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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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和他的“私企立宪制”

孙大午和他的“私企立宪制”

孙大午和他的“私企立宪制”作者:王晓慧来源:《新财经》2007年第03期孙大午尝试着用民主选举方式,解决家族企业的传承难题。

这种尝试和摸索,或许并非完全科学,但却不失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一种改变2003年“孙大午事件”之后,孙大午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的职位让给了二弟孙二午。

他现在的身份是集团监事长。

身份的变化使他得以从烦琐的日常工作中抽身出来,更多地思考私营企业的传承问题。

2006年12月16日,记者有幸参加了大午集团实施“私企立宪制”以来的第二届董事会选举,目睹了选举全过程。

这也是第一次实质意义上的选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届选举是过渡性的,15名董事均由孙大午提名推荐,算不上真刀真枪的选举。

第二届董事会选举有了实质性改变,候选人不再由提名产生,而是在企业内进行海选。

海选结束后,已经涌现出几匹“黑马”。

正式选举采取差额选举,竞聘上岗方式。

在选举中,几位年轻董事的当选不仅令人意外,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

员工直接选举企业高层领导大午集团“私企立宪制”的基本内容是:集团设立“三会”,即监事会、董事会和理事会。

监事会主要由家族成员组成,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无决策权,也没有任免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董事会由企业内部选举产生,行使企业投资等事宜的决策权,但无权干涉具体经营;理事会由集团内各分公司一把手组成,执行董事会决议,行使具体经营权。

这是记者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选举大会,参会人员都是企业员工,他们精神饱满,看起来对选举颇为上心。

记者注意到,孙大午虽然让出了董事长的位子,但主席台上的六个人中,他依然坐在正中间,而作为董事长的孙二午则坐在最外边。

很明显,主持大局的依然是孙大午。

选举前,在办公室主任刘国英指挥下,所有与会人员合唱了两首歌,《做一个勤恳实在的大午人》和《团结就是力量》。

虽然没有音乐伴奏,也没有舞台效果,但500多名到会员工却唱得十分认真,现场气氛格外真实、庄重。

接下来的竞选演讲给记者的印象非常深刻,每个候选人都以没有过多修饰的言语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孙大午 隐形冠军如何基业常青?

孙大午 隐形冠军如何基业常青?

孙大午隐形冠军如何基业常青?作者:李靖来源:《中外管理》2018年第07期今年4月份我们去英国,5月份回来,我发现英国天气非常潮湿和阴冷,始终见不到太阳,以前它有雾都,现在就算不是雾也是阴天,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基本上60岁以上的人容易得关节炎,中青年容易得忧郁症,连天气预报都很难预测天气。

可是为什么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历史上全世界的人会心向往之、趋之若鹜?因为它的制度好!“统而不治”是创造日不落帝国的关键英国的制度演变让人非常感叹,我觉得管理企业的心态和管理国家的心态几乎没什么区别。

英国的制度发展,最早在《大宪章》实施之前也是“家天下”,类似于我们的个体户企业,不需要什么宪不宪政,就是口含天宪,言出法随。

但“家天下”肯定创立不了日不落帝国,这个日不落帝国怎么来的呢?从“家天下”再往后发展,就是“家国天下”。

英国之所以发展成日不落帝国,是因为它的君主立宪制度非常奇特。

怎么君主立宪呢?国民去印度创立公司也好,去阿根廷也好,澳大利亚也好,这个公司都是英王给出钱,这个天下打出来都是英王的,但治理权在你们,谁打下来归谁治理。

简单的说这叫统而不治、联邦共和。

比如,英国的首相只能管英国那一块地方,管不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加拿大总理、澳大利亚总理与英国首相是平等的,他们对应的是英国女王。

但英国女王不管具体事情,她是名义上的元首。

所以,他们内部从来不打仗,这很厉害,如果内部不打仗,高层没有这种内耗,这个联邦就会一直向外发展。

所以在历史上,英联邦的面积曾经达到了110倍于英国本土的程度,太阳照到的地方总有英国的国土。

即使现在,英国女王还是16个国家的元首。

相比于家天下的“统、治一体”,既要能统又要能治理,君主立宪讲究的则是统而不治。

即使到了美国,仍然整体保留了英国的制度,只是把英国王室变成了宪法、大法官。

除了这一点外,基本没什么区别。

最好的传承是私有、公治、共享说到隐形冠军的传承话题。

传承无非是家业传承、企业传承,还有把企业变成事业的传承这三种。

历史剧本

历史剧本

历史剧本---------------孙中山回答中外记者问答(公管12:何偲,岑柱勇,程权,丘作为)地点: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新闻报告厅时间: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人物设定:孙中山、申报记者老吴、民报记者小张、广州记事报记者小胡背景(旁白):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新政府组建刚不久,在国内人们对于新政府还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于是孙中上召开记者发布会回答中外记者们的问题。

第一幕:记者小张:孙总统,你好。

我是来自申报的记者,首先想请问孙总统,政府一直在讲新政府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那政府会为人民带来哪些福利呢。

孙中山:我们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不仅结束了二百多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国,我们会为人民带来最大的福利就是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

我们中华民国人民一律享有人身﹑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和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

记者小张:总统先生刚才讲了许多的人民的权利,但那些人民权利说不定被一些掌权者一下令就废除了,这样一切不就成了空谈了吗孙中山:这点请大家放心,这些权利都已经被写进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了法律的保障。

而且我们国家将实行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组织原则。

依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我们将采用责任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院行使行政权力,参议院是立法机关,法院是司法机关。

而且,参议院拥有立法权外,有对总统决定重大事件的同意权和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

约法的增修修改,须由参议院议员 2/3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4/5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3/4以上之通过方可进行,以防止总统擅自修改变更约法。

