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论唐诗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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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论“暝色起愁”

钱钟书论“暝色起愁”《管锥编-毛诗正义》札记之二十九文/周敏《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二十九则《君子于役》，副标题为《暝色起愁》。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鸡栖于桀，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以上是钱钟书对《诗经-君子于役》一诗的节录。

（《君子于役》全诗如下：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曷至哉？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鸡栖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我猜想，这原来就是钱钟书读书时的摘录，他写《管锥编》时直接抄下来的，所以和《诗经-君子于役》原文不同。

钱钟书此则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君子于役》的诗旨，另一个是关于《君子于役》的闺怨黄昏意象（暝色起愁）及其源流。

【诗旨辨正】关于《君子于役》的诗旨，钱钟书主要提出顾炎武的误解加以讨论，指出了其误解的原因，提出了正解，说明了辨正的理由。

《君子于役》诗见上。

那么，《君子于役》的诗旨是什么呢？钱钟书首先抬出了顾炎武的见解：“按《日知录》卷三论此诗，谓古之‘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夕是‘当归之时’，是以‘无卜夜之宾，有宵行之禁’，及夫德衰邪作，长夜之饮，昏夜之乞，‘晦明节乱矣’。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著作，他在这本书中论此诗说，古时候“君子日落时就回家吃饭睡觉”，日落是当归之时，夜间没有宾客往来，路上实行宵禁，后来，人们道德下滑，日落不归，喝酒寻欢，偷鸡摸狗，昼夜颠倒。

意谓《君子于役》是思妇怨夫日落不归。

这是顾炎武对《君子于役》诗旨的看法。

钱钟书对此持否定态度。

钱钟书指出，君子在外服役，有多种可能，不止一端。

有士卒戍边远征者：击鼓南行，零雨西悲；有使臣奔走王事者：六辔驰驱，四牡騑嘽；有马夫随军劳顿者：王事靡盬，仆夫况瘁。

凡此种种，都不可能如种田农夫那样，天天早出晚归，但是也经常昼动夜息。

问题是，顾炎武为何置种种可能于不顾，偏偏认定君子是能归不归并由此认为《君子于役》的诗旨是讥刺时风日下，道德沦丧呢？对此，钱钟书结合顾炎武的生平思想和学识，以敏锐的眼光，判断他是“意有所讽，借题发策”，以至于不怕别人误会他论诗差池。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作者：乔艺来源：《卷宗》2019年第31期摘要：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提出“诗分唐宋”深刻含义的新辩之论。

而《宋诗选注》又提出了“六不选”标准。

这些都代表了他对艺术理论以及作品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即文艺作品最必要的成分便是具有审美价值，否则它就失去了作为艺术的存在意义;这一审美价值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运作和谐的，进而能经受时代的检验、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

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钱锺书先生一以贯之地以文本的艺术分析为核心，将美学思想与哲理、感悟和思辨相统一，深刻揭示了治学之道与严谨的审美批判标准。

关键词：宋诗选注;谈艺录;标准1956年，钱锺书先生开始了宋诗的编选工作，在当时，编选宋诗要比唐诗更为繁杂，清代人已遴选有《全唐诗》，而宋诗在当时却没有普及型的全本。

此外，宋诗的数量之多与版本之冗杂也使编纂更为繁复。

钱锺书先生融汇古今，用两年心血编集成《宋诗选注》。

时隔几代，《宋诗选注》仍然对于普及与研究宋诗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诗选注》依据钱先生的“六不选”标准，以及当时社会上“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的风气，选出了80家共375首诗作。

在这些诗作中，绝大多数为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宋诗选注》的写实性，也表达出钱锺书先生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谈艺录》作为钱锺书先生早期的重要著作，并非专论宋诗，但其中却涉及到很多宋诗研究的重要命题。

仅在书中开篇，先生便提到诗分唐宋这一论断：“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1]自宋代以来，因诗歌创作明显区别于“唐音”，便有了关于唐宋诗的辩论。

