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我的高考

1978年12月22日结束的中共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新国策，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从1979年破闸而出。

1979，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年头。

这一年，饱经磨难的共和国迎来30岁生日，“而立”之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下，抖擞精神，甩掉三十年来的“包袱”，挣脱文革“左倾”僵化思想和“两个凡是”的羁绊，迈步向前。

对外，以政治、军事、外交为先导，以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对内，拉开“铁幕”，在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开始融入世界。

波澜壮阔的中国蜕变由此拉开序幕。

1979应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中国高考步入正轨：从这一年开始，高考试卷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并一直延续到2000年；从这一年开始，高考考生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体过度；从这一年开始，高考时间定为7月7日至9日，并一直延续到2003年；从这一年开始，高考模式稳定在二十年以上，直到新千年；1979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高考元年！伴随着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1979也成为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命运元年。

这一年，中国已经恢复高考两年，各大学招收了“文革”结束后的两届大学生，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仍然在拼命地挤高考这座独木桥。

这一年，我已经25岁，是具有九年工龄的“老工人”。

当时有一句悲壮的口号：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应该说，这一代人是被十年“文革”所耽误的，该痛责的不仅仅是四个人。

但当时对“文革”的否定还不明朗，只好把目标对准“落水狗”。

那时我的文化水平，定格在小学毕业。

“文革”中，进了几天中学，学的是“毛主席语录”；干的是“斗、批、改”（斗私批修，改革教育制度）。

我们这一代，是不折不扣被十年文革所耽误的一代。

所以，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对我们有切肤的感受。

在高考的带动下，全国掀起了一股求知学习的热潮，一套“文革”前编写的数理化、文史哲、英语自学丛书也开始再版发行，人们疯狂地到新华书店抢购，都患了“知识饥渴症”。

在这股热浪的席卷下，我也托在书店工作的邻居买了这套教材。

我的自学是从1978年开始的，当时，看着十分陌生的十几本自学丛书，我知道，这些书只能用来弥补我人生中所欠缺的一课。

高考？我还不敢奢望。

不过，在我浑浑噩噩的工人生涯中，毕竟有了亮点。

78年高考过后不久，一天在街上偶遇一位朋友，他兴奋地告诉我：他考上大学了！那一瞬间，只听见了这句话，其它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

这对我的震动太大了！他也是工人，刚进中学一年就遭遇“文革”，因为没有下乡，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后是在一个校办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

看着他，我想，大学也并非高不可攀。

从那天开始，这套自学丛书就成了我唯一通向另一种命运的阶梯；自学就成了我的高考冲刺。

白天，八小时的体力活；回家晚饭后，坐在灯下“啃书”直到深夜。

从盛夏到仲秋，从隆冬到初春，日复一日，没有间断过一天。

我深知，这很可能就是我人生中最后的机会。

开始，翻开厚厚的书本，面对从未见过的公式、题目、字母、图形、坐标……没有人指点，没有人切磋，那种昏天黑地的感觉，就像长跑了一段路程之后，乏力得几乎支持不住。

但我明白，只能这样，不能停下，也没有退路。

在一张打草稿的马粪纸上，我写下一行警句：冲吧！冲出去光明一片。

咬牙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运动极限”过去了，整个学习状态进入了稳定阶段，逐渐掌握了自学的方法，逐渐加快了自学的进度。

如果有哪一天晚上没有坐在灯下，有哪一天晚上是在十二点以前睡觉，便会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浑身的不舒服；每每解完一道题，心里充满了舒畅与欢愉。

奇怪的是，现在找不回这种感觉了，真遗憾。

第二年三月，市教育局在贵阳三中办了第一个高考补习班，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赶紧托熟人将我插进了已经开学半月的补习班。

记得只交了五元钱，就从三月份补习到高考前夕的六月。

幸亏了这个补习班，使我系统地进行了语数外文史哲的学习，否则，大学的门也不是随便自学一下就能进去的。

1979年，中国的高考政策，有了新的调整。

77、78两年，为了广开才路，招生对象的年龄放宽到三十周岁。

到1979年，高校招生规定考生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

但鉴于被林彪、“四人帮”剥夺了上大学权利的青年很多人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入学的要求又很迫切，为了不埋没人才，又同时规定，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
可放宽到二十八周岁。

正是由于这个政策，我的高考又多了一个小插曲：当时我的年龄已过二十五岁，担心单位不打证明，于是找熟人在户口薄上改了出生月份（将1月改为11月）。

就这样，符合“不超过二十五周岁”的条件了，绕过单位直接报了名。

从那年起，我的生日就永远被改写了，从改变命运的角度看，也算是一次新生吧。

考上大学后，有亲朋好友不无羡慕地说，你真是好运气。

也许，我真是好运气，在25岁的时候，搭上了高考最后一班车！但上天总是公平的，这么一个改变前途与命运的“运气”会让你轻易获得吗？必须有代价。

这年七月初，离高考只有几天，我向厂里请了一周的假，在家作最后的冲刺复习。

请假的第一天早上到河滨公园背书，结果淋了一场大雨。

回家便重感冒躺下了，谁知吃药过敏，一下子失去知觉，休克了！这下母亲吓惨了，又是掐仁中，又是打针，又拍电报急告出差在外的父亲。

不过，好歹我算是醒过来了。

第二天父亲赶回，二话不说就让上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简单一诊断二话不说就让住院。

这天，是7月5号，还敢住院？我硬挺着回家了。

7月6号晚上，一个同学拉我去看了一场无声影片《城市之光》。

记得是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进了电影院，大约是卓别林的幽默松弛了我的身心，从影院出来后精神好多了。

7月7号，第三次全国高考拉开序幕。

早上在家草草吃了点东西，蹬上自行车，单枪匹马便上了考场。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安排，高考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贵阳二十中。

当年在这里毕业时因“成份不好”（父亲被打成右派）而被学校弃之不管；九年后，又在这里重拾我的理想。

我报考的是文科，这年的高考文科考六门（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英语），其中英语作为参考分。

还记得，高考作文题是：改写《陈伊玲的故事》。

决定前途和命运、浓缩十年梦想的三天，在紧张的六场考试中倏忽而过。

高考结束，病也好了。

站在考场外，我长长地舒了口气，顿生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慨。

心想，哪怕考不上，也不后悔了。

毕竟，我参加了高考！弥补了人生的缺憾。

据马国川、赵学勤所著《高考年轮》披露，1979年高考，汹涌如潮的报考大军不亚于前两届，全国有近470万人报考，六百多所高等学校共录取新生27万多人，录取比例为5.74%。

我填报自愿的贵州大学当年只录取394名新生，而选择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仅招收47人。

1979年高考，贵州文科的最低取分线是230分，这个分数至少可以读贵阳师范学院。

我的考分为296，这个数字，正好是我准考证号的后三位数！冥冥中，又一次惊叹命运的安排。

10月28日，当接过邮递员递给我那个至今保存完好，印有“贵州大学”款的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新生入学通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九年的工人身份就此改写。

就这样，我成为1979年那5.74%的幸运儿。

于是，捧着入学通知书去报到；于是，开始了今生难忘的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