这样三权分立的原则互相监督下就能有效的限制总统的权利了。

第二幕:记者老吴:总理您好,我是来自民报的记者。

目前,政府实行了一些剪辫的命令。

但留辫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了,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能说废就废掉呢?我想总理谈谈您的看法,谢谢。

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

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

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作者:谢泳来源:学者庄园来源日期:2001-4-16本站发布时间:2005-7-16 17:12:31阅读量:1188次一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朋友丁东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文革”民间思想概观》。

1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从主流思想之外,寻找民间思想的脉落,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主流思想以外,肯定有民间思想存在这一判断。

多年来我们还在以不同方式搜寻这方面的材料。

后来我们读到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2非常激动,虽然我们对民间思想的理解稍有不同,但我们共同的思路是要充分注意和评价,在专制时代所有不同声音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声音的传达方式和社会反映。

当时我们虽然主要做的是有关“文革”时期的研究,但我们的思路却没有仅仅局限于“文革”,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制时代,并非从“文革”始,它还有更长的历史,当时我们比较多的注意到了1957年的“右派”言论,特别是林希翎、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言论,一些不知名的“右派”上书,还有陈寅恪的旧体诗,张中晓的随笔和顾准的书信等。

由于材料的局限,我们当时较多注意了已经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和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

2001年2月到4月间,我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两个月访问研究,承中心主任熊景明女士指点,我看到了这里收藏的一套《内部参考》(1949-1964年),这是当年新华社为了解社会动态,逐日编写的一本供高层看的内部资料,由当时的参考消息编辑组编印。

我从这里发现了大量有思想价值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出自那些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因为这些超前的思考,肯定难逃专制时代的悲剧命运,而他们的思想,因为极少进入媒体,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早已被人遗忘。

看到这些材料,我感到有必要把他们重新介绍出来,供日后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民间知识分子,和我过去的理解稍有区别。

孙大午在金融管制中跌倒

孙大午在金融管制中跌倒

孙大午在金融管制中跌倒判三缓四的“牢狱之灾”,让孙大午成为了“挑战”制度缺陷的先行军。

一句“我无罪,但我服法”正代表了他的无奈,那也曾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无奈文本刊记者吕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孙大午都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一个带领农民创业致富的企业家,苦于融资无门,便自己开创了一种既能解决资金问题,又能使农民获益的融资模式,却触了“非法融资”的雷区。

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为孙大午案四处奔走,称此案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

他指出,孙大午表面上违反了我国金融管制的规定,但实际上,非但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那就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需要修订了。

就在孙大午案发的当年,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专门强调“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

2004年1月21日,河北出台了《河北省一号文件》,其中关于“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内容,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了改革和创新县乡级金融体制,鼓励发展农村中小企业信贷。

2005年2月,万众瞩目的《非公三十六条》正式出台,其中再一次针对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抹下重笔。

茅大师的话自然不无道理,“孙大午们”的敢为天下先,也许正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中国经济法制进程的一部分。

而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法约人为、人促法进”的良性规律也必将发挥更大的效应。

倔强的农民企业家1954年6月,孙大午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

这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乡村。

村里人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一直与贫穷相伴。

孙大午幼年时家境贫寒,儿时的贫困生活使他印象深刻,为摆脱贫困的动力激发了他的商业头脑。

他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倒卖自行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可属于“投机倒把”,是很严重的罪名。

孙大午事件

孙大午事件

尽管资产上亿,但他一直生活节俭,集团里最好的一部车——一辆桑塔纳是生产用的。他的83岁的驼背的父亲至今每天骑一辆三轮车,捡拾大午集团废弃的纸箱,老人家每天还去公司的食堂将扔弃的部分食物捡回来,喂他们老两口养的几只鸡。面对记者采访,老人家说不是儿子不孝顺,自己身体还好,看到那些扔弃的东西可惜,愿意干点活。
更麻烦的是税务纠纷。1997年7月到9月间,徐水县地税稽查局在大午集团查了两个月的帐后(临近农历八月十五节日)撤走,大午集团送给他们过节的礼物是每人一箱鸡蛋。10月28日,大午集团收到一个《限期纳税通知书》,载明“税款1389694.10元,限三天之内缴纳”。大午集团不知道138万元的税款由何而来,遂向徐水地税局有关领导咨询,答复说是估算出来的。
从一开始,资金就是个问题。孙大午夫妇和其他村民一道东拼西凑聚集了2万元启动资金,他们一边开垦这片荒地,种上果树、向日葵,一边用石棉瓦搭起鸡舍和猪圈,养了1000只鸡、50头猪。然而一年下来,只见投入不见效益,大家闹着要散伙。孙大午主张把别人入股的钱全部退还给那几户人家,自己承担全部亏损,从此他花更多时间和妻子一道开始经营这一片荒地。
买疫苗、饲养、销售等繁重的工作开始都是刘惠茹一人承担。正如很多民营企业一样,他们很辛苦,卫生条件也很不好——比如孙大午他们散养的鸡下的蛋可能沾上泥巴,刘惠茹在卖鸡蛋的时候需要用自己的双手把鸡蛋一个一个擦干净。
在八十年代,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有产品就有销路。有了许大午的参与,较为超前的的产销思路,使养殖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较好的效益。随后他们办起了一个日产500公斤的小型饲料加工厂,刘惠茹就走村串户的推销。由于他们很讲信用,在附近农民中口碑很好,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到了1995年,大午公司已经颇具规模,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第344位。1996年,大午公司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骨干乡镇企业”,孙大午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被推举为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保定市农学会常务理事。1996年10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中国当代历史事件述说_中国当代历史事件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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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历史事件述说_中国当代历史事件讲解中国当代历史事件一:中日两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日:日本国政府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の共同声明),简称中日联合声明(日:日中共同声明),又称中日建交公报,是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政府签署的一份联合声明。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 年9月25日至1972年9月30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1972年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

