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田松阴的兵学与_孙子兵法_以_孙子评注_为中心

论吉田松阴的兵学与《孙子兵法》

———以《孙子评注》为中心

●唐利国

摘　要:本文以日本幕末时期(1853—1867)著名倒幕志士、兵学家吉田松阴(1830-1859)所著《孙子评注》为中心,重点分析其借助《孙子兵法》而构筑的兵学思想的三个特点:重视民政和仁政,强调将领的道德勇气,坚持进攻优先。这一切构成了他批判幕府国防政策的依据,是其走向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思想支柱。

关键词:吉田松阴;《孙子兵法》;《孙子评注》

中图分类号:E29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01-0164-06

作　者:唐利国,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孙子兵法》在8世纪由吉备真备传入日本,对日本兵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①。幕末志士吉田松阴(1830-1859)便是一位精研《孙子兵法》的兵学家,其门下人才辈出,特别是木户孝允、高杉晋作等在倒幕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松阴著有《孙子评注》,此书在日本兵学发展史上地位颇为重要,但遗憾的是有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②。为略补其不足,本文计划以此书为焦点,考察吉田松阴如何通过研读《孙子兵法》而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兵学思想。

一、吉田松阴与《孙子兵法》

吉田松阴的家学是山鹿流兵学,这一兵学流派的开祖是江户前期著名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素行兵学的核心思想资源之一便是《孙子兵法》,其兵学代表作《武教全书》自序中有言:“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不可不察也。’是千岁不易之格言也。”[1]39并曾作《孙子谚义》。作为“山鹿流兵学最优秀的继承者”[2]329,吉田松阴也非常重视《孙子兵法》。弘化3年(1846),17岁的松阴曾作《书名录》,列举在修习山鹿流兵学之外还应精读的“有用之书”,其中便有著名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所作《孙子国字解》,并强调:“此等之书,论兵道略为详细。”[3]60可见他很早便注意研读不同流派

①②可参考佐藤坚司《孫子の思想的研究%%主として日本の立場から》(风间书房,1962年);金谷治日译注释

《孫子》(〈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野口武彦《江の兵学思想》(〈东京〉中央公论社,1991年);等。

野口武彦的《江の兵学思想》第10章“危机的兵学和兵学的危机———吉田松阴”虽对此书多有涉及,但主要是从研究江户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松阴思想中兵学和儒学的关系,可参照该书第281-317页。

的孙子注本。

《孙子兵法》为松阴兵学思想的展开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松阴获得山鹿流兵学免许(结业证明)后,于嘉永元年(1848)正式成为长州藩兵学师范(教官)。他第一次上书藩主,便引用《孙子兵法》“地形篇”的文句来批评当时武士的风气:“人情耽于富贵逸乐则自然丧志,故以习武为苦劳,此乃理势之自然。此风不改,则如孙子所谓:‘爱而不能命,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4]225

幕末时期日本开始面临西方的威胁,《孙子兵法》成为松阴理解眼前变局的重要认识工具。嘉永2年(1849),松阴上书藩主论“水陆战略”时附交《甲胄论》一文,此文副标题为“以与英夷战而言也”,明确显示了其关心所在。松阴依据《孙子兵法》“兵势”篇中“以正合,以奇胜”①的原则而展开其议论:在传统战争中,“既有甲胄盾橹(橹是收纳武器、瞭望、射击、防守用的城楼———引用者注,下同)之卫身,而后以弓矢戈矛克敌,是犹以一术为正、一术为奇也。”但在运用新式枪炮的近代战争中,甲胄丧失了防护作用,必要时可脱掉,减轻负重以便出奇制胜:“或乘暗夜袭之,或纵铁骑突之,或以水夫佐之,一用奇术,然后可以制胜矣。”[5]371-372

