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的新教育及维护教育权思想论析-最新年精选文档

舒新城的新教育及维护教育权思想论析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淑浦人，著名的教育家。迄今为止，对舒新城作过较为系统研究的，主要有日本著名教育史家阿部洋的《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近代学校制内成立遇程》及崔运武的《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二者都曾广泛涉猎舒新城的教育活动，研究其教育思想。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专门研究舒新城的道尔顿制教育。舒新城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提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而且反对西方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掠夺，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作出贡献。目前，尚无关于舒新城维护国家教育权及其爱国精神的专题论著，本文拟对舒新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和维护国家教育权思想作一探析。

一、提倡中国化的新教育

192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参与的教育团体和人员众多。提出的改革方案异彩纷呈。在这场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中，教育学家舒新城也摇旗呐喊，并身体力行。

一是提倡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

舒新城提倡实行新教育。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教育经验。他认识到，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是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因为“现在的中国，科学极不发达，借材异地，

自是不可免而很重要的事。”他认为，虽然外国新的教育体制不一定方方面面都于中国有利，不过，“一种新方法或新制度的发见，除了适应环境的机械办法外，必有它的特殊原理原则。此原理原则虽不能推之四海无疑，行之万世皆准，但我们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有几分可以参考，可以采用。”

二是主张新教育要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提倡新教育的过程中。舒新城主张新教育要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中国化，而不是盲目照搬。他指出，“全盘照搬任何一种体制”都会把中国引上歧途。如，对乡村教育，舒新城认为，其时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以我国的经济能力，引进工业化教育制度不能操之过急：“我们现行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而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嘲他强调，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比较落后，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经验是必要的，但是，关键在于中国的教育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

三是提倡新教育需要创新。

舒新城认为，学习西方教育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国家和社会需要而创新，他呼吁：“望教育者对于本国之历史往迹，社会现状多多留意，将随便仿袭之精力移向于独立创造之上。”舒新城在谈到道尔顿制教育传人中国以后的情况时，也提出：“我希望国内教育者本此制的精神创造适合国情的新制

度。”舒新城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是在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中国与西方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

新教育运动失败后，人们逐渐对新教育产生怀疑和不满，舒新城也开始对中国传统教育与新教育进行双重反思与比对，并对教会教育进行批判，转而密切关注中国对教育权的维护。

二、关注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0年代，中国社会广泛地将教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权丧失的源头，纷纷加以反对。1922年，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在北京开会，反基督教大同盟也同时产生，并作激进的反基督教宣传，从1924年开始，发展为以反教会教育、收回外国教会学校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舒新城认为，狭义的教育权则专指国家的施教育权与国民的受教育权，为一国所特有的权利，故亦可谓之为国权。因此，他不仅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还以教育家的视角探讨其发生的原因。

教育权是国家的权利之一。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维护教育权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舒新城指出。文化教育界积极参与反对基督教、反对教会学校的运动，对中国文化教育改革进行了反思。“收回教育权”在20世纪20年代成了知识界的一种口号，发表关于这一问题的文字极多。提出的理由与办法也很详备。如蔡元培从“教育的”、“宗教的”角度进行探讨，胡适等提出“科学的理由”，周太玄提出“社会的理由”，李璜提出“伦理的理由”，余家菊提出“文化的理由”，等等。舒新城则分析说，影

响最大的是“国权的理由”与“政治的理由”。“此问题可以中国国民的自觉心解答之，而促起国民自觉的原因有二：一为政治背景，一为思想背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的因素即民族主义导致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生。

首先，反对教会对中国教育权的掠夺。

舒新城指出，要收回教育权，就不可避免地与反对基督教同行，因为“我们从历史上与事实上各方面看来，知道教会学校底唯一目的是在传播宗教，则教会学校底唯一特质是宗教教育，其余都是枝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国人之所以反对基督教，为的是反对基督教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近代中国丧失教育权的是教会学校和日本在东三省所办的殖民学校。教会学校发源于基督教，而基督教在内地的传播虽为条约所规定，但条约中并无外人可以自由设学校的规定，而教育中国人的教会学校却与教堂并存，遍布全国。舒新城指出，遍布各地的教会学校，“对于枝节问题可放松，对于根本的宗教问题则丝毫不能让步。”收回教育权运动发源于反宗教的思潮，非基督教思潮虽然与收回教育权运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却很大，“因宗教思想发生动摇，便自然而言及于其所经营之教育事业。”舒新城指出，因为外人在华所办学校基本上都由教会所办，因此，收回教育权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密切相关。

舒新城还对主张从反宗教的角度收回教育权的代表人物作

了分析。如，蔡元培在1917年就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以美育代宗教》倡言取消宗教教育，极力主张教育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胡适等人也曾反对各国教会在华设立学校，传播教会教育。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年会，胡适、丁文江、陶孟和提议“凡初等教育(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㈣。1923年，余家菊、李璜都明确的指出基督教教育的危险。

1922年以后，收回教会教育运动日趋发展，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舒新城指出，1924年后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第一阶段非基督教运动的继续，“由反基督教进而为反基督教教育，更进则为实行收回教育权运动”。这次运动的参与者在抨击基

督教时，纷纷集矢于教会学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推动下，收回教育权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相互促进，同时，又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

其次，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收回教育权的政治诉求。

由于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部分教育权的丧失，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在废约运动中展开了维护教育权的斗争。知识界很多人都指责教会教育是不平等条约的衍生品，是基督教试图同化中国的手段，因此要求收回教育权。主张收回教育权的人士指出。外人在中国办学，是由条约取得的一种权利。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同是侮辱中国的一种行为。舒新城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教育者曾以为中国在国际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均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