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双方的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

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

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

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当代历史事件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深入地融人世界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在21世纪迅速发展,大幅度提高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措施。

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

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

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和讯网:我听说您发展起来以后一度与政府的关系不太好,因为您不太懂得对政府意思意思。

孙大午:因为我在政府待过,也知道各种猫腻和潜规则。

我下来后,虽然行业搞的是养鸡、养猪、做饲料的行业,国家一直是支持的,那时候还是“菜篮子”、“米袋子”市长工程,各级政府都很重视“菜篮子”、“米袋子”工程,我做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支持。

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在下面很多却根本得不到支持。

确实当时也是转轨期,当你富了之后,村民们也有“红眼病”,“气人有,笑人无”是我们国家很丑陋的一种历史民俗,看到你这儿很红火,这个鸡也很挣钱,饲料卖的也很好,每天都来很多车,门口拉饲料的。

所以首先政府心里就不平衡,有的领导来了以后不是给你支持,而是想方设法从你这儿拿到点什么。

这些话一时说不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和讯网:我听说您和工商局还发生过冲突。

孙大午:和各个局都发生过冲突,工商局、土地局、税务局多了。

和讯网:还打过他们?孙大午:工商局那次冲突在一九九三年左右。

当时化肥只许供销社卖,不许民营企业卖化肥,我有很多土地,因为搞农业种了很多庄稼,和供销社的关系比较好,老去那儿拉化肥,拉的量也比较大,我们的工人、农民也有不少,都从这儿一块买,我们享受的价格就比较优惠,就从县供销总社拉化肥回来。

后来我说我们不直接经销,给你代卖可以吧。

他们供销总社就统一交给我们给他代卖,在十里八村,因为我们镇挨着107国道,有养鸡、养猪饲料门市部,加上卖饲料的服务部,就把几吨尿素放在那儿代卖。

工商局经济大队就打击假冒伪劣、违法的,经商的,没执照的。

他看到我们大道上有化肥卖就抓住了,把化肥拉走了,大概3吨多尿素,用汽车装走了,就卖掉了,而且把钱私分了。

和讯网:你们后来找他们要了吗?孙大午:找他要不给,说你这个不合法,你没手续。

说你经营许可证上没有经营化肥的权利,国家不允许民营、私营企业卖化肥,这是国家垄断的,你怎么能够卖。

我们说是代销的,他说你没有代销手续,我们说就给你开代销手续,他说不行,你当时没有,现在开不行。

孙大午的世间桃源

孙大午的世间桃源

孙大午的世间桃源作者:马海宽来源:《财经界·管理学家》2008年第02期起初每个人都会出发去寻找乐园,当他们找不到时,只好亲手创造他。

——乔治·肖伯纳有志不在年高。

孙大午儿时看到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十分辛苦,却连冰棍都舍不得吃、都吃不上,就“立志”长大以后多印一些钱,坐在飞机上往下撒……日月如梭。

1985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承包制的确立,已过而立之年的孙大午和妻子刘会茹终于有机会身体力行去追求自己儿时的那种“天上撒钱给大家”的梦想。

正像伟人设想的那样,孙大午也是通过带头致富来带动共同富裕的。

孙大午曾经写诗:“理想,共同富裕的理想,是历史伟人播下的种子,在我心里生了根!”从郎五庄养殖场,到大午农牧公司,再到大午集团,孙大午直接间接带领着成千上万的人奔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承认自己没能改变全世界,但也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孙大午夫妇从承包荒滩“憋闷疙瘩”开始改造世界,到2003年,大午庄园已初具“大午城”的雏形;同时,孙大午儿时的梦想也在茁壮生长……大午城,桃源梦孙大午发现,历史上的乡村社会,是个五行八作的社会,有开油坊的,开染坊的,开当铺的,开药房的,有小炉匠,小篾匠,教书先生,看病郎中,做小买卖的货郎……一群人住在农村,但不一定是农民,不一定种地,却实现了自给自足的安乐生活。

奥秘似乎在于循环发展,生生不息。

大午集团从最初种果树、种向日葵、养鸡开始,就在努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自觉不自觉地走一条“鸡生蛋,蛋生鸡”的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起初的种果树、种向日葵,看起来和养鸡并不搭界,可当时的鸡是散养的,可以捕食树下的虫子,鸡粪又可作肥料肥沃土壤。

反过来,将种果树和向日葵的所得收入,更多地投入到收益相对丰厚的养鸡业上,又推动了养鸡业的发展。

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孙大午根据自己企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这种私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交易成本与高运营效率,健康自由地成长起来。

孙大午的养殖业,从最初养1000只鸡增加到30万只鸡,根据需要发展了鸡选育、孵化业;养殖业的扩大又促进了饲料业的大发展;老母鸡产蛋率下降后需要合理淘汰,就发展出品公司加工成大午烤鸡;鸡粪制成沼气,成为能源;沼液、沼渣则成为优质的肥料用于农业种植……事情到此显然还远远没有结束,孙大午走得更远。

孙中山逝世前后的秘闻历史故事

孙中山逝世前后的秘闻历史故事

孙中山逝世前后的秘闻历史故事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他是国共两党都极力推崇和敬仰的辛亥革命先驱者,素有“伟人”之称,“国父”之誉。

他为领导辛亥革命而驰骋疆场的事迹妇孺皆知。

然而,孙中山逝世时发生的一些轶事至今却鲜为人知。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孙中山逝世前后的秘闻历史故事,欢迎大家阅读!孙中山遗嘱产生的经过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平政变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应邀北上,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由天津到达北平。

