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
文学简介：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

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

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

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

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

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

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

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

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

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
之上。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

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历代过程：
魏晋南北朝一是全国长期分裂。

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

二是政权更迭频繁。

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

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

三是社会动乱。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

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

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

四是民族矛盾尖锐。

自汉魏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

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

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

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

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伏。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

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

(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

文学特点：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

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

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
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

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

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
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

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

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

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

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

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

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文学命运：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

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

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

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

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

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

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