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商颂考》之读书报告

《商颂考》之读书报告

近期，先后拜读了杨公骥先生的《商颂考》及赵敏俐老师对《商颂考》所作的评析两篇文章。其中杨公骥先生的《商颂考》是对《商颂》的作年问题——“商师说”与“宋诗说”之争所作的考证文章，文中力主“商师说”，针对支持“宋诗说”的八种说法一一做出了反驳和解释，论证丰富有力，让人读之顿感心服。赵敏俐老师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杨公骥先生的说法，并结合先生的生平简介、学术思想与治学特点等来介绍，使我们对杨公骥先生理解的更加全面，对其文章和思想也理解的更为透彻。

《诗经》颂诗分为《商颂》《周颂》《鲁颂》三部分，其中《周颂》《鲁颂》确定为周代所作，惟《商颂》究竟是殷商时期商朝人的作品还是宗周中叶宋人的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确定。而《商颂》的创作年代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对商颂研究的重点所在，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绕不过去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几百年来多名学者对其进行过考证和探讨。

关于《商颂》的来历，现存最早的记载出自《国语鲁语》，闵马父于周敬王三十三年说道：“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从中可以看出，“以《那》为首”的《商颂》是“商之名颂”，是经过长时流传从而为人所习知的商代著名的颂歌；这些“商之名颂”是“先圣王之传恭”的制作，是先代圣王制作的垂训诗；这些“先圣王”制作的著名的《商颂》，曾在周幽王、平王时，由殷商后裔宋大夫正考父请周司乐大师考校过一遍。在秦以前，没有人怀疑《商颂》是殷商的作品，也没有与《鲁语》记载相抵触的说法和提法。直到汉朝以后，由于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鲁、齐、韩三家诗说，于是对《商颂》的制作年代也出现了新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宋世家》中采用了鲁、齐、韩三家诗说，故称：“（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此外，还有汉代的其他学者乃至汉代的一些碑文中也将正考父称作是《商颂》的作者。

由此双方的争论也便开始：毛诗一派认为《商颂》是殷商遗留下来的诗歌，正考父只是做了整理校对工作；而鲁、韩诗学派的学派认为《商颂》是春秋时的诗歌，是正考父为赞美宋襄公制作的。由于正考父和宋襄公是其中的存疑点，为此，杨公骥先生在文中先是对正考父的生活时代和宋襄公时期发生的事件做了考证，表明鲁、韩诗派的说法既不合乎历史事实，也没有历史根据。紧接着杨公骥先生又分析了这种说法之所以出现和流行于汉代的原因。由

于汉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需要，因此在汉初逐渐形成了“儒教”。当时的儒教实际上起着封建宗教的作用，而在封建社会，“文学是宗教的侍婢”。因此诗三百篇成了礼教的附庸，被当作载道传教的工具。汉学者受孔孟影响较重，既不是根据历史文献，也不是根据《商颂》的内容来考察，而是仅仅本于“诗教”教义和对《诗经》的基本看法就形成了《商颂》非商诗，是正考父为了赞美宋襄公所表现出来的“文王之德”而作的观点。

接下来，作者写道“近百年来，有些学者遵循‘今义’学派的说法，并以鲁、齐、韩三家义驳《毛诗序》。为此，共提出二十多条例证，企图证明商颂是宋诗”。针对近代宋诗论者，杨公骥先生总结了他们的二十几条证据概括成八个大的方面，并一一作出详细有力的反驳。赵敏俐老师在对杨公骥《商颂考》进行评析时，又对此予以了更加概括的归类，把“宋诗说”的六种错误和杨先生的批判分别对应起来，条缕分析，有理有据。如第一，曲解历史，制造出一个虚假的“避讳说”，硬将“商颂”说成是“宋颂”。他们根据《左氏春秋》哀公九年与哀公二十四年两条记载中“商”字与“宋”字通用的材料，便认为春秋时代存在着普遍意义的避讳制度，并由此推论，《商颂》本为宋襄公时所制，之所以称作《商颂》，是因为鲁哀公的父亲鲁定公名字叫宋，是鲁人为了避讳而将“宋颂”改作《商颂》的。历史上，的确有“避讳”一说，“避讳”一词和现象古已有之，即凡书写或言说都要避免直接写出或说出君父尊亲的名字，必须用到相关文字时，则以同音或同义字替本字，或者去其名一字、用原字而省缺笔画等方法以避之。这种讲究避讳的结果，也给人们阅读典籍带来许多麻烦甚至混乱。但这并不能作为将“商颂”说成是“宋颂”的理由。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这样，在西周时代，周王祭祀文王的祭歌中并不避讳文王的名字，成王祭祀其父也不避讳武王的名字，甚至鲁人在《鲁颂》中也不避讳鲁庄公的名字。可见，宋诗论者所谓避鲁定公之讳而改“宋颂”为“商颂”之说，只是根据一种历史现象所做的猜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用荒诞的假设来论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证明“宋诗说”，有人曾提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戴、武、宣）三公之年共十余载，焉知考父”不能活到襄公时代？何况正考父是个恭谨的人，“恭则益寿”，这样的话他到襄公时代恰好一百一十岁左右，难道不可能做《商颂》吗？这种荒谬的假设本就不用理会，可是杨先生却依旧用考证来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这一段历史，杨公骥先生不仅详细排比了春秋时宋国各代君主的在位年限，同时又考证了正考父的子孙们在历史上活动的情况，，最终依靠真实的考证粉碎了这种荒唐的说法。

