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_隐逸_陶渊明

第２３卷　第１１期 哈滨学院学报 Ｖｏｌ．２３ Ｎｏ．　１１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ｖ．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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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５－１０　

［文章编号］1004—5856（2002）09—0073—04

孔子・隐逸・陶渊明

叶丹菲

（广西师范大学　中文系，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　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隐逸思想与其“仁”的思想同样浸润和影响着后世作家文人。本文从《论语》中所反映出的隐逸思想分析说明后世作家文人的隐逸情怀其源于此，以“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为例。　

［关键词］　孔子；隐逸；恬然自乐；和乐安详；陶渊明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A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其人应当比孔子早，但其生平事迹已无可确考，而一般认为《道德经》的产生比孔子的时代要晚）。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种超政权超个人意志、具有集约性质的社会原则和社会思想，即他所谓的“道”。他曾经高度概括自己一生的活动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并且表明自己的态度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可以说，《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道”对中国文人的浸润，是无论如何都不过分的。它们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沉潜在我们的生命中，熔铸成我们民族的个性。孔子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思想家群体，他们曾各自提出自己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显示出各不相同的人格精神和人格特点，它们作为思想文化的源头之水，皆曾对后代作家人格的形成与塑造起过膏沐润泽的作用，但它们的影响力与孔子比起来，皆不可同日而语。纵观中国文学史，从战国时期至近代以前，可以说不管什么时代，什么流派，什么人生趋向的作家，没有一个不曾濡染和浸润过孔子的熏陶与影响的，如“尚刑名”的曹操，他那“生民

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慨叹，“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抱负；“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的李白，以大鹏自譬，以奇才自居，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虽不比李白锋芒毕露的傲骨傲气，却也曾“窃比契与稷”，相信可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表达的不只是自己的抱负，同时是自己的信心；至关汉卿所谓“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不伏老・南吕一枝花》），表现了何等的豪迈。文人身上体现的强烈的忧世精神与参与意识，自信、自豪、自尊的人格特点与精神，都打上了孔子深刻的烙印。作家文人积极进取的参与精神，使“寰区大定，四海清一”的政治理想，受的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培育与熏陶。尽管孔子和后来的儒家一直高呼高蹈进取，然而隐逸以求内心的和乐安宁也并不在其排斥之列。同样的，孔子及儒家所秉持的隐逸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后世作家文人。入世与出世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儒道两家对作家文人不同的影响所造成的。对社会，对人生，儒家主张“入世”，道家（尤其是庄子）主张“出世”，似乎是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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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相反的倾向。但是，在许多作家身上二者往往同时并存或者是交互出现。早期的贾谊，后期的李白、苏轼就是突出的代表。出、入本互相对立，然又能互补，其基础亦本于孔子。让我们看看《论语》中怎样阐述隐逸思想的。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子曰：“直哉史鱼！邦无道如矢，邦有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毫无疑问，“道”的思想在孔子那里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他的进退行藏，皆以道为准则。正如以上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尽管孔子及其学生主张出仕为政，“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然而并不要求非出仕不可，或者非归隐不可，他认为，当仕则仕，当隐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二者的交结点正在“道”字上。“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一句“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正好道出了孔子隐逸思想的真谛，后人据此概括了一句著名的格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另外，让我们再来探寻一下孔子对当时隐士的态度。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焉。”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孔子对长沮、桀溺等“避世”者，并不是取完全的反对态度，而是相当的尊敬、理解并愿意与之沟通交流的，只是自己始终在内心恪守一个“道”字，“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另外，在评论伯夷、叔齐等七个著名的“逸民”（超脱世俗的人物）时，他把他们分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降志辱身”及“隐居放言”三种类型，并且表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也就是说他不像他们那样执着于某一种人格态度，而是既可进，亦可退。孔子及儒家虽然始终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积极进取于建功立业与扬名立万，但对隐逸并无鄙夷轻蔑之意，而是认为当仕则仕，当隐则隐。从拯世济民的层面来看，固然孔子注重的是事功与境界，然从个人的人生境界来说，他又更看重“曾点之志”，并把这种精神的怡然自乐作为人生的极致和本真存在。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国，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锵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一则对话中孔子的四个弟子所谈的人生理想，在精神层次上一个比一个高。子路汲汲于功名，公西华拘束于礼节，只有曾点一个超脱了红尘俗世的功利、欲求。追寻一种超旷的人生，自然本真的存在。这种生命的本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