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研究

新历史小说研究综述

文秘1222班学号：

众所周知，对历史文化的情有独钟是中国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的情结。近人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云，今人顾准称中国是一种“史官文化”，可坚古今所见略同。文学也往往就此被纳入历史的光圈，分享历史的崇高威望。直至今天，“再现历史”还是对小说创作的一种相当高的赞誉，“史诗性”更是意味着精品杰作出现的标帜。从这个意义上来审度90年代历史小说，可以认为，90年代的历史小说在潜移默化地沿承着历史的血统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修复”或“删定”之趋势。可谓“新”的往往又是最“旧”的，最“现代”的常常亦为最“古典”的。

从文体上来观照，叙事文类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呈现出传统历史小说、“红色经典叙事”、新历史小说等不同的形态和格式。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由“正史视角“出发,富有明显的“春秋笔法”意味,强调创作的忧患意识和文学的史诗风貌;新历史小说从“野史视角”切入,在一种整合或多元化的视界中试图实现向历史的“本然性”的回归。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对“历史”的艺术转载方式是将历史演绎化,并凭借着这种方式来展示历史前行的规律和趋势;新历史小说则倾向于对“历史”的感性化叙述方式,由此生发出“因文生事”的运思方式和“随意点染”式的叙写,并表现出

对“历史”的某种“改写”。

在这里我主要谈谈在新历史小说研究中的有关观点与看法。

首先，新历史小说的概念范围。在新历史小说的概念界定这个课题上，评论者们大多倾向于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独异的艺术手法描述历史的小说称之为新历史小说。他们认为这个历史小说群不仅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判然有别，而且与50--70年代间的革命历史小说也大异其趣，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审美取向都大大有别于后两者的既成规范，显示出历史小说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尽管论者们对新历史小说此一概念所蕴涵的主要质素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围绕着时间界定这一关键环节，却又诞生出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一类论者将新历史小说反映的时间跨度明确圈定在现代。另一类评论家对新历史小说的时间界定就要宽泛与含糊得多。如王彪就把“在往事叙说中始终贯注了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以一种新的切人历史的角度走向另一层面上的历史真实”，“用现代的历史方式艺术地把握着历史”的相关小说全归属为“新历史小说”。

第二，新历史小说的范围。由于新历史小说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将哪些作品归入新历史小说的版图，哪类作品可以构成新历史小说的主体，也就显得十分含混。颜敏的界定比较宽泛，他认为其主要作家是乔良、张炜、莫言、周梅森、洪峰、苏童、格非、叶兆言、余华、刘震云、刘恒、方方、池莉、李晓、杨争光、李锐、陈忠实等人的部分创作。张清华则将范围界定在先锋小说之内，认为“其中最典范的作家，从莫言到苏室、格非、叶兆言，再到方方、杨争光、北村甚至包括余华等”。把《红高粱》系列小说、贾平凹的《烟》等四部“土匪系列”、池莉的《预谋杀人》、杨争光的《赌徒》等等视为“匪行小说”，并将之归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副产品，将《白鹿原》、《丰乳肥臀》、《家族》以及《少年天子》、《曾国藩》、《白门柳》视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陈思和是最早提出新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批评者之一，他心目中的新历史小说是指“民国以来的非党史题材”的小说，是“打破以往写民国以来历史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党史教材的立场”的小说。崔振椿从另一个角度对新历史小说的版图做了界定，他认为新历史小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以先锋派作家为主体的寓言化、心灵化的历史小说( 如《迷舟》、《米》、《枣树的故事》)；一种是以新写实作家为主体的生存化、生态化的历史小说( 如《温故1942年》等)；一种是以文化为底色、追求文化意蕴的现实主义作家为主体的文化化、生命化的历史小说(如《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等) 。霍慧清从女性角度，将王安忆的《长恨歌》、须兰的《宋朝故事》、林白的《回廊之椅》筹划入新历史小说的行列。马相武考察了一批更为年轻的小说作家在90 年代的创作，认为邱华栋的《太阳帝国》、东西的《祖先》、鬼子的《叙述传说》、丁天的《剑如秋莲》等等，都属出色的新历史小说。

第三，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在这个唯“新”是尚、引“后”为荣的时代，新历史小说甫一诞生就凸现出了激进的先锋姿态。那么，新历史小说之“新”到底体现在何处呢?评论者们大多从历史观念、叙述方式、观照视角、表现对象等不同维度，对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作了如下阐述：（一）历史观念：相对主义。新历史小说家们摒弃了被传统历史小说奉为圭臬的历史决定论，转而信奉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他们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刻薄地嘲弄与反讽，力图以零散琐细的情节模式、扑朔迷离的话语形态颠覆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因果律和必然律，表现出历史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可知晓与无从把握。(二) 叙述方式：以虚构置换真实。新历史小说家们公然宣称历史的绝对客观真实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心象而已，认为被权威材料记录下来的历史往往与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真相相去甚远。新历史小说徒有“虚”的历史形态而全无“实”的历史依据，历史在此蜕化为一道布景、一则寓言，作家们想象的天才与虚构的激情得到了极大发挥和空前释放。(三) 观照视角：历史与现实交融。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梦幻色彩，是新历史小说家们刻意追求的审美特征之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卡尔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西方史学家们的这些精警言句似乎成了他们自由跨越时空的自卫利器。因而，新历史小说家们偏爱以追忆逝水年华的姿态楔人历史，将历史与现实并置于共时的平台上沟通对话。(四) 表现对象：小历史、小人物。新历史小说有意偏离或疏远了正史的苑囿，对历史中沉潜已久的非正统现象和非主流因素表现出了探幽索微的浓厚兴趣，极力表现居于边缘境地的野史稗闻和凡夫俗子。历史以平庸大众、蝇营狗苟的面目出现，世俗化、民间化成为了新历史小说的主要韵调。

第四，新历史小说的价值与缺失。面对着新历史小说这一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该如何客观评判它的功过得失？研究者们立足于不同的视点，从各个层面展开了众说纷纭的言说。激赏嘉许者有之，对它大加抨击者同样也不乏其人。有研究者从新历史小说对传统历史文本的超越层面着手对其价值进行了充分肯定。如吴义勤指出：“…新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学的一次自我拯救，它一方面解放了被读者遗弃的新潮作家群；另一方面又使文学创作面貌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并重新赢得了读者。其在小说内涵深刻性方面的探索和在形式审美化上的贡献同样举足轻重，体现了…伦理关注‟和…美学关注‟的文学统一。”而另外一批评论者则更多地看到了新历史小说自身的缺失与局限，其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更是成为屡屡遭人诟病的众矢之的。例如欧阳明撰文谈到新历史小说的几点不足之处：“有的作品人物故事与作家的思想组合生硬牵强，成为某种观念与思考的形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