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发展概况

书法艺术发展概况

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因此书法起源于文字的产生，先秦书法为中国书法奠定了基础，统称为“大篆”。最早的夏代应该就有文字，但至今我们不得见其面貌。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学术界公认最早的文字。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主要记录占卜内容，其笔画纤细方直，结体自由活泼，布局参差错落，自然随意。西周不同时期青铜器上的金文体现出不同的风格，线条较为圆厚饱满、结字古朴、章法朝整齐方向演进，代表如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等。战国时期的石鼓文气韵古朴浑厚，属于由大篆向小篆变化的过渡的形态。

秦朝统一文字，以“小篆”作为官方文字，形体长方，用笔圆转，整齐规范，体现秦代霸业初兴的时代风貌，现存代表有李斯的《泰山刻石》、杨陵虎符。秦代权、量和诏版上的小篆体现古朴率真的民间风格样貌。

汉代篆、隶、草三种字体共存，多按功用区分使用。隶书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书体。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笔画拨挑明显，风格多样，有如代表“汉唐雄风”的《张迁碑》、典雅秀丽《曹全碑》、气魄宏大的《石门颂》等；汉代篆书，风格较秦篆开始由圆转趋向方正，代表有《袁安碑》、《袁敞碑》等；汉代草书源于日常书写，将隶书简化快写，简称“章草”。传说史游创造了草书；张芝，被誉为“草圣”。赵壹的《非草书》是目前可见到最早的完整书论，但内容主要是，贬低草书、反对超出实用价值的审美活动，可见当时有人不局限于实用，开始追求书法与生命的融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兼文字学专著，保留很多汉字原始字义，字头以小篆为标准。

魏晋南北朝是完成书体演变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各种书体均已出现且开始自觉的追求风格与创造。钟繇和“二王”揭开了书法史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影响后世历朝历代。南朝《爨宝子》《爨龙颜》为云南少数民族受汉文化熏陶而立碑，呈现有隶意的早期楷书样貌，方笔为主，古拙中带有灵动之势。现流传的龙门二十品更是魏碑中的精华，为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其中有19品保存在古阳洞，结字方正，笔画粗重，少有圆曲，代表如《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等造像记，其中始平公造像与诸碑不同的是使用阳刻法，锋芒必露、雄峻非凡。此外还有诸多碑刻、摩崖、墓志铭等如《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铭》《郑文公碑》等。

隋唐书法呈现出空前的兴盛气象，对前代既有革新又有创造，是楷书发展的鼎盛时期，确立了千余年来的“正书”法度。初唐书家有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薛稷。盛唐书家有颜真卿、柳公权，此二人有“颜筋柳骨”之誉。行书、草书在入唐以后急速发展，通篇意境、体式变化更大，运笔极速，追求书法的艺

术性大于功用，代表书家有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人称“颠张狂素”。《书谱》是孙过庭撰文并书写的书论文章也是历代书法名作精品，提出“古质而今妍”、“五合五乖”等著名书法观，奠定了书法美学基础，《书谱》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也相当高，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

五代时期连年战乱，书坛整体较为落寞，，但是杨凝式实现了唐至宋元的重要转折，其四件传世作品风格各异，如舒朗清秀、妙趣横生的《韭花帖》和狂草《神仙起居法》等

宋代书法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形成“尚意”书风，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强调书法的自我表现和书家自身的文学修养。在行草书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文人个性。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是宋代书家中的代表人物，史称“宋四家”。四家之外，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宋代最早的法帖《淳化阁帖》开启了宋代刻帖风气。

元代书法总体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但也出现赵孟頫、鮮于枢等名家，成就主要体现在真行草书方面，其中赵孟頫主张书画本来同，注重结字体态，代表作《汲黯传》、《妙严寺记》等

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沈度、沈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这和当时思想观念的开拓解放有关，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徐渭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抒情扬理。

中国清代书法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突出。大致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愤世嫉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在的生命和一种不可遏止的情绪表现。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复现。于此同时，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皇帝喜好影响，以工为尚，以能书邀赏，追求“乌、方、光”缺乏个性的楷书，又称“馆阁体”代表人物康熙的老师沈荃。清代中后期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成为清朝书坛的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纷纷用碑

意写字作画，是碑学中兴期。书法理论方面，傅山提出“四宁四毋”开拓了古拙苍劲的审美趣味，包世臣继阮元之后提倡北碑著有《艺舟双辑》，奠定邓石如的书坛地位。康有为著有《广艺舟双辑》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推崇南北朝碑学而卑唐，虽有失偏颇，但对当时积弱的帖学，有不捧喝之功，对近代书法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