三分地不被剥夺，任何欺压都能忍受，而且小农又被固定在土地上，这样皇帝征税、抓劳役、兵役很方便，所以皇帝要重农抑商，闭关守国正是重农抑商的表现。

另外，皇帝为了抓财政，对工商也实行官营，这样一来限制了民间工商业。

皇帝为了长治久安，不会对百姓进行杀鸡取卵的剥削，而官吏不同，他们有忍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他们就会乱收费、乱摊派。

因为皇帝不可能监督天下所有官吏，而小农又因监督成本过高，监督风险太大，不敢监督，这样官吏的胡作非为处于低风险甚至零风险状态。

不仅官吏剥削百姓，上级官吏也剥削下级官
吏。

而且由于当官吏很赚钱，大批人进入官吏队伍，对社会破坏力大大加强。

很少有人愿意当企业家、科学家。

当官僚靠权力剥削百姓，当地主收地租在封建社会很赚钱，没人愿意去经营工商业，去当科学家，造成资本主义无法发展。

当企业家、商人要被官僚、土匪剥削，风险很大。

官吏由于有合法伤害权，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会兼并农民土地，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多到一定程度便会酿成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又会破坏工商业发展。

第二章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的和谐。

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

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强调以义生利，勤劳敬业。

义利观构成了儒家经济论理在生产行为方面的价值取向。

与以义生利相衬托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早在源点时代一勤劳敬业精神就是令人赞赏的美德，并衍生化为社会共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儒家文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利，这就形成了追求群体的和谐和有效率的发展，表现出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更大的优势。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一旦与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相结合，特别是同体现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西方观念相结合，就可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这方面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证，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中华文化辐射圈内，都与中国文化有不解之缘。

第三章社会经济
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小农经济。

不需要市场和商品交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即我们所说的男耕女织，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生产力得不到长足的发展，所以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但生产力实质上还是没有大的飞跃。

逆来顺受的小农思想是儒家文化得以推行的基础，也是个人崇拜滋生的温床。

也是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得以推行的经济基础——因为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的交流。

两千年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影响是巨大的，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几乎与之有关。

甚至在建国后，那场对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空前的崇拜也是几千年小农思想的弊端：很容易把国家领导人当做封建时候的皇帝来膜拜。

长期的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压制，使当时的人民意识不到民主。

人们的思想也普遍不开放。

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与小农经济是有一定类似的，都会压制生产力，否定市场的作用。

即便到现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了，真正富起来的还只是沿海少数几个省份，内地的人们思想还在受着这种封闭的毒害
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开端。

它作为现代社会的代表形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工业化，这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特征；世界联系的整体化；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知识化)；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场化)；现代城市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城市化)；高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社会文明的世俗化。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必须具备以上基本特征。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步向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