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

从《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怀人诗看汉末文人的思归情结[摘要]东汉后期动乱而统一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潜伏暗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它使士人开始不断关注自我、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并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寻找一个避难的精神家园，在这个走向死亡但不断挣脱的过程中显示了一种强烈的思归情结。

这种情结在《古诗十九首》的思妇和怀人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也正是这种思归情结使士人在自我找寻和关怀中不断体悟和觉醒，显示出人对死亡和终极的挑战，开启了人的自觉的新时代，从而也使《古诗十九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关键词] 古诗十九首思妇、怀人诗思归情结东汉后期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士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产生了现实的压抑与个人精神舒张之间的矛盾痛苦，这矛盾一方面使士人们产生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情，另一方面又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功名意识，这是一种苦闷悲情和奋发激情相伴相生的情感起伏：他们既对政治权势感到压抑厌倦却又不甘心走出仕途。

这种情感起伏蕴含着对现实存在意义进行关照的意旨，在对虚无和苦闷现实的抗拒中融入了看似消极实则积极的心态和世俗的生活情调，从而使士人的思归情结充满了强烈的生命意志。

此外，士人还在对虚无的挣脱过程中融入了浓郁的伦理亲情和怀乡情韵，这是士人们的思归情结在爱情和乡情上的独特感受和真情流露，这在古诗十九首的思妇、怀人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下面仅就古诗十九首中的十首思妇、怀人诗对汉末文人的思归情结进行阐释。

（一）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怀人诗分析士人们一方面具有人的本性所具有的浓郁的伦理亲情，一方面又怀有长期的儒学浸染所形成的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志于道的游宦意识，正是这二者之间的矛盾造就了古诗十九首深沉的漂泊意绪和思归情怀，它使士人们无法用功名安慰那黑暗政治社会中的苦闷心灵，于是只好恪守着孤寂的精神领空并在感性的生命中寄寓着自己的情思，这是一种追求精神家园的强烈而感伤的思归情怀，试图在对爱的回归和对故乡的思念中找到暂时的情感慰藉和精神依托。

在这里不仅有思妇对游子或焦灼或坚贞的温情期待，还有游子寄情无门无路可归的茫然心境，正是这种期待和茫然展现了士人们感伤的思归情结。

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一方面对苦闷的现实感到恐惧和焦灼：“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冉冉孤生竹》）的时空阻隔让诗人感到“归”的艰难，所以只能“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

又因“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而产生了“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行行重行行》的疑问。

这是对思归的一种质疑，这些感觉又转化为路上征途的茫然心境。

如《行行重行行》中临别时的“行行重行行”的缱绻情状，在“行之不止”的动作意符中表露出生离死别的痛楚，在难以割舍的别离中寓融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的对岁月易逝而“游子不顾返”的感叹。

于是“归”和“返”的意识在“道路阻且长”的现实情景下产生了“会面安可知”的疑问。

这不仅是对阻隔思妇与游子的时空的疑问，更是对汉末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士人无路可走而只能迷茫徘徊的状态的真实描述。

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社会又失去了原有的人伦秩序和价值体系，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的汉末文人于是产生了未来我将何去何从的疑问。

又如“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青青河畔草》）的妇人在“荡子行不归”的长期等待中产生了“空床难独守”的焦灼。

妇人貌美如花，又适逢“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的怡人春光，在生机勃勃的感性生命的启发下，她越发向往充盈的感情抚慰，在这里所有情思都指向“归”的路径。

而游子外出远游的生存境遇又把“荡子妇”整个盼归的心灵推向了空无，于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痛苦和哀怨成为爱的意味深长的祭品，同时思归情结也因为痛苦的分离状态而越发浓郁，爱在思归盼归却归而不得的矛盾中显示了一种厚重的生命意志。

在克制感性欲望和回归爱的心路历程中，思妇的爱显得有点崇高而悲壮。

因为思妇孤独之境越深，相似之味就越浓，越显示出荡子归来的艰难，而归路越艰，越要求荡子妇的坚贞。

思妇由于缺乏游子的情感抚慰而难受空床，厚重的生命意志中叶透漏出一种人性的焦灼，而处在动乱社会中的文人们更渴望一种抚慰，然而没有这么容易得到，于是在对伦理亲情的矛盾痛苦的抒发中暂时缓解了这种焦灼，归路暂时在伦理亲情中找到方向。

诗人对现实感到焦灼、恐惧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努力用自己的生命意志和豁达的心胸去消除时空的阻隔，从而实现爱和精神的回归。

时空一方面阻碍了游子的归乡和思妇之爱的回归，但另一方面也让游子和思妇在思念的意境中获得了宁静的意趣。

如《客从远方来》一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而。

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路远心诚的丈夫“以我一端绮”的温情寄寓，使“故人心尚而”的爱的意韵抵消了“相去万余里”的时空压抑。

诗中思妇由物感受到人，进而感受到情，而暂时消缓了离别的紧张，感动于丈夫的寄情关怀，而以“裁为合欢被”的平淡行为传达一种至深的相亲相爱的情愫。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的情在相思的意绪中得到升华。

诗的最后两句则表达了思妇希望克服时空的阻隔而急切盼望游子归来的心绪。

整首诗在看似欢娱实则哀伤的诗情中沉淀了思妇对爱的坚贞，在漫长的等待中盼望游子的归来，以一种望穿秋水的温情期待实现着爱的回归。

《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也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思妇对游子的思归之情。

