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

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

陈燕谷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制度，它的诞生、扩张直至成为一个囊括整个世界的全球体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现实，是任何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并不随着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更何况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野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尽管它本身应当甚至必须接受批判性的考察。这些可以说是我把握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一种同质化想象，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同质性的社会制度将以不同的速度逐

步从欧洲扩散到整个世界。这种想象中的不平衡运动曾经使马克思担心，欧洲在建立社会主义时会遭到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亚洲的包围。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马克思的预言落空，而且促使人们把眼光从欧洲扩展到世界的各个地区，研究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复杂矛盾的历史过程。我笼统地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的那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考在20世纪下半叶的表现。从实践的角度讲，它们与19世纪殖民体系的解体，特别是与中国、越南、古巴等

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它们既是对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直接的回应，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从20世纪60年代起，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被命名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就是上述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垄断结构和全球扩张，尤其是它在制造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欠发达状态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与宗主国中心“典型”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恰好相反的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作出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和理论阐述，成为战后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发展理论最有价值的遗产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弗兰克在其9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白银资本》里断言，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等人虚构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神话”时，我们自然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剧变”，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剧变”。在80年代（实际上要早得多），一方面“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陷入持久而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里根—撒切尔革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相继发生政治的和理论的转向。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批判项文化批判的转移至此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潮，弗兰克批判的锋芒也是在这个时候从资本主义转向欧洲中心主义的。我本人对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任何异议。相反，我

认为这样的批判必须深入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能仅限于作出某种象征性的姿态。在我看来值得考虑的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是一件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事情？我

认为不是。更重要的是，把二者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对于理解、批判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都是有害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全面颠覆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历史

学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理论，在他所开列的必须对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理论负责的名单里，包括从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到帕森、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和重要学者，而且为了表示与“昨日之我”的彻底决裂，60年代~70年代的弗兰克自己也榜上有名。本文的分析，为了便于操作起见，仅限于和“世界体系理论”有关的那些作者。

第一节依附性与欠发达：另类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式和生产关

系基础上的阶级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实际上，马克思这样做还有着更深层的理论考虑，那就是像物理学家那样，“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纯粹”形态。[1]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有其利，亦有其弊。其利自然是用规范的理论语言阐述典型而又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说明在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关系中，与以往主

要依靠超经济手段剥削经济剩余的社会形态不同，新型的权利关系怎样产生新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其弊则在于历史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不纯粹的。这种不纯粹性在很长时间里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在边缘地区它甚至可以说是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例如，与中心国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雇佣劳动或自由劳动不同，边缘地区主要依赖于非自由劳动，但后者与前者一样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世界生产并提供经济剩余。换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形态资本主义的共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后果。因为，资本主义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导致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世界规模的结构性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殖民统治使得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彼此缠绕、彼此渗透，进一步增加了分析的困难。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早期著作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错误。其实，这样的错误，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仅仅是县城地使用了“资本主义是在16世纪产生于欧洲”这样一个公认的理论前提。弗兰克早期著作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欧洲，而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态：何谓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它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才能消除这种让绝大多数人陷于可悲的依附性的状态？等等。弗兰克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正是美国主流学术界致力于生产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时候。对于所有

这些理论来说，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都是安身立命的真正的基石，所谓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罗斯托夫（Walt W.Rostow）所说的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弗兰克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的序言里说过，1959年，当他第一次来到拉丁美洲的时候（临时性地参加学术会议），正处于一种理想上的分裂状态，即政治上的左派立场与学术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之间的分裂状态。尽管他在大学里就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格格不入，但在考虑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时，仍然离不开他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资本匮乏、妨碍储蓄和投资的封建制度和其他传统制度、政治权力集中在农村的地主寡头手里等，一句话，正是拉丁美洲本身的“传统”阻碍了它的现代化。这种分裂状态使他意识到，要想从事符合欠发达国家人民利益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名具有社会和政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要放弃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生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要放弃宗主国的生活环境，进入到欠发达国家内部，成为那里的人民的一员并在那里学习真正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带着这个想法，弗兰克在1960年先后到古巴、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和塞科•图列领导下的几内亚，考察这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然后，他作出自己一生中恐怕是最重大的决定：辞去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职，来到拉丁美洲。[2]如果不是撒切尔所说的“为智利带来民主”的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他现在可能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