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摘要]随着司法实践的开展及恢复性司法、和谐社会等观念的提出,暂缓起诉问题逐渐引起我国理论及实务界的关注,走入刑事法学视野,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暂缓起诉源于上个世纪的德国和日本,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和诉讼经济原则,并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顺应了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世界刑事法改革趋势。在我国现阶段,引进、借鉴、吸收国外先进法学理论,对研究刑事暂缓起诉制度既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暂缓起诉;制度

一、暂缓起诉的涵义及性质

(一)刑事暂缓起诉的涵义

关于暂缓起诉的名称,各国规定不一。在美国,相关的制度被称为“延缓起诉”或“审前考察监督”;在日本,类似的制度被称为“起诉犹豫”;在德国,被称为“附条件不起诉”。所谓暂缓起诉制度,即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对于具备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规定的保留起诉期内,附条件暂不起诉的起诉裁量制度。也有学者认为,暂缓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针对某些应当起诉的案件,本着预防、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根据案件自身条件对一些特殊群体在一定考察期限内不作处理,期满后再视具体情况做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

(二)刑事暂缓起诉的性质

1.暂缓起诉是起诉制度的延伸和发展

正是考虑到司法实践中个案差异性,犯罪情节、手段,犯罪人社会危险性的不同,若不加区分实行起诉或不起诉,显然有失公正。因此在起诉与不起诉间加上一个暂缓起诉,作以价值衡量;同时也给犯罪人一个考验期,以体现对犯罪人的关护。

2.暂缓起诉是一种具有教育性和惩罚性且以教育性为主的制度

从国外及我国一些地区实行暂缓起诉的实际情况来看,适用暂缓起诉的对象大都为未成年人、初犯、偶犯等,社会危险性较小,致罪因素也较为简单。暂缓起诉制度体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策略,一方面对于那些主观恶性较深、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又给了那些涉世不深、有改造空间的犯罪人以机会,帮助他们复归社会。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19, 7(2), 9-18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9 in Hans. https://www.360docs.net/doc/3a7572385.html,/journal/ojls https://https://www.360docs.net/doc/3a7572385.html,/10.12677/ojls.2019.72002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in China Jiashu Li1*, Zonglin Yu2#, Haimin Luo3 1Civil,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2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3Procedural Law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Received: Mar. 18th, 2019; accepted: Apr. 4th, 2019; published: Apr. 11th, 2019 Abstract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e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system. This is a key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hich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solving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our country’s judicial practice and cracking down on corruption crimes.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of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in China. Obviously, the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has jus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many plac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further research. Theref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in the emerging stage of our countr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a more perfect system criminal of trial by default. Keywords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in China, Application, Legislation Limitations,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李佳澍1*，虞宗麟2#，罗海敏3 1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2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3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北京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一般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如果说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对我们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构建有影响的话，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为什么十年动乱之后，作为国家颁布的七部法律里，最重要的刑法和刑诉法，为什么这么快能够出来，就是文革的前30年的基础。二是我们前30年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小平同志提出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新中国的法治史上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那就是彭真同志。刑法和刑诉法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起草的，现行的基本思想都是他最后敲定的。 79年的刑事诉讼法有一些时代的烙印，有一些中国的特色，这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的制度，也影响着这次正在进行的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我们现在诉讼制度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第一就特征，是借鉴了十年动乱之后，为什么第一批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制定出来的经验，重要的原因是统治阶级的需要。第二个特征，是如何看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第三个特征，在国家公权力行使方面，我们有一个中国特色，就是办案机制，公安司法机关实行分工配合，互相制约。第四个特征，是如何看待被告人，如何看待辩护人。第五个特征，主要反映在我们对客观案件事实查明的要求上，或者说是在我们证据的标准上。第二阶段是96年对刑事诉讼法做了比较大的修改。修改可以从两方面来描述，一个是立法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健全了我们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增加了三个重要原则；一个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查权、检察权，有点独立行使职权的意思。人民检察院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非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第三个成就，是强化了辩护制。除此之外，我们还改革了刑事审判程序，特别是把审判的程序吸收进来了。我们的起诉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针对公检法和侦查起诉阶段，各自解决了一个96年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且为此立法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就是取消了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第二是扩大了拘留的对象，延长了拘留的时间。另外我们还改革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制度。第三，在上一个五年规划，刑诉法再修改进入了立法规划，正在进行当中。这次修改立法，和上次相比而言，一个是关于立法的背景，一个是关注的热点问题。立法的背景方面，和96年刑诉法修改相比而言，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治也在不断的健全。在96年修改刑诉法之后，我们加入了两个重要的人权公约，其中一个现在已经完全批准了，另一个正在批准之中。这两个人权公约，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意义重大。热点问题，尽管现在刑事诉讼法动静不大，但是上一个五年计划，经过立法机关、实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努力，把要改的问题都心中有数了。第一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问题，要不要有沉默权和反对自我规制的权利，要不要取消讯问应如实回答的规定。第二是强化律师的作用，这个很多，会见权、阅卷权等，大家可以看看已经有的律师法。第三就是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杜绝非法取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1997年1月1日实施至今，从中得到了贯彻和有效的实施，基本解决了原刑事诉讼法出现的问题，引起国际国内社会的良好反应，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这次修改是成功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不少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并逐步克服和改进。我们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参考刑事司法国际标准，发现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存