《孙子兵法》中“奇正”相依的思想也成为松阴接受西方近代兵学的理论根据。安政5年(1858),松阴作《西洋步兵论》提倡学习西方近代步兵制度,便强调:“孙子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千古之战争,虽千变万化,皆不能出于此一句之外。”并如此解释“正”与“奇”的概念:“正者,堂堂正正之阵法,若非节制熟练之兵,则不能当此;奇者,纷纷纭纭之战势,若非精悍刚毅之兵,则不足任此。”然后据此概念理解来把握西方近代军队的兵种配置关系:“西洋人,以步兵为军之骨干,是孙子所谓‘正’也,其他骑兵炮兵等,所谓‘奇’也。”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应结合西洋和日本的长处:“正者,不如取西洋步兵之节制;奇者,不如用本邦固有之短兵接战……今以余之论学习西洋步兵,而患将失我国固有之长技者,可谓之甚不解事者也。余之用西洋步兵,即欲自由使用我国固有长技之手段也。”[6]405-408松阴研读孙子多年,最后于安政5年(1858)结晶为《孙子评注》一书。此书写作时,日美正进行通商条约的谈判。幕府倾向于开国,但包括松阴在内的尊王攘夷(尊奉天皇、排斥外国人)派激烈反对,政局动荡不安。幕府未能得到天皇的敕许便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松阴激烈批判幕府此举有违君臣大义,并积极策划暗杀幕府官员、挟持长州藩主勤王等活动。然而,与其多年以来志同道合的友人几乎一致认为他的政治主张过于偏激,甚至有人密告长州藩政府,破坏其计划。松阴日益陷入孤立之中,并于安政5年(1858)底被投入长州藩野山狱,次年押送江户受审,最后被处死。临行江户之前,松阴将《孙子评注》亲笔誊清,赠与门下俊才久坂玄瑞诀别,足见他对此书之珍重。

二、从《孙子评注》看吉田松阴兵学的特征

在吉田松阴诸多兵学著作中,《孙子评注》体现了其军事思想的最后格局,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松阴评注《孙子兵法》时竭力突出的是自身的理解,所谓:“孙子篇卷异同,及孙武能言、而不能行,古人之论尽矣,而非读孙子之所先也。唯是十三篇书,读之得意,

①本论文所引用的《孙子兵法》原文,皆据《吉田松阴全集》普及版第6卷所收《孙子评注》。

取之逢原,斯可焉已。”[7]389他在总论《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时甚至如此结句:“孙武立言,虽未必然,读书须如是观。”[7]393与此强烈的主体意识相应,松阴无时勿忘的是对日本国防问题的思考。如,在评注《孙子兵法》“作战”篇的结尾处,松阴话锋突转:“抑相模之戍(长州藩长期以来奉幕府之命,负责守卫相模海岸地带的防御),远输贵卖,官吏所苦。我欲起孙武而筹之。”[7]400这里借用的是“作战”篇中所谓:“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指兵役)。”松阴对幕府和长州藩军事安排的非难跃然纸上。《孙子评注》正是基于上述立场而作,充分展现了松阴军事思想的特点。以下试述之。

1、重视民政、仁政 《孙子评注》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格外重视民政、仁政,带有强烈的儒家色彩。《孙子兵法》既重视仁政、民政,也强调智谋,但是松阴的关注点明显在于前者。如《孙子兵法》“军形”篇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注家一般解释为重视运用智谋以求胜利[8]74,松阴却颇为独特地强调:“善战、易胜、不忒、措胜,皆道法之效也。”[7]405所谓“道法之效”是指《孙子兵法》“军形”篇所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松阴援引此语以解释“善战者之胜”,反映的是他自身对施行仁政以得民心的一贯重视。

松阴很早便注意到仁政对战胜的重要性。嘉永2年(1849),20岁的松阴曾论:发动战争,“无庙胜之论则不济。所谓庙胜之论,第一为发政施仁”[4]261。他还如此批判《左传》中所载楚武王强行迁移权地的人民的暴行:“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治国家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之要,在于修文德。不通此理者谓:‘治国家以权术。’……不解世事者以此等事为兵家权变之术,大非也。此亦不可不辨。《三略》曰:