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种族、身份的对位书写

性别、种族、身份的对位书写

18世纪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普尔在《米立•中国童话》中，以强大的男性形象代表东方, 以柔弱的女性形象代表西方, 体现了作者崇尚东方的文化心理。性别、种族和身份在《米立: 中国童话》中成为了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重要元素。在无意之中, 沃普尔开启了西方文学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传统。这一叙事传统在19 世纪以后的《蝴蝶夫人》、《西贡小姐》和《情人》中得到了延续。虽然《蝴蝶夫人》等三部作品, 通过塑造强势的男性形象代表西方以及卑微的女性形象代表东方, 颠覆了沃普尔时代的文化取向, 但是《米立:中国童话》中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传统却得到了延续和固化。这一策略也被具有东方背景的作家沿用。《蝴蝶夫人》等作品由于其巨大的文学影响力, 不仅对沃普尔时代的文化取向进行了逆转, 还形成了西方人对东方一种模式化的假想, 即“把亚洲人看作低头垂首和羞红了脸的花朵。”(1) 美国华裔作家黄哲伦针对《蝴蝶夫人》中包含的丰富的种族歧视内涵, 创作了《蝴蝶君》, 对《蝴蝶夫人》中的东西方男女形象进行了解构。与此同时，《扶桑》和《K—英国情人》(以下统称《K》)也通过对作品中东西方男女形象的重新设置来表达她们对西方种族歧视心理的不满。《蝴蝶君》、《扶桑》和《K〉反映了东方作家试图重构《蝴蝶夫人》等作品中业已建构的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愿望。然而在重构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尝试中,《蝴蝶君》等三部作品却都沿用了《米立: 中国童话》和《蝴蝶夫人》等西方作品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

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策略。从18世纪的《米立: 中国童话》到晚近以来的《K》,这七部作品形成了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传统。在不同的时代, 这七部作品中人物的性别、种族和身份这几个元素不断地被运用, 也不断地被调适, 彼此之间形成了“对位书写”的关系。本文将《米立: 中国童话》等七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 挖掘出这些文本中包含的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传统,并深入探讨其中的“对位书写”关系。文章包括绪论、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写作意义。首先, 介绍了将《米立:中国童话》等七部作品进行整体研究的选题缘起, 并对文题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 对学术界关于《米立:中国童话》等七个文本的研究概况做出了综合评述。通过归纳总结,发现当前学界对《米立:中国童话》等七个文本进行整体性的关系研究相对欠缺。再次, 介绍了本文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本文主体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以《米立: 中国童话》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这部作品在近代西方文学史上, 开启了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传统。第二章以《蝴蝶夫人》、《西贡小姐》以及《情人》作为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这三个文本既逆转又固化了《米立:中国童话》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传统中, 并与《米立:中国童话》形成对位书写的关系。第三章以《蝴蝶君》、《扶桑》和《K》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三部作品通过对性别、种族和身份的重新设置, 试图解构《蝴蝶夫人》、《西贡小姐》和《情人》中业已建构起来的东西方文化关系。第四章对东西方文学史上对位书写叙事传统进行了历史检讨。结语部分, 对全文进行总结, 重申东西方文学史上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这一叙事传统的重要意义。笔者将《米立: 中国童话》等七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对比性的研究, 在整体性和互文性的视野中, 考察东西方文学史上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传统, 并深入分析这些作品之间的“对位书写” 关系, 并由此探讨作品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涵、作品所暗含的作家的身份意识及创作动机, 具有重要学术史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自《米立: 中国童话》开始到《K》中以性别、种族和身份的元素来构架东西方文化关系这一“对位书写”叙事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关注这七部作品有关性别、种族和身份等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 回溯其文化历史渊源, 以期获得对这七部作品更为深入的认识,从而更好地阐释其文学创作价值和文学实践, 并为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