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调研报告.doc

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_调研报告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四款及第142条对不起诉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上级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有从严要求，加上受免予起诉权被取消的影响，一些基层检察院没有敢于大胆地行使这一权力，有些基层检察院甚至把很明显的不起诉案件也交付法庭审判，造成无罪判决案件和免于刑事处分案件增多，这于经济诉讼法则很不利，也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应有的作用。怎样看待不起诉权《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据此，不难归纳出，所谓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对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或者经两次补充侦查尚未达到起诉条件，而作出的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决定。所谓不起诉权，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后作出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的决定权。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1、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案件，鉴于该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不将其交付审判和处以刑罚更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和政策目的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权衡利弊后有决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也即原来的免予起诉权； 2、经过侦查认为确实不构成犯罪而作出终止诉讼的决定权； 3、人民检察院经过认真审查并提出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决定暂不能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而作不起诉决定的职权。不起诉，实质上是人民检察院对依法不应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者不需要追究或无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依法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因此，它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节约人力和物力，提高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3.doc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3) 第二，更多地考虑了被害人的需求。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被害人所能获得的正义往往只有“同态复仇”的心理慰藉，而被害人所受的利益损失和心理创伤则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治。与之相比。刑事和解制度将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恢复也纳进了“正义”的范畴，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更为全面、细致的保护。在角色设定上，被害人也从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个被动等待正义降临的客体转变为一个通过自身行为主动追求正义结果的主体。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受害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往寻求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正义”。而不是强加的正义、迟来的正义。第三。对社会而言，刑事和解制度为其寻求一种更为有益的“正义”。国家追诉主义诞生以来，社会在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就沦为旁观者的角色。国家追诉的实现。在彰显“正义”的同时，往往也给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伤害。与之相比，恢复正义理论则要求社会在“恢复正义”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使社会对正义的理解和追求得以体现。在“正义”的结果题目上，刑事和解制度要求修复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对同样被犯罪行为所伤害的社会而言，这种“恢复正义”更符合社会的利益需求。通过以上比较可以以为，刑事和解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正