由于一路劳累,没到达北平便病倒了。

在北平,经各方精心治疗,孙中山的病情也没见好转反而不断加重。

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他的后事,请孙中山留下遗嘱。

最后,孙中山留下三份遗嘱,即《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

对于《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产生过程,后人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事先为其准备好了稿子,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签字的;一说是笔录孙中山在病床上的口授成稿;还有一说,是由孙中山口授要点,由别人在病床前整理而成的。

但根据分析,从当时孙中山的病情和心理状态来看,有关文件应是事先准备好,征得他同意并签字的。

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秘书黄昌谷就是这样回忆的。

孙中山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并经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孙科等人来到孙中山病床前,并请宋庆龄暂出病房。

汪精卫婉转地说,同志们要求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

孙中山沉默了一会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

”汪精卫等人则表示,他们不怕危险,不怕被敌人软化。

孙中山说:“那么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

悲愤“囚徒”孙大午:“水浒”式的农民企业家

悲愤“囚徒”孙大午:“水浒”式的农民企业家

悲愤“囚徒”孙大午:“水浒”式的农民企业家“我常常觉得这种屈辱和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自己。

”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三缓四”的孙大午,在事情过去9年后,依然无法释怀。

他垂着头,把弄着手里的手机,平缓的言语中流淌出不甘、无奈与悲愤。

“你想做个干净的人,你就做不成。

你想做个好人,你就做不成。

你非得把自己染黑,再把自己漂白;或者人家不把你弄脏,你自己得弄脏自己,这样你才能混下去。

这是我感到非常悲哀、悲愤的地方。

”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水浒”式的农民企业家,因为一场无妄的牢狱之灾,变得悲愤、无奈、缺乏安全感。

但也因为这场牢狱之灾,开启了他对西方法治的学习,对中国历史的反思。

不变的是,依然豪放的性格,依然将大午城的建设当成毕生努力的目标。

“水浒”式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并不把面前的摄像机当回事。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过程中,以摄像师的立场来看,显然他并不怎么“配合”——半眯着眼,自顾自地泡茶,喝茶,咳嗽,抽纸,擦汗,甚至擤鼻涕“领导接见时他也这样。

”离开大午集团时,孙的秘书给我们解释说。

虽然创办企业已近30年,被称作企业家的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豪放。

从河北徐水县城搭车前往大午集团,有些颠簸的柏油路旁,麦田正绿油油地抽穗。

电线杆和民房墙上,不时地出现大午的广告:“大午饲料,常年大量收购玉米小麦”、“大午牛(饲)料,真牛!”30年来,大午集团深入到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当中。

司机告诉我们,周围的农民很少出去打工,农闲时就去大午集团干活。

而直白、利落的广告语,就像孙大午本人。

《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同时,大秤分金银——“一个人富不算富,有本事把整个村庄富起来,把这一带富起来。

”而这,也是他提出建设大午城的初衷。

他有过水浒英雄般的草莽经历。

“我9岁就去做买卖,十几岁的时候就搞过经营,也偷偷摸摸地搞…投机倒把‟。

”9岁的孙大午做的买卖是,去地下赌场里叫卖瓜子和烟卷;而十三四岁时,还曾徒步到二百里外的北京倒卖自行车;从部队转业后,则与人合伙雇用货车贩猪,赚到了不少钱。

孙大午北大演讲全文备考复习

孙大午北大演讲全文备考复习

[保留] 孙大午北大演讲全文【转载】作者: 发表于:2003-11-15 21:51:40【】【】【】【】孙大午北大演讲全文:可怜的天下农民*%*转自搜狐星空论坛编者按:孙大午先生的大午集团日前因为非法吸纳公众存款,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但在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是否可以客观评价孙先生以及大午集团的历史功过呢?我不止一次说过,大午集团无罪,而且还有功,有罪的是中国银行业以及中国日益坐大的官僚主义。

中国的银行是垄断行业,而且是受行政支配的,而今天已经变成中国最黑暗的行业之一;中国各级地方官僚也已经变成经济发展的拦路虎,相信今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衡这种强大阻力,遭遇这种阻力而能生存的任何人都不一例外地选择了妥协和成默,而只有孙先生敢于吐露真言,他的直言为他个人带来了灾难,但愿他能够以此唤醒国人,让我们直面官僚主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早日破除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冰。

——————————————————————————————————————————————孙大午于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楼报告厅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个神圣的、令人向往的地方,尤其对于一个农民。

我今天感到非常激动,我为北大这种思想学术学风的开放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能让一个农民或者一个私营企业主坐下来讲一讲心里的感受,不管我讲得好不好,这本身就有特殊的意义,就是一种象征,因此我为北大感到骄傲。

我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对我也不要有过高的要求,因为我现在毕竟是一个农民。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就是解读三农问题,主要是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第一,我要谈谈目前流行的一些主流提法。

首先说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好多年了,一开始是"两高一优"农业,高产高效优质。

实际结果呢?是高产没有高效,优质没有优价。

国家提倡产业结构调整,好像就是种菜种果树,农民大量地种,种菜据说现在全国种到了2 . 5亿亩,人均达到二分菜地,今年的统计数字说是4 . 4亿吨,占全世界蔬菜产量的7 6 %。

孙大午的新困惑

孙大午的新困惑

孙大午的新困惑作者:郜仲来源:《中国经济信息》2010年第21期较为融洽的政府关系也让孙大午选择了配合工程施工,但是让他感到窝心的是,土地补偿款的问题却一直解决不了。

