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喜剧

讽刺喜剧《伪君子》和《钦差大臣》之比较

摘要：莫里哀的《伪君子》和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是讽刺喜剧中的两部佳作。这两部喜剧都以尖锐泼辣的讽刺和嘲笑来揭露和抨击现实中的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并以此来解释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劣根性。虽然同属于讽刺喜剧，但还是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莫里哀；三一律；答尔丢夫；果戈里；“笑”

讽刺喜剧常以尖锐泼辣的讽刺和嘲笑揭露和抨击现实生活中的荒谬与反常。它即对生活的真实也对人类自身的真实予以揭示，从中发现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普遍存在的弱点和弊端。这种喜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反面角色，品质恶劣，行为乖谬，当他们的面目随着戏剧从图的展开而彻底暴露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含有讽刺意味的笑。如莫里哀的《伪君子》讽刺那已经丧失任何实在内容的宗教崇拜，又如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锋芒所向直指沙皇黑暗统治下的官僚体制。

莫里哀是法国最著名的古典主义戏剧家。他一生写了近三十部喜剧。他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法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高峰，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

果戈理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讽刺艺术大师。《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是其讽刺艺术成就最高的两部作品。

对于两位喜剧讽刺大师，笔者将针对《伪君子》、《钦差大臣》中的讽刺对象、创作手法、戏剧中的“笑”以及人物形象等四个方面进行对比。

一、讽刺的对象的解读

上述两部作品虽同为讽刺喜剧，但其讽刺的对象存在很大差异。

莫里哀在《伪君子》中，通过达尔丢夫这一形象，揭露了社会上虚伪的恶习和附庸风雅的弊端，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不法分子给予毫不留情的打

击。把愚昧、鄙陋和庸俗无耻等恶习呈现到大众眼前。同时，莫里哀也肯定了另一批具有某种高贵品质的人，如桃丽丝，真可谓是褒贬结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世纪的那样一个政府直接干预文学的时代，为了符合古典主义歌颂王权的要求，在戏剧结尾处，由于国王的出现，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翻转，奥尔恭咸鱼大翻身，答尔丢夫。这样的情节处理，让读者感到很牵强，结局缺乏戏剧内在根据和现实依据。

果戈理在谈到《钦差大臣》创作意图时说:“找决定把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同时嘲笑这一切。”[1]作者以犀利的笔锋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将矛头直指农奴制俄国政府。深刻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罪恶，把官吏的卑鄙灵魂解剖开来，暴露出诌媚阿谈、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政府的腐败以及贵族的堕落让作者痛心，俄国青年一代的现状令作者担忧。在这部戏剧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作者对国家的急切忧心及无奈。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莫里哀还是果戈里，他们都是通过反映社会现象来批判现实的，情节看似荒谬但却又大量存在于现实社会。莫里哀在批判宗教的虚伪外，不忘给封建君主披上“正义”的外衣。而果戈里，俄国人民的传声筒，他不在乎统治者的压制，只管将批判焦点深向俄国最黑暗的地带，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色彩。然莫里哀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为了迎合路易十四，争取上演的机会，将矛头指向宗教和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宫廷文人，这是他所不能掩盖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以此而否认莫里哀喜剧那强烈的战斗精神。为了争取《伪君子》的上演，经历了五年的艰苦斗争，呈递了三分陈情表，才获准公开演出。除此之外，剧本本身也从最初的三幕改为五幕，由最初的“滑稽闹剧”改为“严肃喜剧”。

二、“三一律”的创作手法

“三一律”，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产物，它是当时法国宫廷中的文人学者根据路易十四的政治意图而制订出来的，最后总结性地反映在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艺》中。它规定剧本的情节、地点、时间三者必须完整一致。即每剧须围绕整一的剧情进行，事件发生在一个地点并在一天之内完成。“三一律”的出现并非偶然。由于演出的客观条件以及当时那种理性至上的缘故，再加上皇权的