清人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2]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

”而钱锺书先生在文章开篇便为宋诗划分了自己的界定：“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之诗分唐宋，不以时间的先后为界限，而以各自的特征作别，因而“唐宋”二字也并非唐朝与宋朝之简单的朝代区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浅谈宋诗的理趣美

浅谈宋诗的理趣美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诚如此言，宋诗喜欢议论，喜欢在诗中谈论哲理。

但许多宋诗在阐发道理时并非只是空洞枯燥、淡而无味的说教，而往往是寓之于形、伴之以趣，融形、理、趣于一体，从而使宋诗呈现出独特的理趣美。

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

这个说法是宋人先提出来的。

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一文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

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

”包恢认为凡“状理”好的诗，必能做到“理趣浑然”。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当推苏轼的七绝《题西林壁》：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七绝从横侧、远近、高低的不同视角去描绘庐山峰峦重叠、变化多姿的景色。

作者用庐山面目随人的现象，启发人们观察事物要“出乎其外”，保持一定的距离。

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乃至发现出美来。

否则，就会被事物的一个局部、一个细节所阻碍，无法客观、整体的把握事物特点。

诗人在自己游山的感受的同时，也自然而然的揭示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一古老哲理。

“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语言浅近，哲理深刻，含有禅言偈语的机锋，至今仍被人引用不疲。

如果说“形”是一首诗的躯体，那么“理”便是这首诗的灵魂，“趣”便是这首诗的性格。

读这类诗歌犹如和一位幽默风趣的智慧老人在谈话，既能让你得到谆谆教诲，又让你感到和蔼可亲。

又如苏轼的另一首七绝《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己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唐道人是天目山中的一个道士，这首诗是作者与他交谈后有感而作。

离放电的云层越远，听到的雷声就越低；身处雷电之下，雷电似有无穷威力，令英雄豪杰也惊怖失箸（用刘备典故）。

作者由此归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雷霆之威”对于把浮名乃至生命置之度外的人是不起丝毫作用的。

钱钟书笔下的“宋诗”

钱钟书笔下的“宋诗”钱钟书笔下的“宋诗”汉语言文学1002班郑云丹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宋朝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不是很太平，但是在宋朝却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如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

如此简单的罗列出来，可能有的人会不明白，就以一个事情为例，“在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由此可见，宋朝当时的文化是何等的辉煌!此外，还因为当时宋朝正好收拾了残唐五代的那种混乱的割据局面，使人民获得了比较长时间的统一和稳定，促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百姓也因此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开始了精神上的追求。

于是便出现了后来“诗”和“词”，( "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因此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

有大量的文人学子开始了诗歌的创作。

北宋有沈括、辛弃疾、朱熹和李清照等;南宋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等。

纵观历史，可以说“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在宋朝时期，人们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

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评价，我把它概括为以下几点:一、“诗”和“史”的不同二、宋代的五七言诗反映部分真实的社会现象三、宋诗所存在的缺点首先，钱钟书先生认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

在他看来，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可以来说明，历史资料只是局部说明诗歌内容上的真实性，但并不能作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

1、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和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

2、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

情辞丰腴华采浓

情辞丰腴华采浓，风骨瘦劲幽韵香——唐宋诗赏析及关于唐宋诗之别之浅见诗歌分唐界宋，而在宗唐宗宋的论争之中，历来有不少偏颇之词，且多于抑宋扬唐。

唐、宋诗均自成一代之诗。

唐音未必都是燕赵佳人，宋调亦未必都味同嚼蜡，各有其动人处。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开篇即指出：“唐、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正因为宋人的性分才情与唐人迥然有异，故诗的神理趣味也全然不同。

下面就具体分析两首宋诗和两首唐诗，冀窥唐宋诗异变之一斑，兼驳“抑宋”之论。

一、宋诗两首：（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梅妻鹤子”的林逋历来受人推崇的一联诗句就出自《山园小梅》。