著名法学家江平说,孙大午遇到了和当前全国诸多农村土地承包大户征地补偿纠纷一样的问题,目前在法律和政策上都属于空白地带。

孙大午在考虑:自己还要不要配合那条路过大午集团高速公路的建设施工。

这条高速公路名叫荣乌高速,从山东的荣成直至内蒙古乌海,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十三纵十五横”中一条东西干线,贯穿河北全境,也正好经过大午集团所在的保定市徐水县境内。

但是被占地225亩的大午集团,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征地补偿,这让孙大午怎么也想不通。

“按照河北省的相关文件,我应该能得到80%的土地补偿款。

”他对记者说,“但现在只给了地上附着物的赔偿,征地补偿款分文未给。

”对方给出的原因是大午集团并非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人。

事实上,这些土地当初是大午集团从国营保定农场手中承包租赁而来,租赁期为30年,还有16年才到期。

14年间,大午集团整理土地、打井、办电等共投入一千多万元。

近些年已经开始产生可观的效益。

但是,相关方面选择了把全部土地补偿款支付给了保定国营农场。

“我们承包了30年却不是使用权人,这是什么道理?实在难以接受。

”孙大午说,“这样的事全国不知有多少?另外国有资产居然不属于国也不属于民,到底属于谁?”一条高速路带来的纠纷全长1820公里的荣乌高速,现在山东、天津境内线路已经完全贯通,而天津到河北徐水县也已经完成,大午集团所处的路段正是预计2011年10月竣工通车的徐水至涞源段,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工建设。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属大午集团承包的土地早已经被清理完毕,目前工程施工方高碑店汇通路桥有限公司正在加紧施工,高速公路的形态也已经初步显现。

“我之所以同意他们开工建设,是因为这条高速本身对大午集团是有利的,修好之后会在大午集团附近有个出口,到时候大家再来大午集团就方便多了,下了高速一公里就能到。

孙大午的案例

孙大午的案例

1995年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 1996年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骨干乡镇企业;2005年被中国 工商联等四家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第66 位;2005年集团全面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大午产品连续两次被评为“河北名牌产品”,2005年大午牌商 标被河北省工商局认定为“河北省著名商标”。
孙大午的企业理念
私企不姓私
• 从1992年,集团董事长就提出:私营企业不姓私,私营只 是一种生产经营形式,它创造的是社会财富。
• 要求公司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不做致富型、生活型 的人,要做事业型的人。提倡领导干部敢担责任,谁负责 谁就是老板。 • 教育全体员工,有权有钱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 生价值。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劳动、是知识、是奉献。
案件过程
1995年,在企业发展急需资金时,由于银行贷款未果, 孙大午转而向员工亲朋和附近村庄的村民募集资金。从 1996开始,大午集团先以“职工入股”的方式融资,后来 逐渐从职工扩大到了邻村的村民。先后有4000多人把钱借 给了大午集团,累计1.8亿元,但孙大午有借有还,使公 司的借款余额大致稳定在3000多万。孙大午的集资行为引 起当地金融监管机关—徐水县人民银行的注意,多次责令 停止吸储,未果。2003年5月,徐水县公安机关以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拘捕了孙大午,查封大午集团;随 后,当地政府工作组进驻大午集团,清理、清退公众存款。
所有权:家族(继承制)
决策权:董事会(选举制)
经营权:理事会(内阁制)
监事会(继承制):监督 董事会、理事会
大午集团的“君主立宪制”与监事会制 度
2004年11月,孙大 午开始试行其所提出的 “私企君宪制”。按照孙 大午的解释,“私企君主 立宪制”这一机制的核心 是:企业在产权上被分解 为三部分,即继承权、收 益权、处分权。继承权和 收益权主要用以保障后代 享有继承和享受医疗、教 育及基本收益,使他们能 体面地生活在社会上。

《许克祥回忆录:马日事变》

《许克祥回忆录:马日事变》

许克祥"马日事变"回忆录自民国十五六年间共产党的毒素渗入湖南以後,於短短的时期中,在湘省各地尤其是长沙城,建立了许多非法武装组织,如:农民协会的「赤卫队」,工会的「纠察队」、「妇女队」等,斗争屠杀,无所不为,把整个湖南社会的秩序弄得极度的恐怖。

其所以酿成祸乱的最大原因,就是由於当时主持湖南省政且握有军权的唐生智在暗中放纵扶持。

唐氏自蒋介石总司令由广东北伐、攻克衡阳後,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可是唐之为人,天生反骨,狂妄成性,从不知革命为何物,当时对蒋总司令不过阳奉阴违,而与共产党分子则暗中勾搭,搞风搞雨。

随後,宁汉分裂,武汉政权派唐为北伐军总司令。

唐利欲薰心,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其本人盘据武汉,而其所主持的湘省政权,则派其部下张翼鹏与周斓先後代理。

张周都是唐的幕僚,虽明知唐扶植共产党的行为不当,但扬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盘据湘省的共产党,抓着这个机会,藉着「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口号,毫无顾忌的乱干起来。

长沙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等,在这种情势下,很快的便组织起来。

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距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产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

这不过仅是举其一二个事实以为佐证,其余被共产党枪决活埋的良善人民,实在无法统计。

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决心铲共访问各阶层在这样极端恐怖情况之下,笔者个人虽早有铲共的决心(笔者当时任团长),但对於大多数人的心理,还没有十分了解;且共产党喊着「解放农工」「替农工谋利益」等等骗人的口号,究竟农工分子的反应怎样?我急须寻求明白。

所以我从民十六年二三月间起,常利用各种人事关系,於治军之余,向社会作民众心理测验的工作。

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解放前的抢房运动

解放前的抢房运动

42|《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8期|总第90期解放前的抢房运动文|李开周解放前流行过这样一个段子:说是小明在深夜里走路,听见地底下传来呼救声,仔细一瞧,原来有人掉到下水道里去了。

