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五千年第七集解说词

《汉字五千年》（解说词）

第七集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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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束。在与英、法两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并且承诺在官方文书中，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方人。

条约中对于中外文字也有明文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具有五千年生命历程的汉字，就在这种极为屈辱的情况下，与养育它的民族一起，开始了栉风沐雨的现代之旅。

【汉说文殊死也】

公元1867年，大清同治六年，这一年由春及夏，北京城“天灾”不断，春季大旱，瘟疫流行。阴历六月初十，黄沙遮天蔽日，紫禁城内有两个时辰几乎昏暗如黑。一时间人心惶惶。按照传统的认识，天灾都是由人祸引发的。

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上奏折说：“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同文馆的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外语学校，设立外语学校和气候异常，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是导致“天灾”的原因呢？

梅兰芳的老师齐如山，早年曾是“同文馆”德文专业的学生，他的《回忆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人们的情绪。

“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唐乾陵陕西乾县】即便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也充溢着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历代王朝一直以“朝贡”来理解国际交往，作为天朝上国，它从来不操心与外夷沟通的事情，那是朝贡者的责任。天朝没有了解夷文夷语的义务。而此时，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唯我独尊的汉字同那个懦弱的王朝一起，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进入人类不同文字相互交流的平台。

1861年一月十三日，恭亲王奕昕上了一份奏折，请求设立同文馆。其中提出，如果想了解各国的情况，必须得先熟悉它们的文字，这样“方不受人欺蒙”，“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着共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然后，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几个十三、四岁以下，天资聪慧的儿童来学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

当时上这份奏折的目的是，希望晚清政府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要有外语人才，要通过学好外语避免在对外交往中受蒙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奕昕已经同英、美等西方国家有了很长交往的经历。但是在奏折中，却把英语和美语列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政府当时大多数高级官员，对于国外或者说对世界的局势还是非常地陌生。

1862年六月，同文馆正式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学堂，同文馆的第一批学生只有十名八旗子弟。由于奕昕认为，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而阴附之。所以，在此后三年时间里，同文馆以只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聘请英国传教士教授英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稍后一点，1866年，恭亲王奕昕就奏请同文馆里边设一个学天文算学的地方，所谓天文算学要一些什么人来学呢？就是当时在科举上已经有了相当功名的一些读书人来学习。

这一项建议看来十分合理的要求，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奕昕上奏折的第二天，同文馆大门上就出现了“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揭帖，揭帖显然是出自读书人的手笔。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因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学习孔孟之道，读孔孟之书，学习孔孟之道。现在让这些人去学习外国的一些文学，一些科技，当时他们叫“奇技淫巧”，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于中国孔圣人的一种侮辱，也是对于中国儒学的一种侮辱。

1867年阴历而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士林领袖”、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上奏章公开驳斥奕昕的主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

他认为，立国之谋，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道，在人心而不在技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中国的国民，大清国的国民，都能够激发忠君爱国的忠信的气节，那就可以抵御外侮，而不必向外国学习，尤其是不必向外国学习一些制造枪炮船舰的具体的技术。

在奏折的最后，倭仁痛心疾首地表示，即使万不得已非学不可，也不能由科举出身的秀才举人们去学。因为鸦片战争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知的愚民有半数受到蛊惑，全凭读书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现在让国家培养的栋梁之才去向洋人学习，“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倭仁上疏十八天之后，1867年阴历三月初二，奕昕向皇帝上奏折，不点名地斥责倭仁等人，“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特别提到，七年前，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京师危在旦夕之时，士大夫们“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这无异于指斥倭仁为“空言误国”，的无能之辈。倭仁真的是一个无能的人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

倭仁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他是一个蒙古八旗的人。但是也考取了科举的进士，就是科举里面的秀才、举人、进士，最高的就是进士，他的传统学问是，特别是宋明理学，非常有造诣，所以号称“理学大师”。

以中国传统的价值基准来衡量，倭仁凭借自己的能力突破科举难关，并成为朝廷重臣，无疑已是优秀的人才。那为什么倭仁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呢？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徐建新】

有一位日本学者曾经指出，在1750年那一年在中国出版的出版物，比当时西方出版的书籍的总量都要多。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他们穷极一生，都倾心于研究经、史、子、集之中，来寻求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解答。

两千年前，正是这套方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汉王朝，华夏子民的荣光一直延续至今。一百年前，正是这套方法，缔造了欣欣向荣的“康乾盛世”。清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规模。基于这样的经验，倭仁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当时的立场，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显而易见，传统的思想方法难以面对现实的世界。

1867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自己的府邸，恭亲王奕昕当面和倭仁发生了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