义，它要求实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犯罪人真心悔罪。回回社会：使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伤害得到弥补，并通过与犯罪人的和解，实现一种有别于“同态复仇”的心理平衡：对社会而言，被犯罪行为破坏的那一部分社会关系因和解行为而得到恢复，也防止了犯罪人对向自身施加痛苦的社会的敌视和受害人因自身利益被忽视而产生的不满。与传统刑事司法意义上的“正义”相比，在犯罪人、受害人和社会三者的利益关系上，这种新的“正义”不会产生传统“正义”所带来的利益共损的局面，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当规范使得各种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这是一种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三、刑事和解制度模式及公道性分析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设计西方各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没有纳进到正式的诉讼程序之中，而是作为一种由中立调解人主持的非诉讼程序而存在。但是，刑事和解过程中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各国刑事立法均普遍予以认可，且作为刑事裁量的重要依据被广泛运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诉讼阶段，同时也成为稍微犯罪发生之后、刑事程序启动前的由社区负责的纠纷解决机制。基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和社会状况，各国在司法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的刑事和解模式。回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社区调停模式(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转处模式(在罪犯被逮捕后起诉前由和解中介机构进行调解)：替换模式(由司法职员在量刑和执行中适用，替换监禁刑)：司法模式(适用于一切罪犯，进步了犯罪人的责任)。前三种模式主要的区

试论“暂缓起诉”守则的构筑与完善-张连华.doc

试论“暂缓起诉”制度的构筑与完善/张连华 - 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上海市200042 内容提要：暂缓起诉在诉讼法理论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它是作为起诉与不起诉的一个衔接阶段，在整个诉讼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要想完善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作者认为，构筑“暂缓起诉”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从刑法与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入手，从各方面论述了暂缓起诉制度存在的独立性及其依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键词：暂缓起诉不起诉免于起诉自由裁量权个案公正诉讼效率暂缓起诉，实质上是附有一定条件的、暂时不起诉的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文规定。但实践向为立法之先导，在刑事法律日趋人性化的基础上从理论上予以探讨，构筑暂缓起诉制度，以为立法之准备。一、国内外对于暂缓起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

1、概念暂缓起诉，我们认为，就是检察机关对于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是罪行较轻且又不宜做出不起诉决定的犯罪嫌疑人做出的一种处分决定，其具体内容是检察机关在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责令犯罪嫌疑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特定的义务，如果犯罪嫌疑人按要求履行了上述义务，则其行为不作为犯罪予以追究，否则予以起诉。实践中存在“暂缓不起诉”的不规范说法。根据语言学的规则，“暂缓”是针对一件已具有确定时间的事情而言的。而“不起诉”却是尚未具备确定时间的行为，无定时。从逻辑上讲，“暂缓不起诉”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语义对语法所起的作用，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暂缓起诉”。 2、国外暂缓起诉制度的发展当前世界其他国家普遍规定了裁量起诉原则。（1）大陆法系。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诉刑事犯罪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实行的是起诉便宜原则，现行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对可以不加起诉的犯罪分为以下四类：A、当犯罪嫌疑轻微且无追诉之必要；B、当对犯

刑事缺席审判：欧洲经验之比较

目录一、缺席审理程序之可能程序类型概览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目的对刑事缺席审理的正当性影响三、刑事缺席审判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功能性贡献四、刑事缺席审理的建议方案——代结语一、缺席审理程序之可能程序类型概览（一）缺席审理程序的适用情形维度我想首先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PBR）开始谈起，该公约之内容对中国很有意义。虽然该协议尚未得到中国的批准，但毕竟已经被中国政府签署了。依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d款规定，被告人有权在审理期日到庭并且自行辩护，或由他自己所选任的辩护人辩护。但是，这项在场权（das Recht auf Anwensenheit）没有指明，如果被告人不行使该项权利，刑事程序又该如何进行呢？所以，在这种被告人不到场的情形下，引入缺席审理程序，本身并没有违反国际公约的明确要求。尽管《欧洲人权公约》（ECHR）第6条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在审理时的在场权，但该条却隐含了将在场权作为公平审理原则的前提。所以，欧洲人权法院有关保障《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判例见解主张：被告人有权放弃在场权和辩护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被缺席判决有罪，即终局性地判决有罪。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是所谓的逃匿情形，即被告人在实施犯罪后逃往国外或无法找到他的情形。如果他被依职权告知了刑事程序以及针对他的指控，却在被正式