小明说:“你别慌,我可以救你,但你必须回答我几个问题。

”呼救者连连答应。

小明问道:“你买房了没有?”呼救者说没有。

小明又问:“那你租房了没有?”他点点头。

“好吧,快把地址告诉我!”于是那人老老实实报告了他所租房屋的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

小明大喜,也不救人,撒丫子就跑,一直跑到那个人租房的地方,敲开二房东的门,气喘吁吁地说:“你们这儿有个房客掉沟里了,估计明天就要死,请把他那间房子租给我吧!”二房东笑了:“您来晚一步,把他推进下水道的那位先生刚才已经跟我签过租约了。

”这个段子在新中国成立前肯定传播甚广,因为我既在《申报》副刊上见过,也在1946年的《时与潮》杂志上读到过。

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地反映了解放前中国大陆住房供应严重短缺的事实。

当然,段子是虚构的,有夸张成分,不能当历史看。

要想弄明白解放前的住房供应是不是真的紧张,还得看看当时的新闻报道。

1946年12月21日,《时事公报》第二版是这样报道的:“现在各处都闹着房荒问题,而愈大的都市则愈甚。

”什么是“房荒”?就是指住房供不应求,老百姓想租房却租不到,或者能租到但是租不起。

1947年12月5日,《大报》第四版写道:“通都大邑,房荒极为严重,公教人员及薪水阶级最受威胁……国民政府特制定房屋租赁条例,凡可供居住之房屋,现非自用,且非出租者,该管政府得限期一个月内命其出租。

”相对于老百姓的居住需求来讲,市面上的住房供应实在太少,所以政府不得不出面调控,强迫家有余房的业主尽快把房子租出去。

1948年3月10日,《西北时报》第三版写道:“战祸连年,难民纷纷集中都市,天津房荒问题非常严重。

”这是解放军进军东北,东北老百姓前往天津逃难时的情形。

1949年2月9日,《宁波日报》第二版援引国民党中央社的电文:“自政府南移办公后,广州市民骤为增加,房屋租赁问题甚为严重。

更好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

更好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

更好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作者:韩喜平来源:《新长征》 2014年第4期韩喜平民生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命题,为我们探讨和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通过对这一命题的分析可知:政府和市场在解决当代中国民生问题方面各自存在着特定的职责,两者各自存在相互依存的优势和劣势。

因此,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张力关系中的动态平衡问题。

一、重新认识市场与政府关系视角下的民生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民生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低;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安全依然存在问题;第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内部还存在着利益分配的正义问题。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提出的民生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物质财富不充足;自然生态环境不安全;社会分配不完全正义。

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民生问题的基本内涵。

首先,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低。

一方面,着眼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相对落后的,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因为中国的经济起步比较晚,原有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而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历史,我国到上个世纪80 年代才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差距。

因此,虽然当代中国的GDP 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这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另一方面,着眼于中国人口数量和规模,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完全地解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匮乏的问题。

也就是说,虽然改革开放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 和消费水平仍然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因此,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数量仍然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

重温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重温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重温孙中⼭先⽣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重温孙中⼭先⽣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标签:孙中⼭ 2011-05-29 10:42我们说满清政府,⽽不说中国政府,这是有意识地这样说的。

中国⼈现在并没有⾃⼰的政府,如果以“中国政府”⼀名来指中国现在的政府,那么这种称法是错误的。

这也许会使那些对中国事务不熟悉的⼈感到惊异,但这乃是⼀个事实--是⼀个历史事实。

为了使你们相信这⼀点,让我们向你们简单地叙述⼀下满清王朝建⽴的经过吧。

满洲⼈在与中国⼈发⽣接触以前,本是在⿊龙江地区旷野中飘泊⽆定的游牧部落。

他们时常沿着边界侵犯并抢劫和平的中国居民。

明朝末叶,中国发⽣⼤内战,满洲⼈利⽤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蛮族⼊侵罗马帝国的同⼀种⽅式,突然袭来,占领了北京。

中国⼈不⽢⼼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进⾏了最顽强的反抗。

满洲⼈为要强迫中国⼈屈服,便残酷地屠杀了数百万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民,其中有战⽃⼈员与⾮战⽃⼈员、青年与⽼⼈、妇⼥与⼉童,焚烧了他们的住所,劫掠了他们的家室,并迫使他们采⽤满洲⼈的服饰。

据估计,有数百万⼈因不服从留发辫的命令⽽被杀戮。

⼏经⼤规模流⾎与惨遭虐杀之后,中国⼈才终于屈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

满洲⼈所采取的次⼀个措施,就是把所有涉及他们的对华关系与侵华事实的书籍⽂献加以焚烧销毁,借以尽其可能地使被征服了的⼈民愚昧⽆知。

他们⼜禁⽌⼈民****聚会以讨论公共事务。

其⽬的乃是要扑灭中国⼈的爱国精神,从⽽使中国⼈于经过⼀定时间之后,不再知道⾃⼰是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

现在,满洲⼈为数不过五百万,⽽中国⼈⼝则不下四万万,因此,他们经常害怕中国⼈有⼀天会奋起并恢复其祖国;为了防范这⼀点,已经采取了⽽且还正在采取着许多戒备⼿段。

这⼀直是满洲⼈对中国⼈的政策。

西⽅⼈中有⼀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本性上是闭关⾃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个对外贸易的⼝岸。

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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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口述历史: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因由和讯网:我听说您发展起来以后一度与政府的关系不太好,因为您不太懂得对政府意思意思。