诗之开头，先写梅的品质不同凡花。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百花飘零凋尽，唯有梅花还茂盛妍丽地开放，占尽了小园美好风光。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联诗历来被读者誉为咏梅的绝唱。

梅花之美，不同于牡丹的富丽，更不同于桃花的妖艳，而是一种淡雅娴静的美。

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直接介绍，而是只写它的姿态，写它的的香气。

上句，疏落的梅枝，纵横交错，映在清浅明澈的水塘中，写姿态，又不直接写姿态，而重于突出水中的梅影。

下句，黄昏的淡月下，飘散着缕缕幽香，这是写梅花的香气。

中国的传统欣赏趣味，是讲求雅和韵的，不要求强烈的刺激，这里所写的香气，是那种淡淡的幽香，所以很雅致，很有韵味。

疏落的梅枝，是倒映在水中的，读者感受到的是摇曳的梅影，着笔处是水，而且是清浅明澈的水；缕缕幽香，是在月下游动飘散的，（这里，月也是黄昏的初月）是在淡淡的月色下。

这样写，环境气氛，与梅花的姿态幽香显得十分和谐，恰倒好处。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从侧面加强了前面一联描绘出的梅花之美。

“霜禽”，既指寒霜中的飞禽，也指禽的羽毛洁白如霜。

霜禽想要在梅枝上歇息，必须要先偷眼看看，这里写出了霜禽对梅花不敢随便冒犯，而是既爱又恨；而粉蝶如果知道有梅花，也一定对它无限深情。

唐诗过后是宋词读后感

唐诗过后是宋词读后感《唐诗过后是宋词》是一本由钱钟书先生所著的文学随笔，书中以钱钟书先生独特的文学眼光和深刻的思考，对唐诗和宋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比较。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深受启发，对唐诗和宋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书中，钱钟书先生首先从唐诗和宋词的历史背景入手，深入分析了唐诗和宋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

唐诗是在盛世时期诞生的，而宋词则是在一个相对衰落的时期产生的。

唐诗以其豪放奔放、气势磅礴的风格而闻名，而宋词则以其婉约柔情、含蓄内敛的特点而著称。

通过对这两种文学形式的历史渊源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内在含义和文化价值。

其次，钱钟书先生还从诗歌的形式和风格入手，对唐诗和宋词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

唐诗以其严整的韵律和雄浑的气势而著称，而宋词则以其柔美的音韵和婉约的情感而出名。

通过对这两种诗歌形式的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

最后，钱钟书先生还从诗歌的主题和意境入手，对唐诗和宋词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解读。

唐诗以其豪放奔放、气吞山河的雄浑气势而著称，而宋词则以其婉约柔情、含蓄内敛的情感而出名。

通过对这两种诗歌形式的主题和意境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情感内涵和审美趣味。

通过阅读《唐诗过后是宋词》，我对唐诗和宋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唐诗和宋词各有千秋，各有卓越之处。

唐诗以其雄浑豪放、气吞山河的风格而著称，宋词则以其婉约柔情、含蓄内敛的特点而出名。

在欣赏唐诗和宋词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多一些包容和理解，不拘泥于形式和风格，而是更多地关注诗歌的内在含义和文化价值。

唐诗和宋词都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它们各自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魅力，都值得我们深入品味和欣赏。

希望我们能够在欣赏唐诗和宋词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两种古代诗歌形式的魅力和魅力，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

什么是“诗分唐宋”

什么是“诗分唐宋”（1）“诗分唐宋”钱钟书《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 亦非仅朝代之别, 乃体格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 斯分两种诗。

”“诗分唐宋”, 有两层含义, 一指朝代, 一指风格。

不过, 唐诗有下开宋调者, 如韩愈、孟郊诗派以及杜甫夔州以后的诗；宋诗也有嗣响唐音者, 如宋初的白体与西昆体。

而且唐诗有初、盛、中、晚之分, 宋诗也有江西、永嘉之别。

从大体上说, 唐、宋诗的风格颇有不同。

从总体美学风貌上看, 唐诗主情, 以韵胜；宋诗主理, 以意胜。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 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这种差别一直延续到近代。