地传唤以后不到庭，或者偷偷地变换住址致使传票无法送达的，同样可以在为其指派义务辩护人的前提下对其缺席审理，这不会侵犯《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对他的保障。相反，如果他没有被正式地告知针对自己的刑事程序或者国家无法向其证实曾经履行了这样的告知义务，那么他即使被缺席判决有罪，当他未来投案或被国家抓获时，按照欧洲人权法院的见解，他的在场权就会转化为要求某个合议庭从事实到法律全面地对案件重新审理的请求权。（二）缺席审理程序的国别维度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如果被告人不接受审理，尤其是被告人逃匿的案件，都有可能采取缺席审理程序。这些立法的基本想法是，被追诉人无权去阻碍诉讼程序的进行。在法国，传统上也可以在刑事案件中对缺席者进行判决。但是，如果被判决有罪的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就会转换到通常的程序。对于严重的犯罪案件，刑事陪审法庭（Schwurgericht）可以宣告一种缺席判决（Vers?umnisurteil），但一旦抓获了被告人，该判决就自动无效了，并且要转为某个新的诉讼程序。相反地，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形下，如果能够证实，被告人曾经被正式地传唤到庭，那么之前按照对抗化模式设计的诉讼程序就会转为某个所谓的“准对抗化的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程序的法律效力和普通刑事诉讼的区别甚微，并且会产生终局性的判决。只有当无法证明是否曾经依法传唤过被告人时，才会构成所谓的“瑕疵程序”（Defaut-Verfahren）。这种程序可以作成有罪判决，但是它要保障被告人获得法律救济之额外机会，即所谓的异议（Opposition）。如果被告人在知晓该缺席有罪判决之后的10天以内，无论以何种形式提出了异议，那么此有罪判决就可以被彻底地撤销，前提是被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一)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一)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国家的立法规划；关于应当如何修改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早已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并就各项诉讼原则、制度及具体程序的设计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议。本文不揣冒昧，拟通过分析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中呈现出的规律性，就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略陈管见。一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尽管程度不同，却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点，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追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刑事诉讼的实践表明，过分偏重案件实体或对犯罪的惩罚，或者过分关注被告人的人权而置其他利益于不顾，都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鉴于此，世界各国均不断地调整本国刑事程序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的价值目标，以求在协调两者利益的冲突中谋求更多的利益。譬如，美国实行排除规则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然而，由于实行该规则，使许多罪犯因证据收集程序不合法而被无罪释放，这就极大地抑制了刑事诉讼在惩治犯罪方面的功能。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于在1984年对该规则增加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据此，虽然系非法收集，但只要起诉方可以证明即使没有非法收集，该证据最终也会以合法手段取得，或者虽然查明系非法收集，但在收集当时警察的行为是出于善意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从而大大限制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增强了刑事程序惩治犯罪的功能。联邦德国在50年代之前，原则上并不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在两个判例中强调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①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有的国家还在立法上明确设立条文予以规定。如日本刑诉法典第1 条就明确规定了刑事诉讼目的旨在追求正当程序与实体真实、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2、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互融合。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要通过一定的诉讼构造来实现。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刑事诉讼构造上分别形成了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不过，由于两大法系国家均在不断地寻求刑事程序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故与此相适应，使得其各自的诉讼构造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对方构造的因素。即原来强调专门机关职权在控制犯罪方面的作用的国家，采取了一些限制国家司法权滥用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措施；而对专门机关职权作用重视不够的国家，则对发挥职权作用以更有效地追诉犯罪给予了关注。譬如，日本刑事程序原属大陆法系，“二战”后，其以美国刑事程序为样本，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以职权主义为补充的刑诉构造。意大利在“二战”后即开始关注对英美当事人主义的引进，并于1988年颁布了以英美国家诉讼构造为范本重新设计的新刑诉法典。在具体程序上，大陆法系国家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的突出表现，是确认了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依赖权和沉默权，废止或大大弱化职权主义的预审程序以增强审判前程序中的当事人抗辩因素，弱化或废止卷宗移送主义；在审判程序中，日本、意大利均采取了英、美国家的交叉询问的方式，并以法官职权调查证据为补充，还采用了英美法中排斥传闻证据的法则，从而保障了被告一方询问证人权利。在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中，同样也有吸收职权主义因素的情形。依英美传统诉讼理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无严格区别，在制度上并没有侦查程序，庭审中法官也无需主动探明事实的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的研究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关键词: 刑事和解;恢复正义;报应正义内容提要: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刑事和解(Victim - Offender Medition) ,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① 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 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系统所否定、排斥的命运。而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则是一种早已有之、正当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政策,对犯罪者而言则主要作为刑罚替代手段存在。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此种制度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刑事和解与“私了”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当事人在社会代表主持下的依法“公了”。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就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但有关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本土化问题,则无人论及。笔者拟就此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西方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最全面的是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出的“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2〕我国有学者在考察了上述理论之后认为,三种理论分别是从社会本位、被害人与犯罪人本位等多重视角对刑事和解进行的充分论证。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是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和解的法律移植过程中,上述价值冲突是让人困惑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契约论之下,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国家权力本身就来源于人民的让渡。刑罚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就是公共秩序,在于对刑事冲突的彻底解决;维护这一利益的路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既然刑事冲突本身就是存在于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与犯罪者之间,那么, 刑事和解当然能够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3〕按此观点,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范围内的刑事冲突解决机制而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通过刑事和解这种契约形式达成相互的谅解、同情和经济赔偿,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被害人损害恢复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契约是刑事和解最本质的所在。笔者认为,从个人本位与刑事契约的角度来解构刑事和解的理论本源无疑具有合理化成分,这种解释具有浓重的自然法理论色彩。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正义理论进行刑事法范围内的具体解说,或许是理解刑事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入口。有鉴于此,笔者将在对“平衡理论”、“叙说理论”进行概要介绍的基础上,详细述评西方恢复正义理论的具体构架,并以笔者的理解,对刑事和解的基本价值进行解说。 (一) 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的合理期待的相对朴素的观念为前提。当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加害人破坏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的策略技术来恢复过去的平衡。至于选择哪种方式来恢复平衡,决取于该种方式的功能及被害人的预期成本。从平衡与恢复二者的关系看,被害人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计算方式,有时,这种计算只是个非常短暂的瞬间。被害人通常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通常,如果一种平衡———恢复的成本越

