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一般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分配制度一般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分配多少，即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分配，即分配的程序方法问题。

当然，分配有一个前提，分配必须有分配物。

本节主要关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分配问题，对于农村的分配问题，主要是农民的劳动成果如何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

总体来讲，人民公社时期，分配的首要原则是国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集体相对优先，而对于个体农民只需要维持生存，并且很多时候连生存都是问题。

此外，对于分配的方法，不同阶段有所区别。

在大公社时期，主要采取集体食堂的形式；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阶段主要采取“工分制”形式。

首先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产品在国家、集体、农民个体间分配情况。

农产品分配给国家，主要是通过农业税和征购派购两种形式。

1958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征收条例》规定：“农业税的征收实行比例税制，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另外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地区规定的税率，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为了办理地方性公益事业的需要，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可以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

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纳税人应纳税额的15%。

”①从上述规定来看，农业税率是偏高的，但1961 年国家做出了调整，1961 年财政部出台了相关办法，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全国平均不超过10%，这一办法一直持续到1978 年。

“整个20 世纪50 年代，农业税率平均维持在总产量的10.5%左右，……到20 世纪70 年代末，农业税只占农业总产量的4.5%，实际征量也从1953 年至1957 年的平均1910 万吨减至20 世纪70 年代末的1380 万吨。

”②从上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税率是逐步调低的，一般占到了农业产量的5%左右。

国家对农业的攫取主要是通过强制性征购派购来实现的，征购派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制性，国家严格控制市场，农民只能和国家交易，并且国家还规定统购数量，农民必须完成；二是低价性，征购价远低于市场价。

农产品中国家占有的部分，农业税、征购派购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扣除了国家占有部分，余下的农产品在集体、个体间分配，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

大公社时期，主要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阶段，主要实行工分制。

“大锅饭”的推行，主要源于中央对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

“吃喝穿用不要钱，顿顿可吃四大盘”，就是当时对共产主义的描绘。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从形式来说，就是改变一家一灶的家庭模式，大家统一到食堂吃饭；从内容上来说，就是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

对于食物的来源，一方面，公社产出除了上交农业税和国家征购派购以外，全部截留到公社，不再分配给个人；另一方面，平调各高级社，甚至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资料。

所以，公共食堂实质上是对农民财产的一次再分配，截留公社产出，平调农民财产，然后再进行公社范围内的平均分配。

另外，公共食堂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对农民的控制。

“国家通过农业税、征购派购等方式拿走了绝大多数农村粮食，公共食堂垄断了几乎所有农村剩下的粮食，广大社员的生路几乎全系与食堂”。

①所有的粮食统一由公社掌控，农民稍有不符公社要求或违背公社干部意志的行为，后果就是没饭吃，各地常有此种情况发生。

工分制是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阶段实行的分配制度。

生产队的产出首先要上交农业税和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然后由集体留足“提留”，余下的部分再扣除“口粮”，最终剩下的实行按劳分配，即按“工分”分配。

农业税和国家征购派购前文已有分析，我们首先来看集体提留。

集体提留主要是指集体扣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的数量，要根据每一个年度的需要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一般地应该控制在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以内。

生产队可以在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一定数量的公益金，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不能超过可分配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

”除了以上提到的农业税、国家征购派购、集体提留外，再扣除来年的生产预留，余下部分才由社员分配。

社员分配部分是按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口粮制”，二是“工分制”。

对于“口粮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对于社员粮食的分配，应该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其他适当的办法。

不论采取哪些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切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①由此可见，所谓口粮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持社员的基本生存而进行平均主义分配的生存粮。

口粮制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人人有资格分得粮食。

生产队的每个人，不论是否参加劳动及其贡献大小，也不管每个人的资质高低，年终可按年龄和性别分得数量不等的一份口粮。

二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三是口粮在社员分配中的比例较高，全国基本实行所谓‘人七劳三’（口粮占70%，按劳分配占30%）的分配比例。

”②“口粮制”实际上成为生产队内社员分配的主要方式。

“工分制”③是人民公社时期体现按劳分配性质的一种分配制度。

“工分制”实行的主要原因是克服平均主义的激励不足问题，通过实行“按劳分配”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提高生产队劳动效率。

但由于农业劳动很难评价，各地“工分制”出现了多种形式。

首先来看确定工分依据和表现形式。

①“底分”形式。

这种形式是先根据社员的劳动能力、态度、表现等因素确定每个社员的“底分”，再由“底分”乘以劳动时间得到社员的“工分”。

②“定额记工”形式。

所谓定额记工实际上就是包工制。

具体做法是“根据各种农活的技术高低、辛苦程度和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等因素，先确定完成每种农活的定额，即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然后把农活包给作业组和个人。