第三，将片面的历史知识作文论证的前提。有人从《商颂》的内容出发，将《商颂·殷武》中有关宋人伐楚的描写放在宋襄公的身上，认为根据《春秋》经的记载，楚国在鲁僖公

元年以前称荆，鲁僖公元年以后才称之为楚，而且，楚祖熊绎在周成王是方被周人封为子爵，列为诸侯，因此在殷商时期不可能会有伐楚之事。对此，杨公骥先生通过先秦文献，特别是出土的铜器铭文与甲骨文，以充分的材料证明了这种说法的错误。

第四，地理考证有重大疏漏。王国维曾根据《商颂·殷武》中曾人“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的诗句，推测出此诗中的“景山”当指汉己市县北的景山，而伐此景山之木来建造祖庙的只有春秋时宋都当之最为合适。为此，杨先生又做了地理上的考证，指出“汉的己氏县，在春秋初年是戎己氏之邑，其地在今之山东省曹县东南四十里的楚丘集。景山则在楚丘集北三十八里，西距曹县县城三十余里，南距河南省商丘一百五十里。以周的封国疆域考知，在春秋前期，景山尚在曹国境内。显然，宋国即使建寝庙，也不会远伐曹国之木，宋国庙歌中也不会歌颂异国名山。”另外，“据古史记载，称作景山的名山共有五个。在殷商都城西北四十五公里就有一个景山”。杨公骥先生的考证指出了王国维的疏漏，也再一次证明了商师说的可靠性。

第五，片面夸大了殷墟卜辞的作用。殷虚卜辞的发现，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当时社会的状况。但不能过于夸大它的作用。王国维曾说，自《商颂》的“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所记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循”，因此认为《商颂》非商代之诗。杨先生从两个方面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一，《商颂》是诗歌，并不是记载祭礼与制度文物的“礼书”，因此在《商颂》中寻不出卜辞中所记的“祭礼与文物制度”不足为怪；其二，卜辞受文体与功能所限，记事范围有限，文字简短，也远不能记载殷商时代的所有事物。卜辞虽然有宝贵的文献价值，但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不能将卜辞中不见的东西都称为伪史。

第六，以《诗经》中周代诗歌的水平作为否定《商颂》的标准。有人认为《商颂》中有些诗句承袭了周诗，因此它一定产生于春秋时代；还有些人认为《商颂》的语言文字水平要高于《周颂》，因此，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商颂》的产生晚于《周颂》。对此，杨公骥先生指出，以文字的异同作为诗歌断年的标准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并举例证明诗歌现象不是历史进化论者所能阐释的清的。

以上的反驳，展示出杨公骥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无论是不攻自破的推测，还是貌似合理的例证，杨公骥先生都不辞辛苦的找出大量证据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解剖，使读者对“商师说”心悦诚服。从中我们也要看到，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王国维先生也是有名的学者，曾作出过很多精彩的考证文章。但是在《商颂》的考证上犯了错误，这说明在进行考证时一定要尽可能多的掌握材料，同时更要学会仔细辨析材料真伪，断章取义、不懂装懂等等做法，不仅是在做无用功，更有害于学术的发展，将后人引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