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在刑事诉讼制度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开始确立与推行。在国际标准的作用下，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表现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开始相互吸收与接近，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扩大和加强，被害人程序保护的提出与强化，日益追求诉讼效率等。顺应世界性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3月作了重大修改，在许多方面已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趋同。但是，由于受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司法水平等因素影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结构、被告人地位、证据规则等方面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差距尚存。＊＊＊刑事司法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刑事司法经历了从司法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从“不告不理”到国家追诉、从诉审合一到诉审分离、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程序粗糙简单到精细复杂等变迁的历程。可以说，刑事诉讼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也是刑事诉讼活动内在规律普遍化、全球化的历史。1996年3月17日，我国颁布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探讨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们在国际刑事司法标准下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客观定位，以及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

明确主攻方向。一、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与世界性趋势在刑事诉讼机制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开始确立与推行。联合国及其下属的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犯罪的防止及控制委员会、刑事司法公正研究会等机构非常关心刑事诉讼标准的国际化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问题，致力于总结、归纳现代国家刑事诉讼的一般准则，并把这些准则推广到各个国家之中。通过这些组织和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各国及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达成一系列关于刑事诉讼的共识，或者以书面文件（如宣言、计划、建议等等）形式规定下来，或者以联合国及联合国下属国际性组织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当遵循的约束性准则。近几十年间，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通过了不少与刑事程序有关的规范性国际法律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各国刑事诉讼已遵守、应遵守的一些原则，进一步将刑事程序的国际化标准加以强化。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逐步为世界多数国家采纳并推行于国内法领域。从整体上看，许多国家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确立与采纳有一个发展过程。基本趋势是认同与采纳的国家越来越多，最早以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最积极，后为拉美、亚洲国家逐渐承认并采纳。在国际标准影响下，各国刑事诉讼出现了趋同性，其突出表现在：（一）推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各国对既定刑事诉讼模式不断修

