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救国

书生救国

2012-09-23 11:18:18

在无锡东林书院，大门口上至今挂着一副对联，被历代读书人吟诵：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对联，是明朝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所写。公元1594年，也即万历22年，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回到故乡无锡，和弟弟顾允成一起修复了城东的书院。重修时，因为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帮了大忙，便取其名字中的“东”和“林”缀成，名为东林书院。

在东林书院，顾宪成一时博得天下名望。讲学之余，这里聚集起不少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3天，影响天下舆论。一时间三吴士绅、朝野人物、东南名望等都以此为据，渐成“东林党”。在此后的50多年里，他们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以儒救国，从学术而政治而道德，终在与阉党一决生死后登上神坛。

在历史上，东林党人以清议和气节博取盛名，而其实明朝之亡和宋朝一样，都亡于党争，宋朝的党争始与司马光，明朝的党争则始于东林党。东林党和当时诸党一样，都是为了权力钱财，只不过他们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日后又被岁月神圣化了。

夏允彝当年就说：“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

实话说，东林党里虽然有左光斗、杨涟这样的铁骨忠臣，也有袁崇焕这样的儒将，但是更有名为君子、实为小人的卑劣言官，他们甚至把私益摆在公利之上。明朝的灭亡，首因当推这群既愚且贪的江南士子，在富可敌国的江南他们偷税漏税，甚至要废工商税而增收农税——魏忠贤是要其交税，所以才激起东林党人的杀却之心。

但是，崇祯只免了魏忠贤的职，令其守陵，终至他忧愤而死。魏一死，东林党人就把持了朝政，而其害要大更多，魏忠贤只是名声不好，坏处被无限放大了而已。东林党人很聪明，利用朝野对阉党的厌恶，以清流自居，对其为破而破，自己却不能自立，提出着力国计民生的良策，同时不与清和谈，终于在口舌中丢了江山亡了国。

同时，也恰恰是东林党的君子们，为道德而道德，为大义而大义，眼中只有君子和小人两种人，终致江山离乱。虽然他们对张居正有反对，也有平反，态度暧昧不明、波诡云谲，然而他们却有共通之处，张居正的冷酷、洁癖、严苛，在东林党人身上又何尝没有？且他们更加自恋、自负、自傲，不如张居正之处，是东林党人在治国上毫无能力。

但东林党人的道义天下，终究是纸糊装裱的，仅靠他们的口舌气节，毕竟救不了大明王朝，况且东林党人是真有气节么？明亡之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大批卖身当汉奸的人中，东林党人不在少数。这些江南士子，在竹林清风和窗明几净中，喝过清茶，谈过江山，但是面对铁骑和屠刀却进退失据，气节如图穷而见的匕首，咣当落地。

东林魁首钱谦益学问淹博，名动江南，一反公安与竟陵之风，格局阔大，有扭转明朝文章衰亡之势，顾炎武、郑成功都是他的学生。钱夫子，他59岁时不管不顾，坚持迎娶23岁的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然而这种坚持，在其气节上则一无所见。

他后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多铎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良久，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被钱谦益拉住。后来在滂沱大雨之中，钱谦益率领一干大臣开城向多铎迎降，史载：“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辫而入矣。”豫王就是多铎。当时有人看不下去，做了一首诗讽刺他：

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

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投诚仕清以后，钱谦益任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明史》馆副总裁，他因此被嘲笑为“两朝领袖”。后来他托病回乡，仍因黄毓祺反清案而被捕入狱，靠柳如是则四处奔走，才把他从大牢中救出，钱对此感慨万千说：“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1664年，钱谦益以82岁高龄病逝，34天后，47岁的柳如是也自缢身亡。这样看来，饱读诗书、激扬天下的钱谦益，还不如夫人更坚贞有节，自古侠女出风尘，江南士子难以望其项背啊。

我300多年前的老乡、河南睢州汤庙村人汤斌，15岁前读毕《左传》、《战国策》、《公羊》等书，素以理学名臣自居，却是第一批以宿儒大家仕清的人，因此有同僚讥他是“伪道学”，康熙也说他“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他被弹劾后怕治罪，竟然在一个月内吓死了。

相比之下，另一个老乡袁可立虽是武将出身，从不豪言狂语，却一生恢弘，他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东林党首高攀龙与他交从过密，但袁从不介入东林，是张居正后少见的既廉且能的干臣。董其昌为袁可立至交，曾为他画像，并说他是“忠诚干国，正直立朝之臣”，更以81岁高龄亲为其写状。在我老家睢县城内，至今还有他家府邸辟为的公园——袁山，不少老先生尚对武将袁可立的沙场事迹津津乐道，对书生汤斌却日渐淡忘，300年后英雄虽然已成白骨，但是节烈犹在，可见世风公论自在人心民意。

书生误国，似乎江山越危亡，骨气喊得越响亮，晚明如此，晚清亦如此。当年甲午战后，从中枢权臣急转直下的李鸿章，曾把洋务不成的原因归结为翁同龢等清流党的言官、词臣们，他对在身边伺候的人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

李鸿章所指的清流党，既有他的洋务搭档张之洞、名臣陈宝琛，也有他后来的姑爷张佩纶。清流党人多出身翰林，长于奏疏，但对外交、对军事却一无所知，空有热血，豪言开战，前有张之洞在伊犁危机中主战博盛名，后有张佩纶在中法危机中乱放炮，说法国为“强弩之末”，不堪一击，打败了法国可以遏日本、制沙俄、阻英国。

他们甚至笑话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独李中堂一无所知”，“窃虑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而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还对其他一些主和派上纲上线。

1884年8月23日，孤拔(Courbet)率领12艘船舰进攻福州，在一小时内就击沉和击毁11艘中国兵船，并将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在山顶上，张佩纶见此情形惊心而逃，在奏折中以模糊而华丽的言辞虚言开脱，让朝廷甚至以为大清赢了这场海战。还是李中堂大度，在张佩纶被褫职戍边后，还愿意招他入幕，以女妻之，这是后话。

回望东林党和清流党，不觉想起一句老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过过嘴瘾容易，而真实施起来，恐怕害国多于爱国。今天，经常有年长者戏谑年轻人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他们是真了解人性，经验和岁月不是白来的。

而遥想当年，东林书院和清流党那些青筋暴突的秀才们，嘴上也一定干干净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