孙大午:因为我在政府待过,也知道各种猫腻和潜规则。

我下来后,虽然行业搞的是养鸡、养猪、做饲料的行业,国家一直是支持的,那时候还是“菜篮子”、“米袋子”市长工程,各级政府都很重视“菜篮子”、“米袋子”工程,我做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支持。

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在下面很多却根本得不到支持。

确实当时也是转轨期,当你富了之后,村民们也有“红眼病”,“气人有,笑人无”是我们国家很丑陋的一种历史民俗,看到你这儿很红火,这个鸡也很挣钱,饲料卖的也很好,每天都来很多车,门口拉饲料的。

所以首先政府心里就不平衡,有的领导来了以后不是给你支持,而是想方设法从你这儿拿到点什么。

这些话一时说不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和讯网:我听说您和工商局还发生过冲突。

孙大午:和各个局都发生过冲突,工商局、土地局、税务局多了。

和讯网:还打过他们?孙大午:工商局那次冲突在一九九三年左右。

当时化肥只许供销社卖,不许民营企业卖化肥,我有很多土地,因为搞农业种了很多庄稼,和供销社的关系比较好,老去那儿拉化肥,拉的量也比较大,我们的工人、农民也有不少,都从这儿一块买,我们享受的价格就比较优惠,就从县供销总社拉化肥回来。

后来我说我们不直接经销,给你代卖可以吧。

他们供销总社就统一交给我们给他代卖,在十里八村,因为我们镇挨着107国道,有养鸡、养猪饲料门市部,加上卖饲料的服务部,就把几吨尿素放在那儿代卖。

工商局经济大队就打击假冒伪劣、违法的,经商的,没执照的。

他看到我们大道上有化肥卖就抓住了,把化肥拉走了,大概3吨多尿素,用汽车装走了,就卖掉了,而且把钱私分了。

和讯网:你们后来找他们要了吗?孙大午:找他要不给,说你这个不合法,你没手续。

说你经营许可证上没有经营化肥的权利,国家不允许民营、私营企业卖化肥,这是国家垄断的,你怎么能够卖。

我们说是代销的,他说你没有代销手续,我们说就给你开代销手续,他说不行,你当时没有,现在开不行。

就给你没收了。

和讯网:这似乎就是在故意刁难。

孙大午:没收。

而且就是没收也没有给任何手续,我们跟他要不回来,县供销社就跟我们要钱,我们说化肥让工商局拉走了,我怎么给你钱,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债的关系。

这个解决不了我们就找政府协调这个事儿,让工商局把这个钱拿出来,退回来,至少退给供销社,大午是给你代卖的。

但是那化肥早卖了,而且他们早就分了,私人分到手里去,而且花了。

而且他们想处罚我们,让我们再出这笔钱,把这个钱还上,所以他经侦队的大队长就带了六七个人来大午农牧公司,说是执法,开了一个212吉普车来的,说你没有手续,罚款3万元。

我说你们是土匪,把东西抢走了还要罚我们款,就跟他理论。

但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他的理由就是你当时没有代理手续,补手续不行,跟他们说不清,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和讯网:就是成心刁难?孙大午:说不上是刁难,刁难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太轻了,要说他们是土匪一点都不差,骂他们是官匪也一点也不差。

你怎么能抢呢?抢了又怎么能分了呢?就是没收也得归国家。

因为我周围也围了十几个工人,嚷起来以后我说把他们的衣服扒了,什么执法的,是土匪,扒他们,揍他们,把他们工商制服扒了以后把车扣了,把他们轰走了,我说看你怎么弄。

有时候我想官逼民反历来也就是如此。

和讯网:后来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呢?孙大午:后来这个事情我也没给供销社钱,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给工商局要求,后来公安局来了一个副局长要车,我们俩当过兵,认识,说了这个事情,我就把这个事情过程说了。

他说你有理也不能打人,我说我也没打,只是轰他们走,谁打他们了,也确实没打,可能推推搡搡有几下,我说他们做得太过分。

他说你让大家都下台,把车开走,拿2000元,象征性地罚了2000元。

我说行,罚2000元吧。

就当做一个治安事件,我们这儿就了了,罚了2000元,他们车就开走了。

那个经侦队长也就调离工商局了。

很多不这样处理,像这样的干部就应该处理他,调离工商队伍是对的。

和讯网: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似乎是为公众的事情?孙大午:所以后来我一直想这个事情,很多地方发生如此类似的地方,很多“刁民”也像我一样,我说暴利抗法,没有刁官哪儿来的刁民,刁民是被恶政、刁官逼出来的,你抢了人家的东西,还不讲道理,卖了以后还要罚人家,土匪都不会这么干。

过去土匪会这么干吗?你把别人的东西抢走不给也就算了,你还要处罚我。

后来我在想这个事情,很多刁民就让这些刁官、恶政逼出来的。

和讯网:听说你与政府发生了不少冲突,包括告过税务局?孙大午:税务局那个事情实际也很可笑。

总说我们依法征税,实际下面不是这样,而是根据他们需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如果他们的日子好过,财政好过就少征一点,日子不好过就多征一点,税法在他们那儿简直就是个面团。

税靠什么,以法计征,以账计征,但实际不会这样征税。

和讯网:当时在对大午集团征税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孙大午:那是1995年、1996年,他们来查税,地方税务局来查。

当时已经分为国税和地税。

一年查税查4次,1次查三个月,也就是说几乎一个农牧企业就住着税务局的人员,真是常年在那儿查。

那是八月十五,他们查了一个多月的税,也查不出什么来。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产业简单,就是养鸡、养猪、有饲料。