”④③“包产”工分形式：把农业产量作为获取工分的依据，特定的农业产量代表特定的工分，把产量承包给农户，农户完成了产量就获得了相应的工分。

其次来看工分的种类和构成。

①队工：农民直接参加生产队范围的集体劳动而获得的工分。

②班工：生产队把一定的农业生产任务承包给一定的班去完成，班内再平分工分。

此外，工分种类还包括班误工、队误工、补贴工、畜牧工等。

“工分制”包括评工和记分两个过程，生产队建立有完善的记分制度。

生产队余留收入根据每个人的工分多少来分配，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工分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激励不足问题，“工分制”把劳动和收益割裂开来，社员只关注工分，并不在乎质量。

另外，出现了“负工分”⑤现象。

如果生产队亏损则由社员共同负担，通常根据工分确定亏损额，结果造成工分越多承担的亏损额也就越多。

人民公社时期唯一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工分制，在农业税、国家征购派购、集体“提留”、口粮制、干部工分补贴及其它误工、各种政治运动等因素的挤压下，使得工分越来越背离劳动的价值。

制度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还体现在提供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激励问题。

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及由人组成的组织，如何激励人努力工作，激励组织更新技术从而增加社会总财富，是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产权制度作为基础制度安排除了影响交易费用以外，还影响到激励问题，鉴于前文已有分析，这里的激励问题主要关注分配制度。

农民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农民的身体、技能特别是激励状况会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种子、化肥、技术推广等都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切资本形式中，作为劳动力的人是核心。

一切生产资料都需经过农民之手，在低水平农业发展阶段，直接参与农作活动的人的因素更为突出。

总之，“解释农业生产活动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①即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

1、农民的成本——收益分析农民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人首先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作出决策，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

劳动力是天然附着在农民身上的资本，劳动力的充分发挥必须是基于农民的自愿，加上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监督成本较高，任何外在强制都不足以保证农作活动的质量。

解决好农民的激励问题是农作活动的关键问题。

人民公社时期为了充分调动农民和生产队干部的积极性，也作出了相应的激励安排，首先来看生产队干部的激励措施：（1）思想政治运动。

包括前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制度化的政治学习。

（2）政治激励。

实行层次激励，即生产队任务完成好，大队干部受奖励；再由大队干部评小队干部。

年年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先进单位。

（3）职位升迁。

职位升迁一般有明显的三条路线，一条是同级单位内的升迁，一般遵循“生产领域——政治领域”这条路线，体现了“政治挂帅”主导地位。

另一条是向上级升迁，遵循“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这条路线。

还有一条是由农业领域向副业手工业领域升迁，就当时情况而言，从事农业生产就低人一等，且从事副业管理还有实质意义的收益。

②对于普通社员的激励措施，除了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外，主要是体现按劳分配性质的“工分制”，对于工分制下文将有分析。

上述的激励措施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利益的刺激是激励的核心问题，思想、政治手段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职位升迁的空间极为有限，村队干部激励的核心问题是“剩余索取权”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在下一部分分析；“工分制”受到多种因素的挤压，且存在重要弊端，对理性的农民而言，成本——收益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

土地改革中取得的土地所有权被国家收回，他们丧失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不仅如此，在建立人民公社过程中，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基本上都为公社所有，“以河南信阳地区为例，在并大社、转公社过程中，信阳地区对生产、生活资料采取如下原则进行处理：——所有土地、牲畜、家具、宅基地、矿山、工厂、鱼塘、河坝、山林和各项建设设备等生产资料，一律转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

——各小社现有的公共积累（包括现金、实物和储备粮等）统一上交人民公社分配使用，不准隐瞒或私分。

——原各小社所办的工业和各项副业生产，并入公社后，其现有的机械设备、副业工具、原料、成品、半成品均归公社所有，原社均不得动用。

——社员私有的房屋、小片林木、饲养的牲畜等生产资料一律转为公社集体所有。

——社员自留地，由生产队接受，统一经营，共同消费。

”①以上仅反映的是生产、生活资料，除此意外，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劳动投入量是很大的，从下表可以看出，浙北农村农民的劳动投入基本上是逐年上升的，其中，1979 年的用工指数比1962 年高出了90%。

农民不但要终日劳作，还失去了自由。

工分制、口粮制、户籍制把农民牢牢的控制在出生的那片土地上，并且具体农作活动收到很大控制，甚至连吃饭等家庭生活的也受到了极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