干涉，使得遵守“三一律”成为大多数戏剧家都严格奉行的圭臬。

莫里哀在《伪君子》的创作中遵循“三一律”原则，将时间集中在24小时之内，地点也固定在相对集中在奥尔恭府内。值得指出的是，地点的一致性是相对的，其空间并非决然封闭。莫里哀尽其所能在许可范围内创造一些重叠空间。如在二幕第四场,让达米斯躲藏在一旁偷听与答尔丢夫的谈话。又如在四幕第五场,让奥尔恭躲在桌子底下偷听答尔丢夫向妻子求欢。这些重叠空间成了莫里哀揭露伪君子真面目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故事情节上，剧情的整一并不等同于单一,它更多的是指各种不同成份必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该剧的主要情节是奥尔恭如何认清伪君子的真面目,从最初的受骗到最后的清醒。与这条情节线紧密相联的事件先是奥尔恭强迫女儿嫁给答尔丢夫、把儿子逐出家中并将家产赠送给答尔丢夫,最后则是奥尔恭看穿伪君子的真面目,经过匣子事件的风波之后将答尔丢夫绳之以法。整个情节有始有终,十分完整,各项事件均围绕它来展开。由此可以看出，《伪君子》在创作原则上虽然遵守了行动一致,但并不单一，剧中还存在着其它的一些次要线索，如，玛利雅娜和瓦赖尔之间的小插曲。两人之间的那种纯爱足以将那贪色的答尔丢夫秒杀。

随着十八世纪各国启蒙文学的发展，古典主义便现后遭到激烈批判。尤其是莱辛，他在欧洲第一个指出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是借亚里士多德之名制造的清规戒律，完全没有必要死板遵守。在浪漫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古典主义同样遭到了批判。古典主义主张只能描绘贵族和上层人物，排斥民间文学，戏剧创作规定要遵循“三一律”，推崇典雅和崇高的风格，等等，这些已成为束缚文学发展的桎梏。浪漫主义最终冲破了这道顽固藩篱，在创作自由的口号下开辟了文学的新天地。

因此，在长期发展的创作道路上，很明显的就能发现，《钦差大臣》并不存在“三一律”的问题。时间、地点相对自由。果戈里没有囿于一时一地，而是根据剧情的发展需要，更改地点。从最初的市长家，到旅店，再重回市长家，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上门造访，于是作者将一幅鱼龙混杂的小型社会交际圈展现在了观众眼前。

三、“笑”所表现的艺术效果

“笑”讽刺喜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因此，在对讽刺喜剧进行阐述时，它是必不可很少的一个讨论对象。

《钦差大臣》描写的是俄国外省的某个小城官吏们一贯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他们将一个从京城来的因钱财挥霍一空而被迫滞留此地的纨绔子弟当作了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因恐惧劣迹败露，纷纷竞相向其谄媚和行贿。市长庆幸躲过一劫，并指望借机飞黄腾达。纨绔子弟胡乱吹嘘后携财开溜，而此时真正的钦差大臣来到，众官员吓呆。

作者在此嘲笑着这一切，猛烈地嘲笑着，嘲笑得使官吏地主胆战心惊，无处藏身。正如赫尔岑说:“他一面嘲笑，一面穿透进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秘的角落。”[2]这种嘲笑深得民心、合乎民意，喜剧演出时，当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出尽洋相，狼狈不堪的时候，嘲笑的效果达到高潮，引起观众捧腹大笑。

观众的“笑”已不再单单是一种反应，它俨然已成为剧本的一部分。作者赋予了它有血有肉的生命力，已成为剧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旁观者，带有嘲讽意味的旁观者。它是无形的，但又无处不在，相比一个具体的正面人物来说，它更具说服力。它无情的鞭答官僚集团，使沙皇官吏卑鄙的灵魂在观众的笑声中暴露无遗。

显然，在《伪君子》中，“笑”具有一般讽刺喜剧所包涵的效果。在这部喜剧中，作者通过夸张、滑稽等一系列的闹剧手法，引观众发笑。“笑”在这里是观众的一种反应，当然也包含了反思。它并不需要担当剧中角色。相对于《钦差大臣》来说，剧中除了反面形象外，还存在着许多正义、勇敢、漂亮、聪明、纯真的人物形象。如桃丽丝，她对伪君子的面目认识的最清楚，知道他既想得到主人的财产，又垂涎于女主人。她对儿女婚事的理解却又真知灼见：“爱情这种事是不能由别人强做主的。”[3]她对主人的顶撞义正词严：“谁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她所厌恶的男子，那么她将来所犯的过失，在上帝面前是该由做父亲的负责的。”[4]相比奥尔恭的愚蠢蛮横，达米斯的急躁简单，玛利雅娜的懦弱胆小，她显得格外聪明、善敢作敢为，她成为反封建道德、揭露宗教为善的主要任务。

四、扁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