论不起论不起诉制度应用

浅论不起诉制度晓涛摘要: 国家公诉权包括起诉权和不起诉权，不起诉制度是国家公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如何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从理论上把握不起诉制度的概念、性质、适用围、意义，并进而探讨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有效方案，是研究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当务之急。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不起诉的概念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终止诉讼而不交付法院审判的处分决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必要起诉的，依法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后依法做出的处理结果之一，其性质是人民检察院对其认定的不应追究、不需要追究或者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所作的一种诉讼处分。它的法律效力在于不将案件交

付人民法院审判，从而在审查起诉阶段终止刑事诉讼。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不起诉决定意味着其行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不起诉制度的性质，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检察机关依不起诉制度为职权作出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起诉职能是人民检察院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检察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检察机关自然依其职权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理决定，而非实体上的处分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即检察机关将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从《刑事诉讼法》第142条3款“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的规定来理解，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但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行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是追诉权的放弃行使，其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生

对大学生犯罪的暂缓起诉制度的分析

对大学生犯罪的暂缓起诉制度的分析摘要：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社会中不和谐的因素逐渐凸显，对影响最大的在校大学生而言，其犯罪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且其犯罪形态也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些学习优秀，在老师心中很有前途的学生也逐渐步入了犯罪的行列。但是，当书面上的法条和教学制度联系在一起时，却往往使这些失足的大学生步入一辈子的黑暗。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校大学生触犯刑律后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一些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关键词：大学生；学籍制度；审查起诉；司法保护；暂缓起诉前言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然而大学生犯罪也是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问题，对他们踏入社会后的道路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挽救失足的在校大学生有许多的措施，而在审查起诉阶段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附条件不起诉的措施。虽然这类措施若在中国审查起诉阶段确立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但它毕竟能够为青少年的发展，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不可小觑的贡献。所以还是需要我们继续关注这一措施，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一、大学生犯罪的现状大学生正处于转变社会身份时期，加上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其心理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并进而导致目前社会，大学生犯罪极具增加。而大学生已往往脱离了“未成年”这一身份，他们虽仍有着学生身份，却与社会成年人在适用法律上有着同等的地位。大学生时期在司法方面显然不是一个平稳的过渡时期，一旦触犯了法律，受到法律制裁，面对他们的将是学籍的丧失和灰暗的未来，这无疑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一方因素。倘若有类似于德、日、台湾的暂缓不起诉的制度来专一解决大学生犯罪的案件，那么检察院就会有义务知道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许多大学生犯罪的案件也会得到合理的解决，轻微的刑事案件也不至于对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有着严厉的惩罚。通过暂缓起诉制度对于已构成犯罪的在校大学生，对初犯、偶犯，根据其自身的具体情况，依据其犯罪情节、作案手段以及犯罪动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作出有条件的不起诉。通过实施这一制度，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触犯刑律的大学生在暂缓起诉阶段的表现情况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起诉，从而很大程度上使犯罪的在校大学生能保留其学籍，让其在校继续完成大学学业。二、暂缓起诉制度的概念及特点暂缓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

评刑事缺席审判的利与弊(一)

