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担当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文萃中学学习深造！爱因斯坦说过：“使学生成为人格健全、个性和谐的人，而不是‘专家’，应始终成为学校的目标。”在西北师大，你们将接受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学会洞悉自然、人生和社会，为成就美好的未来做好准备。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人”，已被日常语言所接纳。知识分子不仅是现存知识的创造者和操作者，更应是现存知识社会化后的反省者、解蔽者和启蒙者。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三种“知识意识”：

1、精英意识。这种知识分子不仅要超出职业和专业的界限，还要超出社会和时代的界限，以“普遍原则”的化身自居，其真理目的和学术手段具有政治性和权力性；

2、痞子意识。这种知识分子叫“玩世者”，浑身浸透着欺瞒并玩弄欺瞒的自我解嘲能力。精英虚构的“真理”牌楼坍塌了，玩世者便以为一切规范的正常结构也都崩溃了。他们除了嘲笑这种崩溃，还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崩溃，既在利用中标榜，又在利用中淡化；

3、无聊意识。如果玩世者是把“真理”的毁灭再毁灭给人看，让悲剧变成闹剧，既清洗了人们的迷信，又亵渎了人们的希望；那么，无聊者却把希望的失望与绝望，再冷却为无望而趋向心灵的沉寂：“一切就是那么回事”！看似没有多余的愿望、思想、激情……也对苦难、非人性、危机、没有过多的思考和表达，因袭中顺应一切，不图改变。无聊者不相信精英们的目的，也嫌恶玩世者的手段，他退出

了“怎么办”的任何回答，只守住一个“不”字，仿佛要回到生活的零度，再也不到意义的正值与负值之间作徒劳的摆动。

今天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国未来的知识分子，希望你们能担当起追寻意义的理想和使命，关怀社会和人类的终极价值，强调人的尊严和尊重。“文革”结束，经济改革开始，从文革“狂热的理想主义”演变为经济时代的“无聊的虚无主义”，精英沉沦，痞子玩世，无聊者退回到了生存的零度。在意义消失的今天，如何填补无意义的空缺、救治国人无聊的痛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人是一个被死亡追逐着的生物，必须从走向死亡中索取生命的意义。苏格拉底堪称是西方思想界向死亡索取生命意义的典范，他自喻为秉承神意来改善希腊人心灵的牛虻，他给希腊人言说的哲学经验中衔接着神意的嘱托。在雅典的十字街头，他像一位艺术家一样热情地塑造着自己的一生：思考、讨论和实践着“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等高贵问题，并实行正义而谴责不义。在他看来，离开正义，智慧就会蜕变为游戏，勇敢就会演变为莽撞，节制就会异化为限制和统治。他自称“牛虻”，把对祖国的爱表现为对祖国进行道德批判；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但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劳了他的忠诚和哲学贡献。文德尔班说，“苏格拉底之死，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希望你们成为社会生活的反省者和解蔽者。今天，理性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理性有两个羽翼：一个是道德理性，一个是科学理性。前者关心理性应该的目的，后者提供理性实现的手段。但是，手段常常把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由此造成道德目的和科学手段相背离，于是出现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历史现象：科学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主要变成了生产与原料的关系，科学的进步一方面极其丰富地开启了人的感觉能力或本质力量，一方面又使这丰富的感觉能力感觉着更加巨大的精神空虚或世界无化。人对人施加的暴力是以人对自然施加的暴力为基础的，人在对自然进行随心所欲的征服时，自然却把施暴力于自然的人类导向非人化的虚无。如此巨大的生存困惑，需要我们运用广博的哲学、科学、历史知识给予回答。

今天，作为中国的文化人应该进行自我灵魂的拷问：我认真地思考过人格、道德、法律、权利、义务、责任、尊严等问题吗？关键在于“认真”二字。德国哲人费希特曾言：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道德化身，如果连你们也丧失了责任和使命，那这个社会还有何希望？在西方，拜伦曾责怪塞万提斯笑掉了骑士制度，使西班牙此后出不了英雄；在中国，“迂教授”、“傻博士”、“臭老九”的奚落会不会笑掉一种传统，一种“认真”得近乎于“迂”的传统？人们尽可以奚落从孔夫子到梁漱溟等辈的社会设计方案，但其恒心道心却不是每个人都配发言的。爱因斯坦终生敬重骑士，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大勋业，而是因为他有一颗圣洁的心和最纯洁的灵魂。而在中国，大众擅自敲响了放学的晚钟，知识分子大规模地从精神寺院中撤离，“认真”已成尘封的记忆，“文人”们正在盯向“买方市场”寻找新的“活法”。然而，不迂、不傻但也不再“认真”的文化人们正在身体力行地引导社会大众跳着欢快的舞步走向平庸、滑稽、无序、浅薄、粗陋、伪善和麻木！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面临一个世俗化的过程。知识进一步远离

神圣，从最初以探究人类心灵世界为目的转为实证性知识为主导；知识分子结构发生倾斜，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型知识分子更多地关心的是器物的更迭和演进；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日益细化，其结果是，很多人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形同“文盲”。概而言之，今天的知识分子因为参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批判性所必须具有的超脱性。知识分子是否还能进入社会良知的角色，是否还能坚守启蒙主义的精神立场，重新关怀社会和人类的终极意义，强调人的尊严？这要求知识分子努力摆脱一种俗性时间的缠绕，生命中充溢着对神圣的追求；个人蔑视庸俗的日常生活，渴求一种真正的精神证明，而这一切，必须伴随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和焦虑去追寻精神的乐园。由于社会的实用化和世俗化倾向，物质生活上粗糙的需要把人们从思想的高峰拉到经济角逐的市场中去了，爱慕“真理”较诸贪求肉感的宣泄和世俗的名利不再具有无上的光荣，终极价值开始悄悄消解，意义缺席解构了彼岸的寻找努力，在现实的困窘和生存的压力下，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救世的责任受到怀疑和拒绝，精神反叛不再受到鼓励，个人性开始隐匿并陷入一种绝望的境遇，知识分子彻底放弃了坚守着的精神立场，并作出了“梦醒了”的文化宣言，试图谋求与现实社会的任何妥协关系，理想主义在粗鄙化的现实中变得面目全非，“惶恐”“痛苦”、“媚俗”成了从精神立场上撤离的知识分子的困窘或自愿选择的生存状态。他们可能都还在写作，但却不是为了思考；他们可能都还在表达，但不是发自灵魂的内在声音；他们的论著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而是直接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