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维度比较及

189JXSHKX随着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交流越来越便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得到了深入发展。

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关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争论。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全球化将进一步导致文明的冲突。

正因为如此，文化的比较研究有着比以往更深刻的意义。

正视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比较和分析文化行为差异与差异产生的原因，对于消除不同文化人群之间误解以至偏见，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信任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国和法国分别作为东方和西方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在21世纪有着重要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作者试图通过比较中法两国在“文化维度（culture dimension ）”上所表现的差异，追根溯源寻找这些差异的形成原因和中法两国思想体系之间的区别，为中法文化研究提供另一种思路和参考。

一、文化维度理论与数据早在19世纪，E．B．Tylor 就提出了“文化”的定义，他认为一个人身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复合整体都可以称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也包括其他的能力和习惯。

也就是说，文化首先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又包含多个层面，每个层面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为了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不同的文化，Geert Hofstede 提出了国家文化维度理论。

[1]Hofstede 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在四个不同的文化维度（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masculinity 文化性别，uncertainty avoid-ance 不确定规避）上定性和定量地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人们的文化和行为。

但他的研究和最初中法文化维度比较及分析■甘筱青郭宇冈[法]Philippe Dorbaire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但文化的差异却可能导致交流中的误解甚至冲突。

中法两国在“文化维度”上有差异，也有近似的地方。

这些差异正反映了中法几千年来形成的思想体系的差异。

弄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有助中法文化互相了解、互相交流。

[关键词]文化比较；文化维度；儒家思想[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 （2011）03－0189－05甘筱青（1956—），男，博士，九江学院校长、教授，南昌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国Poitiers 大学孔子学院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孔子思想；(江西九江332005)郭宇冈（1973—），男，博士，法国普瓦提埃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南昌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文化比较；(江西南昌330031)Philippe Dorbaire （1953—），男，博士，法国Poitiers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文化比较。

(法国普瓦提埃86000)JIANGXI 江西社会科学190JXSHKX江西社会科学2011．3的四个维度定义立足于西方文化和西方视角，所以有学者认为他的分析有一定局限性。

Geert Hofstede 和Michael Harris Bond 后来提出了第五个维度“confucian dynamism 儒家推动力”[2]，用于补充和发展他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

Geert Hofstede 对40多个国家117000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大量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他认为文化可以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比较。

[3]首先是分析不同文化中权力距离的大小，权力距离大的国家文化倾向于接受和承认社会组织内权力分配不均匀的现象，权力距离小的国家文化倾向于认为社会组织内的权力应该更公平地分布，更反对等级制度。

第二个文化维度，分析不同的文化是倾向于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个人价值和自由选择的权利，集体主义强调社会集体的利益，强调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第三个文化维度是文化的性别分析，即分析一个具体的国家文化是偏男性的，还是偏女性的。

男性化的国家文化注重竞争、积极进取、成功等价值观，女性化的国家注重和谐、平衡、生活的质量和彼此关注。

第四个文化维度倾向于建立程序化的规则和制度，倾向于追求绝对真理和专业的知识，追求通过清晰的逻辑体系来认识世界，通过这些来规避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反之，不确定接受型文化承认并接受社会关系中的模糊性，强调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接受社会现象的多元化。

Hofstede and Bond 通过对20个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探讨了在东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思想与经济成长的关系，因而提出了他的第五个文化维度———儒家推动力。

这个维度也被称为时间导向，通过不同文化里对时间不同的态度来区分不同社会文化。

长期导向型文化重视长期的发展结果，节约储蓄。

而短期导向型的社会文化期待近期的结果，也更愿意超前消费。

Geert Hofstede 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对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五个文化维度上进行评分，并且通过将评分标注在不同的维度坐标轴上，给研究者提供直观而具体的图示比较。

如图1所示。

Hofstede 提出文化维度理论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在这个领域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Hofstede 的文化维度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跨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

虽然也有学者批评Hofstede 的文化维度过于简单化[4]，但Hofstede 的文化维度理论的有效性已得到其他一系列后续研究的验证。

因此我们也采用Hofst-ede 的文化维度数据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数据。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中国和法国文化差异，现将Hofstede 研究中的中国和法国的各项维度得分列表如表1所示（特将英国和美国也列入表中，作为比较参考）：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和法国都属于权力距离大的社会文化，也即中国和法国的文化更尊重和接受社会上的等级制度。

