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帖学碑学概念的理性思考

关于帖学、碑学概念的理性思考
关于帖学、碑学概念的理性思考
宋开罗
帖学和碑学是现今书学理论中常常出现的两个概念，对这两个名词常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在看到有关帖学碑学问题的文章时，我时常感到困惑。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使自己有一个较清醒的认识，我对碑学帖学从最简单的概念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现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写出，可能并不准确，也可能是错误的，特求教于方家。

一、帖学、碑学名词的由来
帖学和碑学这两个名词最早出现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

帖学：“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为帖学宜也。

”碑学：“阮文达亦作旧体书，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此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

”这是帖学碑学这两个名词最早出现之处。

北朝之碑虽早已有之，但并未得到历代书法家的重视，
也很少有人习写北碑。

从阮元开始，人们才认识到北碑的书法美学价值，进而有人在书法创作中进行艺术实践。

阮元、包世臣等人提出北碑南帖之分别，开始有了尊碑思想。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辑》中都有扬碑抑帖之意，但他们并未提出帖学和碑学这两个词，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看不出帖学到了“大坏”的程度。

他们认为北碑和南帖是来自同一源流的两个艺术流派，各有所长，只是以往人们对北碑的艺术美不够重视，所以他们才提出尊碑思想。

阮元、包世臣及以后一些人对北碑的研究，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对碑学的发展以至成熟开辟了一条道路。

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首先提出了碑学这个概念。

为了与碑学相对应，他把以前的书学主流派，即以南帖和“二王”为宗的书学流派称为帖学，并突出了碑帖之间的对立。

他明确提出尊碑卑帖思想，断言帖学大坏，碑学当兴。

这两个名词概念的提出，是碑学作为书学流派正式诞生的宣言书，它从理论上完成了碑学帖学这两个书学流派之间的对立统一体系的构建。

二、帖学碑学中帖与碑的含义
帖字的读音有三种，每种读音的声调不同，其含义也不相同。

1.帖（tiē），服从、妥当，如服帖、妥帖；2.帖（tiě），有字的纸，如请帖、书帖、帖子；3.帖（tiè），习字样本，如字帖、碑帖、法帖等。

帖学中帖字的读音不可能是第一种，那么到底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呢？看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

”可以清楚帖学之帖即书帖之帖，即前述第二种读音，读作（tiě）。

帖字有时和碑字连在一起，组成碑帖一词，此碑帖不是北碑南帖或碑学帖学的意思，而可解释为石刻、木刻的法书拓本或印本，即我们常说的字帖。

在此处帖字读作第四声。

如《淳化阁帖》、《三希堂帖》等都是字帖，也可以叫做碑帖。

碑指竖立的刻着文字的石头。

从秦始皇起两千余年间，各朝各代不知立了多少碑，但碑学之碑专指南北朝时之碑（也包括摩崖、墓志及造像文字）。

按阮元的说法，碑只是北朝之碑，所以叫北碑。

康有为对这一说法作了修正：“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所以康有为尊碑即尊“南北朝时之碑”。

碑学之碑只专指南北朝时之碑，其字体主要是楷书，它不包括在此之前的秦碑汉碑和在此之后的唐碑宋碑。

帖学之帖专指东晋和南朝的书帖，其字体有楷、行、草书等，而不是指唐以后所刻印之字帖。

三、帖学的创新不能算碑学
唐、宋、元、明至清中期，书法之学几乎全为帖学笼罩，“二王”法帖一直是历代书法的最高范本。

拿一句现代的话来讲，帖学是书学的主流派。

所谓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其实和晋尚韵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历代书法家对帖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明末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人对帖学进行了创新，其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如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帖学会展现一种与后来截然不同的灿烂前景，但可惜这次帖学创新运动被社会历史巨变所中止了。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两位帝王专喜董、赵书法，平和温雅书风笼罩一代书坛，帖学又回到了守旧的老路。

清初的傅山提出过书法的“四宁四毋”，即“宁拙毋巧，
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这被一些人说成是碑学思想或碑学的萌芽，这是误解。

看傅山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走的是帖学之路。

他的书法有创新，这种创新是对黄道周、王铎等人帖学创新的继承和延续，无法使其与碑学挂起钩。

“四宁四毋”是傅山提出的美学观点，这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无论怎样解释，它于碑学也没有丝毫关系。

清乾隆时期，皇家刻《三希堂帖》，民间也刻印了大量碑帖，帖学影响了一代书风。

乾嘉时期书法家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如刘镛、翁方纲、梁巘、王文治、成亲王、铁保等，甚至包括有创新精神的“扬州八怪”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说是帖学家，帖学占当时书坛的主导地位。

稍后的阮元、包世臣等人提倡北碑，但他们本人的书法还是没有从帖学中分化出来。

咸、同以后，赵之谦、张裕钊、杨守敬等人纷纷研究临习北碑，搞碑学的人多了起来，艺术也趋于成熟，碑学才发展成长为书学流派。

四、金石学不等同于碑学
康有为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

”乾嘉时期金石学的蓬勃发展，确实对对碑学的产生和
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如果认为凡金石学研究范围之内的都是碑学，那就大谬不然了。

金石学研究的内容有古文字、考古和证史等许多方面，碑学则是单纯的书法美学和书法创作；金石学中古文字学研究的文字有大篆、小篆、隶书和楷书等多种字体，而碑学主要涉及魏碑一种字体。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尊碑”之碑，只指南北朝时之碑，并未包括秦碑和汉碑。

现在有人论及碑学时，把写秦碑（篆书）和汉碑（隶书）也算成碑学，这样看并不正确。

秦篆和汉隶文字虽刻在碑上并也流传后世，但这些碑并不在碑学的范围之内。

清乾嘉时期金石学大盛，由于出土金石大增，人们眼界开阔，直接秦汉。

金石学家在研究学问的同时，也练习篆隶书法，书法水平有很大提高，当时出了许多善写篆隶的书法家，但这和后来出现的碑学不是一回事。

那个时期的篆书和隶书既有苍劲、古拙、厚重型的，如邓石如的篆书和伊秉绶、黄易、桂馥的隶书；也有清秀典雅型的，如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的玉箸篆书和翁方纲的隶书。

但即使是古拙厚重型的篆隶书，也不能说是碑学。

碑学是对南北朝时碑（包括墓志、摩崖、造像）上楷书
字体（简称魏碑）书法技法和美学原则的传承、借鉴和发展的书学流派。

如果是把魏碑的笔法、笔意、结体等融入其他字体中去，创造出新体的篆、隶、行、草，可以说是碑学的发展。

但如果把篆、隶的笔法结构融入楷、行、草中去，则这种模式古已有之，再把它说成是碑学就讲不通了。

五、帖学碑学不是书学之全部
在当今书法批评中，有人在评价近现代以来的书法名家时，不看别的，就看他们是碑学还是帖学。

这样的书法批评也许很容易，但是书法艺术并不这样简单。

帖学和碑学在整个书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书法艺术是丰富多彩的，在书学范围内，既非帖学也非碑学者也不少。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简帛书、章草、写经文字和大量的民间书法就不能归入帖学或碑学之内。

当今书法家有把碑帖结合得很好，做到天衣无缝、了无痕迹的，也不能简单地说他是碑学或者是帖学。

帖学碑学都是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中书法艺术的一种流
派或思潮，它们都对促进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进步起到过重大作用。

帖学和碑学中都包含着丰富而宝贵的书法美学思
想，都是可供后人继承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原载2005年8月10日《书法导报》，现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