评刑事缺席审判的利与弊(一) 【摘要】我国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立法层面是上是缺失的。但司法实践中大量潜逃在外的犯罪分子规避刑罚的现象又在呼唤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尤其是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的跨境打击腐败犯罪的实践需要使得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更具有紧迫性。本文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一些分析和思考,从其利弊上进行分析。【关键词】刑事审判缺席审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积极意义 1刑事缺席审判的内涵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并且大量贪污腐败分子卷走腐败资产后选择逃往国外,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1]我国在抓捕这些外逃贪官、追缴境外腐败资产的司法实践中,往往捉襟见肘。我们要求他国协助引渡人犯、没收财产,但他国法律却往往将法院生效判决作为司法协助的前提,而我国因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缺失往往拿不出有效的刑事判决从而陷入跨境反腐的尴尬境地。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3年12月10日我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2005年10月27日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决定正式批准该《公约》,这意味着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我国已经与世界正式接轨。反腐败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关注的问题,它不仅需要各国共同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而且也需要国际间刑事组织的协作和配合,更需要所在国制定一套符合国际公约规定的诉讼程序。只有溶入国际反腐斗争的行列,形成反腐同盟,才能确保国家的主权的尊严,才能使国家利益不受损失,才能使贪官无藏身之处。在我国,缺席审判只是在民商事案件中进行,对于刑事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进行缺席审判还是一个空白,至今也没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尝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刑事犯罪案件的被告人进行缺席审判已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这不仅关系到对外逃犯罪,特别是对外逃贪官处罚,而且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尊严。缺席审判是相对于对席审判而言的,它是指法院开庭审判时,在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庭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审理和判决,它与对席审判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而刑事诉讼法中却未能涉及,这主要是因为刑事审判往往决定着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直接涉及到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因此被告人对决定自己命运的刑事审判过程必须亲自参与和亲自答辩,也即刑事审判必须是对席审判,而不能适用缺席审判制度。在我国批准加入《公约》和打击外逃贪官、追缴境外腐败资产面临窘境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参照民事缺席审判和行政缺席审判的经验,将缺席审判有限制地引进刑事诉讼。这种限制性本质上体现在对刑事缺席审判的内涵界定方面:从缺席主体上来看,仅限于被告人缺席,而不包括公诉人缺席和自诉人缺席。2]从缺席阶段来看,顾名思义刑事缺席审判的缺席仅仅指审判阶段的缺席,而不包括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在逃而不在案或未归案、虽归案但有疾病不能接受讯问等情形。从缺席的原因来看,必须是在被告人人身自由已经被司法机关控制的前提下,因为不合法的原因,被告人不能在开庭审理之日出席法庭,比如开庭前处于羁押状态的被告人临时脱逃、开庭前处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状态的被告人经合法告知和传唤而拒不到庭或出走等。从缺席的案件本身来看,一方面必须是公诉案件,自诉案件不能适用缺席审判制度;另一方面,公诉案件必须是一些特别重大的案件,诸如情节特别严重、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或者可能判处特别重的刑罚的案件。 2刑事缺席审判的积极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刑事犯罪案件的被告人进行缺席审判已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这不仅关系到对外逃犯罪,特别是对外逃贪官处罚,而且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尊严。在贪官外逃的情况下,可采用缺席审判的方式对其定罪量刑,这有利于追回在诉讼中外逃贪官

关于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中其二，当下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实质上不具备英美的当事人主义因素。在笔者看来，当事人主义之实质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主义庭审，二是当事人主义协商。当事人主义协商在英美法系主要表现为辩诉交易，中国并不存在这种协商式的当事人主义。至于当事人主义庭审主要是指对抗式的庭审模式，按照斯蒂芬·兰德斯曼(Stephan Landsman)的观点，其特征在于事实发现者中立与被动、当事人展示证据、法庭程序高度结构化。 [23]显然，中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控辩双方不享有英美法系那样主导庭审的殊荣，法官远不被动，事实上也不够中立，更遑论有高度发达的证据规则与审判规则。尽管我们在1996年刑事诉讼立法中尝试了控辩双方的举证，但实证研究显示，这种当事人举证缺乏对抗性——单方举证而非双方举证，控方举证而非辩方举证，正面举证而无反方质证，控方举证在形式上只是宣读先前的书面材料而不是口头言辞的举证，在内容上只是简单概括列举式而不是全面详细的问答式举证。尤其是，交叉询问这一对抗式审判精髓，在中国庭审中极