唐以后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 没有超出唐、宋两大派别以外的。

（2）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诗之争浅谈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 其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瑰宝, 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呕心沥血所创造出的文学珍宝。

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诗之争, 其实是就唐诗与宋诗二者间的差别而言的, 但不能忽视的是, 唐诗与宋诗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这要表现在:①唐诗和宋诗是一脉相承的从整个诗歌史来看, 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收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

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

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 并采用俗字俚语, 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 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 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

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 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 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 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

②宋诗对唐诗又有创新a. 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 宋人只能向深处挖掘。

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 便是向口常生活倾斜。

琐事细物, 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

且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世俗化, 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多是普通人。

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 … ，文学创作并不是社会变革、时代
盛衰的翻版和再现，社会时代对文学创作也没有绝对的主宰力量，社会时代的分期与文学创作的
否定 “ 社会造因说 ”
钱钟书对 “ 诗分唐宋 ” 的阐释是以他对 “ 社会造因说 ” 的否定作为理论前提的： “ 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 … 盖时地之外，必有无量数影响势力，为一人之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被焉 … … 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 ” ＂将文学视为时代精神产物的 “ 社会造因说 ” 是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思想基石，胡适 “ 今日
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 “ 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 ＿３ｊ，陈独秀 “ 文学是
“ 诗分唐宋” 的理论内涵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认为与其将唐诗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它们视为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向，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
一
起。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宋诗选注》序钱钟书关于宋代诗歌的主要变化和流派，所选各个诗人的简评里讲了一些；关于诗歌反映的历史情况，在所选作品的注释里也讲了一些。

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几点。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

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 。

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

到了南宋，那张卦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

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官的门路，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 ；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 。

宋初有人在诗里感慨说，年成随你多么丰收，大多数人还不免穷饿：“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实，人民负担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选的唐庚《讯囚》诗就老实不客气的说大官小吏都是盗窃人民“膏血”的贼。

国内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国际的矛盾而抵触得愈加厉害；宋人跟辽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输的，打仗要军费，打败仗要赔款买和，朝廷只有从人民身上去榨取这些开销，例如所选的王安石《河北民》诗就透露这一点，而李觏的《感事》和《村行》两首诗更说得明白：“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平时不为备，执事彼何人……” 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处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

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

浅析钱钟书“诗分唐宋”论

浅析钱钟书“诗分唐宋”论作者：晏资芬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3年第06期摘要：钱钟书继承和发展了严羽的“断代言诗”说，并在《谈艺录》中提出“诗分唐宋”的观点：诗歌分期的标准不应是“朝代”，而应为“体格性分”之分；同一位诗人的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种风格，近“唐音”则“才气发扬”，染“宋调”则“思虑深沉”，唐诗、宋诗各领风骚，难分伯仲。

钱钟书的“断代言诗”说提高了宋诗地位，扩充了古典诗学的研究领域，对当代唐宋诗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钱钟书；“诗分唐宋”；《谈艺录》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

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

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

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

钱钟书论唐诗宋诗

钱钟书论唐诗宋诗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文学大师，他对于唐诗宋词的研究非常深入。

他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就详细论述了唐宋文学的发展变化，并对唐诗宋词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来分析钱钟书先生对唐诗宋词的看法。

唐诗的开创者钱钟书先生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顶峰之作，也是开创者。

他在论述唐诗发展历程的时候指出，“唐代诗人的背景和现实要求，具备了文学最大的可能性，也因而产生了最伟大的文学艺术成就。

”他认为唐诗是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它以诗为主要形式，而诗歌的创作和制作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

宋词的音乐美钱钟书先生也对宋词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认为宋词的创作和艺术成就在音乐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宋词多以音乐为背景，音乐是宋词重要的支撑。

