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研究

徽商文化研究

班级：贸易经济一班姓名：李月学号：32013030315 摘要:徽商在历史上曾展现了其辉煌的历程,本文介绍徽商的文化特征，引出徽商的文化根基，进而论述徽商文化的现实意义徽商兴于文化, 徽商文化中的儒学精神、诚信风范、重教风等, 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给后代民众, 特别是给现代商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继承和弘扬徽商精神, 总结和研究徽商经营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商业领域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市场全球化的局面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徽商文化现实意义文化启迪

一、徽商文化研究历史回顾

徽商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47年傅依凌发表的《明代徽商考》，该论文论述了徽商从事的各个行业，堪称是徽商研究的奠基者。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关于徽商的研究就很少了。国外研究徽商的第一人是日本学者藤井宏，他在1953年发表了《新安商人研究》的长文，后被傅衣凌、黄焕宗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期）和《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上。该文以汪道昆《太函集》为主要资料，第一次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新安（即徽州）商人产生的背景、活动范围与经营项目，新安商人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其经营形态，新安商人与生产者、消费者、国家和官僚的种种关系。到了上世纪80年代，徽商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3年，叶显恩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黄山书社1983年版）一书，研究了徽州农村的土地制度、乡绅阶层以及宗族制度、佃仆制度，并辟有专章研究徽州的商业资本和封建文化，为徽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与此同时，安徽师范大学成立张海鹏教授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徽商研究。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周晓光、

李琳琦等先后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这是国内外成立最早，也是迄今（2004年，笔者注）为止唯一的一个研究徽商的团体。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出版了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徽商研究竖立了第一座里程碑。以此作为基础，徽商研究迅速升温。2005年5月18日，安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成立，该协会在推动徽文化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先后编印出版了《天下徽商》（2005年创刊）丛书、徽商书画、民间社团法规文件汇编等十多种图书和资料；创办《中国国际徽商》网站（2005年开通）并和中安在线合作创办《中国新徽商》网站（2009年12月3日上线）；编印《新徽商》杂志，并积极支持安徽报业集团《徽商》杂志（2009年3月10日创刊）出版发行；与合肥广播电台合作开通了徽商故事会广播栏目；通过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安徽经济报、市场报等多家报纸报导徽商活动。使得徽商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徽商的研究成果从此更加面向社会，面向大众。

二、徽商的概述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从实力上来看可以与山西商帮相抗衡。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以荣宗祖，壮大势力；特别热衷于兴院，开学堂，办试馆，培养封建人才，巩固宗法统治。明、清时，徽州名臣学者辈出，仅仅有五个小县城的进士就有2018人，而歙县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连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为“尚书”、兄弟两个一起为“丞相”的逸事，造就了诗书礼仪之风，培育了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徽商是我国古代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徽商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徽商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徽商的成功之道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徽商的成功之道，一是徽商的创业精神，二是徽商的创新能力。徽商的创业精神表现在拼搏、勤俭、谦让、诚信等几个方面。徽州有句广为流传的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许多著名徽商从小就离乡背井，出外学艺，奋力拼搏。他们重勤俭、重自强自立，

“惜衣、惜食、惜财兼惜福”、“求名、求利、求己胜求人”。行谦让之德以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是徽商的又一个特点，信奉“世事每逢谦处好，便宜多自吃亏来”，“忍半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因此，徽商的客户关系、同行关系、宾东关系、政商关系特别融洽，为自身发展增强了合力，减弱了阻力。商以诚为本，人无信不立，诚信二字是徽商创基立业的根本，杭州胡雪岩故居第三进中堂挂了一幅竖匾，上书“戒欺”两个大字。

三、徽商文化的特征

徽商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商帮之一，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呢？研究徽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时，人们就会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徽商终生学习，不断创新，“得地还须进一步，知天更上一层楼”。

徽商的创新能力源自徽商的注重实践，终生学习，日新月异，以人为本等理念。许多徽商都是从小本经营开始，逐步发展，在经商的实践中学，从实践中知难克难，学实用知识，创实在效益，崇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西递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二）徽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事业

徽商特别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而且教育子弟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明清时期的徽商家庭在采用耳提面命和尺牍传教两种方式对子弟进行言教的同时，又极注重“正身率下”，注重言教和身教的有机结合，律己和教子良性互动，既突

出言教的艺术性，又讲究身教的规范性，是善于教子的古代商人团体。在言传身教相结合的同时，徽商更侧重身教。根据宗韵的研究，商业教育在明清徽商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据宗韵的研究，明清徽商着重从知识、素质、技能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展开全面的职业培训，以期为其很快适应市场和占有市场提供保证。知识教育方面，除了教给子弟一些文化知识外，还常常把自己的子孙带到商业实践中去磨练，让他们能够掌握商战的战略和技巧；素质教育方面，则主要磨练他们的坚强意志和耐力，培养勇气和冒险精神以及勤奋、节俭的素质。技能训练方面，主要教授子弟一些经商的技能，比如要长于书算，以及善用贾道，如趋时逐利、远出射利、慎择经商之地等。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徽商业很重视对侨寓子弟的教育，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徽商对自律的教育，在内容上，实现了人文教育、商业文化教育、实践能力教育的统一；在教育方法上，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跟当时只重视诵读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相比，是极大地进步。

（三）徽商以儒学为其文化根基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也是“徽文化”的根基。从区域文化特征上看，徽州是明清两代主流文化——以儒学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一代徽商精英创业、创新的指导思想。所以这也决定了徽商的主要特征是“儒商”，徽商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形成了具有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风俗的“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公认、自愿遵守的商业行为制度为特征的“文化模式”。

四、徽商文化对古文化的历史影响

明清时期的徽商，凭借着自身雄厚的财力、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亦贾亦儒、亦官亦商的身份，他们的行为和活动对徽州以及他们主要活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蔡文龙认为徽商催生了徽文化，没有徽商就没有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