为少见。对于他方证人，除了对书面证言偶有异议外，几乎未有对证人的攻击性询问从而无法产生对抗火花。 [24]在立法上，被追诉方作为可能的举证方却在证据收集手段方面极为匮乏，偶有收集却在实务中常冒有“伪证”之嫌。然而，实践中的法官却进行着大量的庭外阅卷和讨论工作。对抗制下当事人活动应具有的主导性、广泛性、充分性、事实性、中心性与集中性都未体现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相反，国家活动的主导性、广泛性、积极性通过控诉方、审判方活动而体现，审判决策通过但不唯一通过庭审而达致。这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定罪仪式，而非作为当事人双方主宰的竞争与游戏。另外，中国法庭审判乃至诉讼都有操作规范不够周密、可以变动的柔性面相。这些都使得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所增添的当事人主义因素在中国实际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中几乎荡然无存。其三，当下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也不是所谓的“混合式”。在笔者看来，所谓“混合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混合式”，即在纠问式的基础上，借鉴当事人主义而形成的现代职权主义，这一制度本身被法国人称为混合式， [25]且盛行于欧陆法系。另‘种为现代的“混合式”，即现代职权主义国家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吸收对抗制因素，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因素而形成。日本、意大利某种程度上即是实行第二

论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

论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不起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起步相对较晚，发展也比较缓慢，独立性仍然较弱，与立法精神、人民需求、立法追求等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理念、客观情形、法律制度、司法主体等方面的不完善。剖析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从国外经验中引以为戒，我们竭力从多方面健全与重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关键词：不起诉；控审分离；人权；制约机制一、刑事不起诉制度我们知道不起诉制度主要是检察院不起诉的行使。此处所说的刑事不起诉权，亦就狭义而言，就是指公诉机关认为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抑或不适宜起诉的时候不申请人民法院审理宣判而终止诉讼程序的权力。自从控诉和审判分离原则得以确立，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了控诉式诉讼制度，由此，现在意义的刑事公诉制产生了。完整意义上的刑事公诉制度，包括刑事起诉制度与刑事不起诉制度。因而，虽然各国的不起诉制度形式各异，内容有别，但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建立了刑事不起诉制度。一个国家的是否科学以及健全的重要指针是其国内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否完善以及是否合理。二、我国不起诉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够周密，存在漏项在实践中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或者人民法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检察院该如何处理？显而易见，此种情形并不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须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六种情形之一，然而现有的法律程序却不能够马上的来补救，检察院也只能依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处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捕，应通知立即释放。这时如果再行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这种处理办法直接带来两个问题：（1）形成程序倒流，明知是无罪的人不能马上得到纠正，还其自由，而还要象皮球一样被踢回原处。（2）如果是本院自侦的案件纠正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公安机关不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不撤销案件，而将案件重新又移送给检察机关怎么办？据此引发的疑难问题都无法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二）相对不起诉适用率过低司法实践中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上控制的非常严格，部分省的适用控制在一个非常低非常稳定的数值，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观上主要是受“免予起诉”滥用阴影的困扰，担心一旦放开对不起诉的控制，会重蹈“免予起诉”的覆辙，造成“不起诉决定”的滥用。客观上，缺乏一种有效的从根本上纠正错误的处理方法。依据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很多国家的不起诉率远远高于我国。我们国家长期把刑事诉讼法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具，在严打观念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很少关心起诉率、对犯罪嫌疑人教育挽救的问题。（三）存疑不起诉的适用违背疑罪从无的精神检察院是享有存疑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而且，退一步讲，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这类证据不足的案件即使是起诉到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应作出无罪判决，这里用“可以”一词显然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三、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