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帝国主义

“媒介帝国主义”和“数字鸿沟”——概念内涵及其时代意义的分析比较

摘要] 本文对两个重要概念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进行分析比较，一是风靡一时的“媒介帝国主义”概念，另一是随网络传播的发展而日显突出的“数字鸿沟”。分析比较的重点是三个方面：（1）关于“媒介帝国主义”概念“淡化”的历史阐述；（2）网络传播再次引发思考与讨论；（3）网络时代所造就的新特征。

[关键词] “媒介帝国主义”；“数字鸿沟”；社会历史背景

“媒介帝国主义”是一个60年代开始出现、到90年代又被重新间接地提起的概念。它的产生与媒介联合体凭借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资源，向全球进行渗透并施加影响有关，也与一个盛行激进主义的年代有关。围绕着这个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学界、政治学界以及相关的文化领域都曾开展过尖锐的大讨论、大辩论，方法上涉及意识形态、制度学、解释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方面。

90年代，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崛起和发展，信息宗主国、信息殖民主义、制信息权、尤其是“数字鸿沟”等新概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们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网络化社会中的技术可能性的不平等、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和信息传播的不平等，因此使得与“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相伴随的问题又有了新的时代特征，也特别紧迫地提出了考察这一概念从60年代到网络社会崛起过程中的演变、波动和文化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媒介帝国主义概念“淡化”的历史阐述

一般来说，“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从60年代末开始流行起来的，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在传播学史中，被称为美国最激进的批判学派的代表人，“是媒介帝国主义论题方面最为多产而广为人知的研究者之一，多年以来，他在这些方面的立场都能保持一致。”[1]他正是通过《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这一著作，明确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并作为重要的先驱者之一，探讨了美国的政治、军事集团与通讯、电视工业两方面力量的结合趋势，以及向外扩张、输出所谓“自由企业”的目的。

无论怎样，80年代中、后期以后，“媒介帝国主义”理论逐渐淡化，或“锋芒日见鲁钝”。

[2]按照当代批判学派代表人阿特休尔的说法：“很大程度上，着重传播媒介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占据了70年代的讲坛，到了80年代似乎开始消散。”[3]其中原因，除了在方法论上相继受到经验主义、文本分析和观众研究的批评和修正以外，还与社会历史方面的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思考。

第一、冷战背景的复杂性

在整体上，与“媒介帝国主义”这个词有着与短暂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特殊意义，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冷战的背景之下的。作为一种国际体系，冷战拥有自己的权力结构，也就是美国和前苏联及其同盟之间的均势力敌；冷战也拥有独特的运行规则——两个超级大国固守一方，各自维护着自己的核心影响领域；冷战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既促进了核武器的实质性进展，也唤醒了人类对于核威慑力量的认识和责任。

同时，在经济领域，欠发达国家开始关注国内工业的更新，希望利用通信卫星等先进的媒体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并因此将“信息非殖民化”的主张纳入到自己的政治要求之中。总之，冷战的主导观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其间又伴随着缓和，伴随着不结盟国家争取自身发展权、要求改善信息资源和传播途径的不平等状况的斗争。

另一方面，作为冷战的特色技术，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计算机和微型技术的迅猛发展，标志着信息工业的诞生，并产生了令人未曾预料的后果。它们最终与其他因素汇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系列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不仅刺激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进口技术、方法和新组织的实践活动，而且孕育着冲破“冷战思维”——亦即“媒介帝国主义”产生的主要意识形态背景——的动能。

在此意义上，“媒介帝国主义”的时间性和有效性越来越受到限制，以至于人们常常顺延过去的“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等语词的意义，将其适用范围特别锁定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的真空的瞬间反应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4]的那个短暂时期。

第二、组织机构的变化

相当时期内，“媒介帝国主义”的讨论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论坛，在它的名下，传媒产业、传播学界和相应的政府机构都卷入到所谓“信息传播新秩序”、“单通道”或“双通道”、以及“全球传播污染的主要来源”的争论之中，并在争论的过程中使之富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乃至成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媒介制度斗争的焦点所在。

推动这次辩论的力量来自不结盟国家，它以“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为旗帜，从不同层面对当时的传播秩序提出批评，包括南北间通讯设施的不平等和与之相对应的新闻资源的不平等。

虽然不结盟组织对“媒介帝国主义”现象的控诉、声讨态度基本一致，但是这个组织构成复杂，其中既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腐败的集权政府，也有大力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其运动态势又是逐渐地从尖锐的批判转向侧重于改革的建议，也就是说，返回到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这场运动的许多做法只是‘乞讨’，要求西方媒体缩减赢利性经营（同时得不到任何回报），要求西方政府只本着博爱精神为第三世界通讯事业的投资捐赠资金。确切而言，不结盟运动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5]或者可以说，当时发展中国家围绕“媒介帝国主义”的讨论以非常激进的批判态度开始，但作为国际论坛辩论的主题之一，后来在行为上则逐渐趋于缓和与妥协。

不仅如此，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论坛本身很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有着种种妥协态度，但是西方媒体不赞成争取“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的运动，并从80年代开始对这场运动及其支持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责难，理由是它干涉了新闻与信息的自由流通。结果，媒体的态度影响了政府的决策，“1985年美国和英国双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到惩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领导迅速地从世界新闻与通讯新秩序的争论和辩论中撤出，把与媒体有关的事仅仅限于建立基础设施和培训记者的范围之内。”[6]与此同时，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被置于一边，其中就包括“媒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问题，它们在一个公开的国际论坛上得到讨论、并得到处理通讯传播的全球机构的支持的那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