中国在个人主义这个维度上得分非常低，可以解释为中国是非常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需要尊重社会和集体的利益。

而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得分都远远高于中国，显示在其社会中个人主义是主流的文化价值，更尊重个体价值和利益。

性别倾向得分显示中国和英国、美国一样都是倾向于男性价值观的社会，而法国是倾向于女性价值观的社会。

在不确定规避方面，中国的得分更接近英国和美国，而法国的得分很高，是具有强烈“不确定规避”的文化。

儒家推动力维度上，中国的得分远远高于英美，但Hofstede没有给出法国在这个维度的得分。

从表中得到的数据来看，应该说Hofstede 文化维度评分基本符合人们对这些国家文化了解的常识。

而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的统计数据验证这些常识。

比如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远远高于英美国家，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中重视为长期的未来做准备的传统。

二、社会常识、文化维度和传统思想的关系Hofstede的文化维度虽然可以相对有效地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但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几乎包含了所有和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Gooder-ham和Nordhaug认为Hofstede只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解释如此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过于简单。

很多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形成的原因，希望能够找到文化背后更本质的来源。

甘筱青在《从中西方文化公理体系的差异看“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中国和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文化理念的差异来源于其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差异。

在这篇文章中，甘筱青提出中国的主流文化来源于中国儒家思想的公理体系，包括公理一：天人合一；公理二：仁者爱人；公理三：人生而在群体中定位；公理四：学以致用。

在中国，从汉朝以后，儒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对照表1，可以发现，虽然儒家思想体系是2500年前形成的，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中国文化在Hofstede所有五个文化维度中的表现都可以在儒家思想体系基础上得到解释。

对照甘筱青的阐述，中国文化的高权力距离得分（80）体现了儒家思想体系里的公理三“礼”，人在群体中定位，必须遵守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礼仪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则。

中国文化的低个人主义得分（26）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公理二。

儒家讲究大义，推崇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

性别倾向上中国是偏向男性倾向（66），这个符合儒家思想中的“自强不息”精神。

在不确定规避方面，儒家思想讲“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是非黑即白，接受模糊和不确定性，讲究“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也完全符合Hofstede表中比较低的得分（30）。

儒家推动力方面，中国遥遥领先（118），体现了中国文化里“崇俭黜奢”，重视长远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我们熟知的中国社会现象、社会常识（如高储蓄率等）可用文化维度较有效地加以解释。

而文化维度又来源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儒家思想）。

可以说社会常识是文化维度是表现形式，而传统思想是根源，是产生文化维度的基础(如图2)。

回过头来再看表1，中国和法国在文化维度的得分上有差异，也有接近的地方，这是由中国中法文化维度比较及分析191JXSHKX江西社会科学2011．3和法国的价值观决定的。

从基础上说，这是由中国和法国不同的传统思想所决定的。

法国的价值观是由法国社会的希腊—罗马—高卢—启蒙运动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决定，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很大程度上由中国的主流儒家思想的传统思想体系所决定。

两者可以在五个维度上做比较深入的比较，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三、中法文化维度比较及其根源在权力距离这个维度上，可以看出中国和法国的接近之处，两者均属于高权力距离的社会文化。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5]里提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差异，他对于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中的影响的论述非常有意义。

中国历史上是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社会。

而法国在高卢时代也是土地肥沃、气候湿润的农业区，其社会结构是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部落作为主体。

农耕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辈分和等级之分。

这直接决定了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文明和更注重平等的契约关系的商业文明相比，更注重社会的等级制度，更倾向于高权力距离。

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伦理关系（五伦）使社会中每个人都被给予了明确的位置，进而建立一个礼治的秩序。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本位”[6]的社会构造，这种伦理关系就是高权力距离的体现。

现代法国农业人口的比例已经低于总人口的2%(2007年数据)，但我们还是通过权力距离清楚地看到法国传统农耕文化属性的烙印。

在个人主义这个维度上，法国是个人主义的，中国是典型集体主义的。

中国文化里的集体主义因子可以上溯到古代治水的年代。

魏特夫认为对大江大河的治理，造就了东方的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