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

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
新闻媒体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可以被民众启动，形成对政府和政治过程的有效制约，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统治集团所利用，成为政府控制社会的利器。

总的来说，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传播信息、影响舆论、设置议程、政治社会化和监督政府等五个方面。

1．传播信息
报道新闻和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

它以源源不断的报道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变动，延伸了人类的耳目，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加强了应付环境的能力。

对于政府来说，媒体把信息传播给全社会，不仅有助于消除隔阂，建立共识，而且有助于公民获取关于当前政治事态的信息，成为“有所知的公民”，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信息基础。

我们知道，媒体是进行政治沟通的有效工具，因为它比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更具优势。

然而，政治沟通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播过程。

根据拉扎菲尔德(Lazarsfeld)和卡茨(Katz)的研究，信息传播分为两个过程：每个群体的意见领袖(如教师、牧师和专业人士)谨慎地从新闻媒体获取政治暗示，然后他们在日常接触中把这些暗示和观点传给那些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朋友们，由此，政治信息就传播给了每个人。

从这种意义上讲，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能否深入地影响公众往往依赖于这些意见领袖，他们是政府所必须触及、影响和说服的对象。

当然，电视和网络在一宗程序上侵蚀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它们把政治消息直接带进千家万户。

2．影响舆论
舆论是社会上相当数量的公众对他们共同关心的某个问题所表示的个人意见、态度的汇集，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需求，可以为执政者及其决策提供信息和支持。

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现代政府，必须及时对公众舆论作出回应，否则很可能削弱或丧失合法性。

新闻媒体不仅是舆论的表现渠道，而且可以通过对特定事件作广泛而深人的报道以及有倾向性的评论，引起公众对该事件的注意，并动员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就当前话题发表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形成了舆论。

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通过信息轰炸和影像刺激，很容易制造出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

当美国公众看到科索沃阿族难民的图片、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对黑人罗德尼·金拳脚相加的镜头、美军机组人员家属哭泣的画面时，他们无需任何文字翻译和理性解释，便会产生情绪的冲动。

这种冲动带来的是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政治行动的诉求。

在这种媒体制造的即刻公众舆论面前，决策者往往缺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极易作出错误的决策。

1992年，在加州地方法院宣判白人警察无罪后，当地发生严重种族骚乱，布什总统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司法部严惩四名白人警察；事实上，当时有多少美国公众(包括总统本人)知道新闻媒体对罗德尼·金被殴事件的扭曲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正面报道，对机组人员家属的同情，使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昂；在这种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体情绪的激发下，美国政府在中国释放其机组人员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而且威胁要向中国派航空母舰，以保护美国飞机在中国境内的侦察活动。

新闻媒体这种影响舆论的功能往往被各国政府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力图引导舆论，使其决策获得公众的支持，或者改变不利于其决策的舆论。

正是因为此，“媒体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观察者和信使了，它们更是政府里面的主要演员。

它们制造、塑造并常常歪曲决策的信息基础”。

3．设置议程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认为，新闻媒体通过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够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由此可以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并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把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

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会使政府重新考虑问题的优先次序。

就如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在《外交》杂志上所说的：“一个问题无论多么紧要，只要没有什
么电视报道涉入，在白宫的日程表上就可以随便安排在哪个早晨。

人们常常把它搁在一旁，先考虑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意外事件，并要及时在下次节目中对此作出适当反应。

”②许多研究也表明，媒体的宣传报道与公众的观念及政府的行为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新闻媒体设置议程的作用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战争初期，媒体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合作态度；随着战争的越陷越深，新闻界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媒体对美军陆战队夷平越南村庄和美国大兵屠杀越南平民的报道，激发了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使得公众对越战的支持率急剧下降。

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宣布越战不能取胜时，约翰逊总统清楚地意识到已经无法赢得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应当重新考虑对越南的政策。

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指出，很多时候电视已经成了何种事件构成危机的判官。

“电视宣布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宣布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是一场危机，因此电视要不停地报道，导致克林顿政府必须为此做点什么。

但是，(美国) 的电视对卢旺达危机却没有报道，尽管那里的屠杀是惨绝人寰的。

”
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给西方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各种选举中，“问题”的比重增大了。

这就是说，选民在投票时，不仅会考虑竞选者的政党背景，更会考虑他们对各类问题的具体态度；与此相适应，竞选者不再把重点放在党派之争上，而是紧紧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

1992年克林顿竞选的成功就是这方面一个范例。

他在竞选中避开其对手布什得意的海湾战争等国际问题，紧紧抓住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内政问题不放。

结果，布什虽赢得了冷战，却丢掉了总统的宝座。

4．政治社会化
几乎所有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都认为，新闻媒体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社会力量。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媒体是人们获取日常生活经验之外信息的主要来源。

各种新闻媒体持续地向公众输送着某种经过选择的资料和观点，以及对这些资料和观点的分析与评价。

这种对社会公众的“信息灌输”，常常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下来，从而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倾向与态度。

在美国，即使是三岁的儿童也能够在电视上认出总统，知道他们是国家的“老板”。

当然，如果新闻媒体的报道与其他社会化机构(如家庭、教会)的教导相冲突，它们也可能不成功。

在苏联，家庭对个人政治观点的形成比无所不在的媒体更有影响力。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前，伊朗的新闻媒体曾为国王所控制，试图培植对他的忠诚，但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从地方清真寺的“毛拉”那里得到指导，憎恶国王，媒体对此也无能为力。

可见，媒体并不总是可靠的，尽管统治者一直利用它来传播社会主导价值和文化。

5．监督政府
媒体作为一种批评者，它对民主政治良性运行的作用很早就为人们所公认。

托马斯·杰弗逊在1787年就写道：“如果只剩下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无政府的报纸两种选择，那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之所以需要媒体来监督政府，是因为公职人员可能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利。

不仅如此，随着政府工作的日益复杂化，渎职和贪污的机会也会成倍地增加。

相对于其他监督机构而言，新闻媒体有着独特的优势：传递信息迅速、覆盖面广；相对中立和清白；有批评政府的传统。

从实践来看，不少国家的新闻界历来就以批评政府、揭露官员政治丑闻为乐事。

大到总统贪污渎职，小到议员的桃色事件，无不在媒体的注视之下。

政府丑闻一旦被曝光，往往会激起全国的强烈反响，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当事人轻则陷入困境，重则身败名裂。

正因为如此，新闻媒体往往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或“民主的看门狗”。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开始监督政府，曝光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批评司法领域的不公。

当然，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舆论监督不是独立的媒体依凭法律对政府进行监督，而是政府控制的，根据当前政策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有管理的舆论监督。

然而，新闻媒体毕竟是一种“软权力”，它不像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那样具有强制
力，可以独立地发挥作用。

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并不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与民众及政治过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即便在传媒界推崇备至的“水门事件”中，也是如此。

在水门事件曝光后，尼克松仍能成功连任，甚至声言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母公司的营业执照。

尼克松后来被迫辞职，不只是因为报纸披露了他的丑闻，而主要是因为国会将要对他提出弹劾。

在围绕“水门事件”所进行的总统与媒体的较量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绝不仅仅是新闻媒体，这是新闻媒体难以克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