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儒家思想发源于中

国，而广泛传播与东亚文化圈和世界文化圈。在东亚各国文化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地位。概而言之，在儒家弘扬的道德之中，从比较的意义上看，中国儒学凸显其“仁”，韩国儒学凸显其“义”，日本儒学凸显其“忠”；或者用略为细微的分类，中国凸显“仁恕”，韩国凸显其“义节”，日本凸显其“忠勇”。下面谈谈儒学在东亚各国的地位和影响。

首先应该谈谈中国儒学，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历史上有多个朝代曾把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思想，如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的西夏，金等朝均崇尚儒学。儒学的产生创造了以伦理道德为鲜明特色的东方文化，它蕴藏着深厚的有价值的伦理道德思想，虽然过去几千年，但是其宝贵的文化精髓仍然被我们所用，以致于儒学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或未来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将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始终是以“仁爱”观念居于核心地位，仁爱是中国儒学的主导价值取向。“仁”的思想来源可上溯到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保民思想，《尚书》中“老保赤子，唯民其康”，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伦理价值的反映。尤其是《尚书》中对保护老弱孤幼的重视与强调:“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若”，“不敢侮鳏寡”，这种对孤寡老人和失怙幼孤的特殊关注，是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滥觞。实际上，孝的真正意义也应当从这方面来了解，孝是对父母亲情的回报和珍视，它不仅在来源上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实践，所以程伊川说:“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

作为贯穿儒家思想始终的方法论的中庸之道, 其精髓就在于平衡协调各种

矛盾关系、促进事务的和谐发展。重新审视“中庸之道”这一哲学理念时发现它有许多适应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中庸”既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又是儒家的方法论原则

再来谈谈日本儒学，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

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

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动

儒教等经典著作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

韩国——历史上连续不断的士祸，对韩国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酿造了韩国儒学的“道义”精神

韩国儒学的精神与韩国的历史有密切的关联。朝鲜时代连绵不断的士祸，对韩国儒者的精神意志有重大的影响，戊午士祸(1498)、甲子士祸(1504)及己卯士祸(1519)、乙巳士祸(1545)对儒家学者的政治清洗和屠杀是东亚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这些儒者组成的士林派，要求改革，主张社会正义，与代表贵族官僚特权利益的旧勋派形成冲突，这些著名儒者的惨死不仅促发了韩国儒者的一种抗争的、不妥协的精神，也逐渐酿造了韩国儒学的“道义”精神。赵光祖说:“不顾其身，图谋其事，有事时不计祸患，乃真士人精神”，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义”是韩国儒学的精神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