他认为，“由于宋代文人的艺术审美背景和时代背景，使得宋词艺术以音乐美质量为标准尤为突出。

宋词中的音乐性、韵律性、节奏性、情感表现力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艺术积淀。

”唐宋文学的联系钱钟书先生也注意到了唐宋两朝在文学上的联系。

他认为，唐诗宋词之所以能够相互衔接，正是因为唐朝文学的典范和价值得以传承。

他认为唐诗宋词在写法、思想等方面有很多相对应之处，两朝文学的确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

古今文学的比较钱钟书先生也对古今文学做过一定的比较研究。

他认为，唐诗宋词被誉为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其价值远非其他文学作品可比。

他认为，唐诗宋词不仅在艺术上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加突出，而且也在思想、道德等方面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价值。

唐宋文学的现代价值钱钟书先生认为，唐宋文学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他认为，“唐宋文学优美的语言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品味，而文学艺术的伦理价值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

”唐宋文学从历史上看很有价值，同时也是人们学习、欣赏、鉴赏的文化宝藏。

综上所述，钱钟书先生对唐诗宋词的论述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学术价值，他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唐宋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

而力持异议，颇不乏人。

《苏平仲文集》卷四《古诗选唐序》论杨士弘《唐音》体例不善，早曰：“盛时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

衰世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

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

异乎十三国风、大小雅之所以为正变者”云云。

已开钱牧斋《有学集·唐诗英华序》之说. 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脗合。

士弘手眼，未可厚非。

「补」杨士弘说实为北宋以来常论。

参观《管锥编》四册581 页。

俞文豹《吹剑录》曰：“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

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无此力量。

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也。

”称“中唐全盛”，正谓作者处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则唐诗之“盛”。

区别井然。

叶横山《汪文纠缪·唐诗正序》曰：“就初而论，在贞观则时之正，而诗不能反陈隋之变”亦此旨也。

左仁、周贻朴同辑黄周星《九烟先生遗集》卷一《唐诗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

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有今年而无明年。

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

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

犹之手春、夏、秋、冬之序也。

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

不得谓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

况冬后又复为春，安得谓明春遂劣於今冬耶。

”则另明一义，而笔舌恣肆可喜。

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

故姜西溟《湛园未定稿》卷四《唐贤三昧集序》，即诘驳牧斋，谓：“四唐不可以作诗者之年月论。

如毛诗作诵之家父，见於桓公八年来聘、十五年来求车，为周东迁后人，而其诗不害为小雅。

黍离行役之大夫，及见西京丧乱，为周东迁前人，而其诗不害为王降而风”云云。

斯言也，并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风格之分。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孙媛【摘要】《谈艺录》中,钱钟书摒弃旧有成见,结合中西文学现象和诗学话语,在否定社会造因说的基础上,对“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认为与其将唐诗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它们视为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向,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一起.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期刊名称】《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4【总页数】7页(P114-120)【关键词】诗分唐宋;钱钟书;《谈艺录》【作者】孙媛【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钱钟书对“诗分唐宋”的阐释是以他对“社会造因说”的否定作为理论前提的:“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盖时地之外，必有无量数影响势力，为一人之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被焉……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2］35 将文学视为时代精神产物的“社会造因说”是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思想基石，胡适“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3］7-8，陈独秀“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4］1，茅盾“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5］188-189，成仿吾“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6］214，鲁迅“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7］137等对现代文学发展极具影响力的观点都是社会造因说的具体表现形态。

在“社会造因说”的感召下，很多文学史研究者也致力于因世求文，注重从社会时代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动因，审视文学创作的意义。

论钱钟书诗学思想指导下《宋诗选注》的选目标准

论钱钟书诗学思想指导下5宋诗选注6的选目标准李丽一、5宋诗选注6选目背景及诗学思想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0,丛书中有一本为5宋诗选注6,在寻找合适的作者人选。

