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作者：高华平

来源：《中州学刊》2015年第08期

摘要：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实只有“百家”之名，而无“诸子”之称。故《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非”的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亦只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六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并非他们所属的学派或“家”。《荀子》一书中指名道姓加以批判的，除《非十二子》篇所“非”的十二子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外，还有《儒效》《富国》《王霸》《臣道》《修身》《荣辱》《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对“百家”诸子的学术批评。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批评的特点，一是他着眼的只是诸子的学说，而非其“家”或“派”；二是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而荀子上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批评特点的形成，又是与当时诸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荀子；诸子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B22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8-0102-08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和代表人物，历来都被视为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总结者。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但由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诸子”概念的含义，既非后来指称众多学者先生的“诸子”，也非如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指称与“六艺”（“六经”）相对的“诸子”著作的概念；而是或如《周礼·地官·司徒》中“对诸公、诸侯、诸伯、诸男言也”——指那些具有“子”爵爵位的贵族，或如《周礼·夏官·司马》“诸子掌国子之倅”中的“诸子”——指“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的概念①。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使是如今人那样，将“诸子”理解为“众位学者先生”，由于当时的“学者先生”们是因其学术观念的不同而常被人分为不同的学术群体和门派（如儒、墨、名、法、阴阳等等）的，故当时他们也只有“百家”之名而不见“诸子”之称。可以说，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学者先生”虽众，但他们并未被称为“诸子”；因为他们是被分为若干学术群体或学派而出现的，故名曰“百家”。当时发生在中国学术界的激烈争鸣，不只是发生于那些单个的学者之间，而更主要是发生于一个个学术群体和派别之间，这就形成了中国先秦学术史上的所谓“百家争鸣”。而作为战国后期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所要总结的，就既是那些单个“诸子”们的学术思想，也是由他们所组成的学派或某“家”的学术思想。荀子思想的特点也因此可概括为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判与总结。

一、荀子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先生”们是分为若干个学术流派和学术群体的，故在当时他们只被称为“百家”，不被称为“诸子”，而后世则常常以“诸子”和“百家”并言，而“诸子百家”遂成为合当时

收稿日期：2015-0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中古代中国哲学资料分类辑校与研究”（11AZD05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11BZX049）。

作者简介：高华平，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9）。

“众多学者先生”和“学术派别”而言的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派别林立，“百家”显然只是言其多，而并非是对当时诸子学派的具体统计。《荀子·非十二子》是先秦时期批评诸子学派的名篇，它对它嚣②、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的学说，共分为六家进行了批判。后世或以为，虽然“《荀子·非十二子》所非之十二子，共分为六派：它嚣、魏牟为一派，陈仲、史为一派，墨翟、宋钘为一派，惠施、邓析为一派，子思、孟轲为一派”，“但如以后来所分家数核之”，则除“它嚣未详”之外，“魏牟即《汉志》道家之公子牟；邓析，《汉志》列之名家。子思、孟轲，《汉志》均列儒家……陈仲即《孟子》中之於陵陈仲子，史即《论语》中所谓‘直哉史鱼’……则仍不外‘儒’、‘道’、‘墨’、‘法’、‘名’五家而已”。③或以为，《荀子·非十二子》所“非”：“一为它嚣、魏牟……二子殆道家杨朱一派也。二为陈仲、史……近人谓陈仲、史，盖墨家、道家二派相兼之学，其说似也。（刘师培《国学发微》说）三为墨翟、宋钘……是二子皆墨家者流也。四为慎到、田骈……皆由道家入法家，所谓老、庄之后流为申、韩也。五为惠施、邓析，二子皆名家也……六为子思、孟轲，今世犹以为儒家钜子者……综荀子所非者六说十二子，所法者仲尼、子弓二子。以十家九流衡之，亦止道、墨、小说、法、名、儒六家而已。”④其分别“家”数既有差别，而其所分别“家”数之根据仍在《汉志》“九流十家”之说，而非荀子本人对诸子学术的区分。

在荀子之外，先秦对诸子学说进行过全面分析和总结的，则要数《庄子·天下篇》和《吕氏春秋·不二篇》了。《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之人”道术“备矣”，但自道术分裂之后，天下便“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但《庄子·天下篇》中也没有说明所谓“百家”是指哪些学派。近人对《庄子·天下篇》所叙“周代之为道术者”进行分类⑤，但其所谓某人属某家某派之说，实乃后人贴上之标签，而非庄子其人之所固有。先秦战国后期，《吕氏春秋·不二篇》有所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诸语；《尔雅·释诂疏》引《尸子·广泽篇》有所谓“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

贵虚，料子贵囿”之说。后人以为，吕子将先秦诸子分举为“道、儒、墨、兵四家”；而《尸子·广泽篇》中的皇子历来无人知其解，料子顾颉刚等以为即是宋钘，《尸子·广泽篇》所论殆为儒、墨、道数家。⑥但这些亦非出于先秦吕氏、尸子旧说，而是后人所做的学派分类与归纳。

因此，我们可以说，凡言先秦诸子有多少“家”或多少“派”者，实际都只是后人的分析和归纳，而非先秦固有之观念。先秦学者只是统言其学者学派之多，而名之曰“百家”。在现有文献中，除《孟子·尽心下》称当时学术“逃墨必归之杨，逃杨必归之儒”、《韩非子·显学》曰“今之显学，儒、墨也”这两处所说“儒、墨”或“儒、墨、杨”有指学派之义外，其余皆无指称学派之例。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给先秦诸子分“家”分“派”者，实际要等到西汉初年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一文的出现。文曰：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此文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给先秦诸子分“家”的。它首次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派”，并对它们的思想特点做了初步的概括和说明。但严格地讲，司马谈此文虽然将先秦诸子分为了六“家”或六“派”——似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皆为诸子百家之一“家”，但他其实只是把法、名、道（德）明确称为“法家”“名家”和“道家”，而阴阳、儒、墨三者则被称为“阴阳之术”“儒者”和“墨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尽管2000多年来学术界从未有人对此做过说明，但我认为一定是有原因的。司马谈可能认为法、名、道（德）三者属于比较固定的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而阴阳、儒、墨三者虽也有些人结成为学术派别或群体，但它们其实更主要是某种职业身份⑦，所以他就明确地称法、名、道三者为“家”，而称阴阳、儒、墨为“术”或“者”。

而在我看来，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在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者名称上的这一细微差别，至少还说明了另一问题，即先秦诸子百家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在春秋战国之际最早出现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然后则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和以杨朱为代表的道家，然后才有法家、名家和阴阳家，以及以稷下黄老学派为代表的道德家等。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所谓诸子百家，其先可能只有儒、道、墨等少数几“家”，然后才涌现出许多新的诸子学派，而旧的诸子学派则或解散，或消沉寂灭，其学说则演变为社会上零散学者所习之“术”或一种身份。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