不像我们现在还有酒业、三产、温泉渡假村,那时候没有,很简单。

他们就住这几个人给你查,把账都翻烂了,然后里查外调。

后来我在北大演讲说你们花那么多力量就能征那么一点税,为什么不免了这个农业税?后来在2003年我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就提过这个,什么费改税,都免了农业这点税吧。

不就几百个亿,后来不就免了吗?我记得1995年秋天他们在这儿查,查不出问题来,八月十五他们回家,我们当时有个集团的副总走的时候给他们一人一盒烟,好像石林烟给了一盒,给他们几斤鸡蛋他们走的,显然这个东西很小气,可能是5斤鸡蛋。

回去以后过了八月十五他们不来了,就下了一个处罚通知书,限大午集团交税138万,这138万也没有说为什么要拿这么多,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当时我就协调这个问题,找税务局的税政股长、副局长、局长,那个局长我也知道,我说到底怎么个问题就要拿138万?他说你先拿了再说。

我说拿了再说这叫个什么事儿?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拿这么多,反正上你那儿查的。

我说这个事儿我不能拿。

这个事情就僵了,他们就封了我们银行的帐号,我就起诉他,这个行为可以起诉他,封我帐号。

政府来了个副县长来协调,让我撤诉,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块儿解决,企业和税务局要搞好关系。

我就撤诉了,这个事儿就不提了。

但是过了半个月,保定市地税局稽察局长带着一帮人马过来要查大午集团。

我觉得很奇怪,保定市25个县市,一个养殖农牧企业怎么就惊动了你们保定市稽察局?他们说我们在各县例行抽查,就抽查到你这儿了。

我说抽查什么?他们说帐务、纳税问题。

很显然,一看就知道他打击报复,他有那么多事儿不做,你只是一个养鸡和养猪的,他们又知道国家政策鼓励这一块。

那么就让他们查吧。

然后他们说你有138万的欠税问题需要核实,来查。

怎么来弄这个事儿呢?他查的是,大午集团的建的公园、修路、学校要纳投资方向调节税。

养猪、养鸡这些项目不纳投资方向调节税,因为养猪、养鸡这是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国家支持,但修路国家没说支持你,你建公园没说支持你,你建学校没说支持你,那就要纳投资方向调节税。

我说我不认可这个事情,国家有产业政策的,这个修路我是为了大家使用,大家没有出钱,你还叫我纳税,这本来就应该是国家要做的事情。

我说我建一个公园,是在一个荒地上建的,那时候人已经不少了,有600、700工人了,我说这个地方总得有个活动场所。

另外学校很缺,我自己的人也要在这里上学。

我说这个事情要么我就要告你,要么你就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如果国家税务总局说让我纳,我再纳投资方向调节税。

因为投资方向这个产业政策上他是不清楚的,没有说投资方向建学校是错误的。

当时是1994年建的技校,1998年建的大午中学,而这一折腾是在1996年到1998年的时候。

他们请示了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于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纳税问题的批复”,那个批复明确指出,大午集团建的技校、公园、修路不纳投资方向调节税,这样我就轻松了。

这个税他们征不了了。

没法子他们就查10年的历史,我们当时有几个公司,有种禽的,教育学校的,饲料的,农业公司的,查了几个,最后纳税16.5万,查了3个月。

我说不对,根据税法应该查3年,怎么查到1992年的时候,他们从1998年查到1992年,接近10年,我说你怎么能查这么长时间的税呢?他们说根据税法规定,大案可以查10年。

我说什么叫“大案”?他们说就是偷漏税10万以上的。

我说偷漏税10万以上的是指独立的法人,我说我种禽公司是独立的,学校是独立的,饲料公司是独立的,农业育种公司是独立的,你为了把这个东西拐在一起凑成一个16万,凑成一个大案。

你这个说不过去的,分开独立法人就凑不成大案,查3年我根本就不欠。

再说1994年以前国税和地税合并的,穷极查到1994年,已经分家了,地方税务局查地税就行了。

还是那句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说税法是我们解释的。

所以我研究这些法律,法律是部门法,还是他们立,他们执行,他们解释。

这个事说不清楚,后来他们一个副局长出来说大午你认了吧,这16.5万还不够我的汽油钱呢,你息事宁人吧,在会议室也是谈了半天,休息的时候那个副局长劝我,我说行那我就认了16.5万。

后来第二场谈的时候我就签了字,说同意,罚16.5万,毕竟相比138万,最后16.5万给他就算了。

吃饭的时候那个局长和我散步,在去厕所的路上他说有话跟你说,这16.5万你承认交这个事儿,算你认了,你签字了,但是我没有罚你的滞纳金。

我说罚滞纳金是什么意思?他说滞纳金按千分之二还是千分之之多少,说滞纳金比16.5万要高,比这个多拿的多,你要考虑。

我当时脑子一蒙一炸的,说这叫什么事儿?这16.5万本来就不认,你认了以后马上就出来一个滞纳金问题。

而且1992年陆续给你算滞纳金,也就是说孩子比娘大。

他告诉我,让我考虑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吃饭下来再说吧,所以那天中午我煮的面条,吃的几碗面条,没有奉承和招待过,一人吃了一碗面条他们就走了。

这时候很多人就说,大午你得活动活动,你得去他们家走走,拿5万元就摆平了。

我总觉得有口气难出,138万是错误的,16.5万也是错误的,你还要罚滞纳金,我要拿5万元送礼我显然就不想做这个事儿。

结果10天我没有去,保定市稽察局就罚了一个限大午集团10天之内纳16.5万元的税金,滞纳金33万元左右,一共合计55万。

一看到这个事儿我就炸了,我不可能再给他纳这16.5万元的税,我就写了一个东西,写保定市地税调查局打击报复,横征暴敛,然后我把这个东西交给稽察局长,说你看看,这是准备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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