当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亲自点将,请钱钟书先生编选宋诗。

由于受明代中叶/七子0排斥宋诗及其他历史原因的影响,宋代文集散佚严重。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曾轻视宋诗,影响所及,有的文学史著作中竟视宋诗为乌有。

0所有这些,使得学者熟悉宋人诗集,并非是易事。

而郑先生认为/五四以来的学问家中,广泛而深切认识并研究宋诗的人寥寥可数,人才难得。

0可见郑先生对钱钟书先生对于宋诗学识的肯定和赞许,认为钱先生就是这寥寥可数宋诗探究的难得人才。

钱先生历时两年完成这项工作,1958年,5宋诗选注6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广大学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钱先生是集学者、才人于一身,融古今中外为一体的一代宗师。

加之,钱先生师友中交游最密、酬唱最多者皆学宋,濡染相薰,使他偏嗜宋诗。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5谈艺录6,就有相当篇幅论述宋代诗人及作品,提出许多前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对于一些历来颇多争议没有定论的问题,提出超越前贤的创见。

而5槐聚诗存6的特色和风格更是与宋诗一脉相承的,比如尚运典、善于创新、喜用动词和虚词等。

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于宋诗的掌握与喜爱,对于宋诗独特风格与价值的肯定。

在此基础上,钱先生以其诗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来筛选宋诗。

钱先生的诗学思想有对陈衍老先生思想的继承与创新,陈衍先生提出/三元0说,认为/诗不分唐宋0,及唐宋诗不存在优劣的问题,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钱先生直承这一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宋诗是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创新。

而陈衍先生在创作与论诗中,力图整合唐宋诗,还提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0的诗学理论,即集唐、宋诗之长,使学人之才力与诗人之性情完美结合。

而钱先生在写诗与选诗中,都力图做到这一要求。

钱钟书先生阅读答案

钱钟书先生阅读答案【篇一：钱钟书“论快乐”阅读试题及答案】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予。

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

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

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

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现，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

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

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

小孩予初生了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

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

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

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

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

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

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

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

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

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

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郎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

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

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钱钟书论唐诗宋诗

--钱钟书先生不太赞同“诗分唐宋”这种以时代划分诗歌的论文方法,他认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当然也是承认中国诗歌是有唐诗、宋诗之分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但是，他认为这种分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具体地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钱钟书先生总结了宋诗的特点：1、首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这里所谓的“文”,其实就是指散文，而我们都知道，散文和议论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最本质的特点——形象性富有思辩性的散文,当它被移植到诗歌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散文化的议论本身有助于突出作者自己的形象(宋人许多的政治诗、咏史诗）。

二是多议论，当它们用比喻来表达时,也就成了充满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并非枯燥的说理。

同时又因为时代政治的争辩，和疑经惑古的风气,宋人好议论则更为普遍。

2、其次,以才学为诗。

宋诗好用典，这突出表现在以江西诗派为首的诗派群中。

宋代诗人多博学之才，他们高层次的文化素养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这也正反映了宋诗的特色。

用典其实可以让读者更准确的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而用典这一风气的形成与学术、文化的昌盛也是有关系的。

3、再者，讲求理趣。

苏轼曾言:“物固是理”，又曰:“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

”。

宋代诗人越来越自觉深入到细腻的哲理思索和人生体验，特别擅长使用日常生活场景抒发哲理，他们将平凡的世俗事件升华为某种人生哲理,从而描写出具有哲理意味的画面。

他们认为追求平淡自然,抹去文字表面的色彩，就自然会追寻字面深处包涵的深蕴。

４、最后，上述三个特点并不是自宋朝才开始的,而是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至少都可以追溯到杜甫。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曾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钱钟书《论宋诗》阅读及答案

钱钟书《论宋诗》阅读及答案钱钟书《论宋诗》阅读及答案论宋诗钱钟书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

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

明代中叶以后的作者又把宋诗抬出来，例如“公安派”捧得宋诗超过盛唐诗，捧得苏轼高出杜甫。

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

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

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

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

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或者别开生面。

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

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

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