如果说思妇以一种望穿秋水的姿态期待着远方游子的归来，那么宦游在外的的游子们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渴望思归的呢？思妇的思归指向了远游在外的游子，那么无论多久多长的期盼都会因为期盼的有着落而心有所归，于是也就少了许多茫然和漂泊感。

而游子们由于心怀“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则往往看不到归路，于是除了焦灼还平添了许多思妇所没有的茫然和彷徨。

在《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树》两首诗中就通过采芙蓉、折枝相赠的无着落反映了一种寄情无门的苦恼。

诗中主体处在“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至之”的时空压抑中，其情感也要承受苦闷现实所造成的沉重压力，思念之情在凄苦磨练下显示出伦理意志的力量，然而伦理意志并不能代替团聚的现实欢情，于是由离别而造成了主体的心灵矛盾，归聚也就成了消缓这矛盾的唯一出路，于是思归情结成为离别人生追求声名圆融的审美幻象和内心期待。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的主体不一定就是指游子，也可以是思妇，正是这种主体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这也是古诗的魅力之一。

但无论主体是思妇还是游子都无一例外的在思归的心绪中期待着一种回归：思妇渴望远游在外的丈夫的归来，而游子则渴望一种精神上的皈依。

寄情无门的苦恼正是恰寻归路的开始，于是归聚变成为解脱的最好出路。

而《迢迢牵牛星》则通过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显示了一种无路可达的生命景象：“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诗中主体由于神的力量的干预和阻挠而造成一种相爱双方无法聚合的分离状态。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虽然看似并不遥远的距离实际上将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置于最远的时空的阻隔中，在这种遥远而漫长的时空的阻隔中双方只能承受着爱人近在咫尺却只能脉脉不得语的痛苦的凝视中。

然而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却激起了主体的一种生命的韧性，这种韧性在主体不断重复的动作“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中得到体现，然而织女的行为并不能感天动地，于是她只能长久的忍受着“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痛苦离恨。

在这里，人无法摆脱神对其设置的命运安排，生命只能处于一种无可归依的漂泊状态，这一方面反映出诗人追寻出路，渴望归依时产生的虚无感和幻灭感，另一方面，分离的状态虽然使人产生“泣涕零如雨”绵绵哀痛，却也激发了主体的生命意志，使爱的滋味在无路可归的状态下仍然通过脉脉凝视的状态得以传达。

爱的目光可以穿越银河来找归属，诗人也可以穿越时空的阻隔来寻找归路，于是士人们的思归情结在默默无语的爱的凝视中向着思和情的方面转化和升华，期待着生存语境的另一番天地。

从离别赠言，折枝相赠的无着落而“伫立空庭”到《迢迢牵牛星》无路可归但仍脉脉凝视的无语表达，诗人的思归情绪在世俗之外的纯正凄美的审美时空中找到了暂时栖息的空间。

（二）造成思归情结的原因从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上看，按照咏叹的主题重心可分为思妇伤怀、游子思归、热衷仕途及时行乐、歌咏爱情友情、感叹人生无常等若干类别。

但就题材来看却不过是两大类：一是思妇之词，二是游子之歌，其他内容也大多是这两类不同题材衍生开去的产物。

而就思妇、游子这两类不同的题材而言，其实质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

正如马茂元所说：“在安定的社会里，正如孟轲所说…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反之有天涯漂泊欲归不得的游子，也就有空闺寂寞，忆远怀人的思妇。

这一突出的社会生活现象，正替《古诗十九首》安排了时代的题材，《十九首》的作者就是通过这两种题材来写他们的人生感慨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古诗十九首中所呈现的思归情结首先来源于汉末游子们受压抑的心灵。

东汉末年游学和宦游之风胜过以往的任何时代，徐干在《中论谴交》中描述到“………桓灵之世，其甚者也。

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

殷殷纭纭，俾夜作昼。

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

呈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

…”以至许多士人“乃离其兄，去其邑里，……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

”于是在同一竞技场上的角逐者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失败者，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游子”之名便有了特殊的内涵：他们不但是出行的旅人或游学的学子，而是更多的宦游失意的士人。

其次，古诗中所呈现的强烈的思归情结一个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则是汉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

汉末动荡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不是面对过去的忏悔，而是将来的生存状态怎样的问题，这种对未来的关注使得他们处于一种动乱中面对未来而无所适从的焦虑状态。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为加强统治、巩固政权，进一步发展了西汉中期以来的养士、举荐、征辟制度。

这一制度确实鼓舞了读书人的“进取心”，但是随着整个东汉王朝的日益衰败，这种取士制度本身的流弊也日益严重，知识分子们的进身之路不再像以往那么畅达。

首先是各级官吏在察举中的舞弊行为愈加猖獗。

史载，东汉和帝之后，“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1]顺帝初，河南尹田歆所察举的六名孝廉中，有当权贵人勋亲指定者就有五名。

[2]史家评论道：“窃名为服，浸以流变，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3]从而致使许多士人“奉货而行赂”。

[4]与此相适应的，知识分子内部的学风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

比如当时家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从杨震之后，四代为三公；传《孟氏易》的汝南袁氏，自袁安始四代有五人位至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