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

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

————读《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有感

范忠信老师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分析了欧美刑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对我国国民的道德建设提出一些建议。文章向大家介绍不少西方各国刑法在公民道德层面的要求，对于西方国家尽可能多地将道德纳入法律，强制要求国民遵守在我国普遍认为是“道德义务”的规定的现象，范老师持积极态度，肯定了此做法的作用，并针对我国越来越严重的全民冷漠提出国家加强“道德法律化”的建议。

说到如今中国的冷感社会，我不免想起2011年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言论，有的指责肇事司机，有的痛斥那18个漠不关心的路人。小悦悦事件，已经逐渐发酵为一场对人性冷漠、道德沦丧的大讨论，那18个路人身上折射出来的不正是现在社会普遍存在的漠视现象吗？网络上对路人的批评声此起彼伏，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很少看到网上的正义之士，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成为“路人”。我国自古以来宣扬“惩恶扬善”，而对“置之不理”仅限于道德上的约束。国家法律规定惩治犯罪，奖励善人，却并没有提出关于不作为的处理方法，因此，人们在选择时，往往会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立法的空白，导致人们专注于对“责任”坚守，却忘了“义务”的履行。

因此，对于见死不救，道义上的批判固然不可少，但要想加快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良好规范的建立，则不仅仅仰赖于道德的建构，法律上强制性的约束有时候能起到更直接有效的作用。

奇怪的是，还有人的关注点放在救起小悦悦的老婆婆身上，说她借机“发了一笔横财”，“炒作”博出名。这种看法意外地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甚至有人声讨老婆婆的“虚情假意”，认为她不配得到那笔奖励。我突然想到百年前的鲁迅先生，发现他的伟大，不仅在于文学方面的造诣，更是因为他将社会看得如此透彻。小时候读不懂鲁迅的小说，长大之后，才会看得透鲁迅笔下的中国人，他小说里的社会，人们冷漠自私，而心存善念的人像黑暗中的亮光，耀眼却易被吞噬。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冷漠的围观精神，同时看别人永远都是从最坏的动机来看，往往从诛心的角度去衡量一个人——居心叵测，别有用心，不可告人的目的凡此种种，所以中国群体里面充满了各种阴谋、诡计、嫉妒、仇恨的毒素。在这种环境下，救人的人反倒成了不该的人，那十八个路人似乎才是正常人的表现。这种畸形的社会里，谁还会愿意去成为见义勇为的好人?

在小悦悦事件发生的五年前，另一件事情也曾引起社会上极高程度的关注，这就是彭宇案。法官糊涂的判决严重打击了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而老人的诬陷更让人们对帮助弱势群体产生一种恐慌，认为自己的善意会被不轨之人利用，好事变坏事，帮人却害己。这种恐慌在后来“扶人反被讹”的连续发生后愈演愈烈。“扶不扶”、“扶不起”使更人多不愿意“冒险”去做好事。在这些事件中，人性的善良被恶人践踏，越来越多人不得不隐藏自己避免被人利用。有时候，人性的沦丧会导致更多人性的灭失，我们无法避免，这是莫大的悲哀。

可是即便如此，谁在受难时不希望有人能伸手帮扶一把？谁愿意在无助时迎上的是众人冷酷的眼神？谁都不想生活在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谁都需要真情的温暖，但是多数人都不敢去做同社会现象做斗争的人。因此，国家是否考虑要为大家完善一下法律机制，在法律上给予保障，将一些道德规范法律化，使人们勇于突破障碍，奉献爱心呢？

固然有些人认为，将道德提高到法律层面，未免显得道德太过虚假。千古以来道德本就是作为精神上的力量存在，体现一个人的素养。而法律是为了国家统治存在的手段，如果将道德纳入法律中，会使道德失去原有意义。实际上，道德的底线就是不犯罪，但现如今的社会，如果没有法律的威吓，有多少人能够不犯罪，能够守住道德底线？

文章中有提到，道德法律化的目的是“逼使民众‘行善若性然’，使这些道德要求‘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使国民习惯成自然地养成对国家对社会对同类的责任感。”这不正是法制社会的理想方向吗？虽然在我们国家民主思想尚未成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仍在发展，道德法律化也许道路曲折，但相信只要国家坚持，国民坚持，道德法律化一定会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很大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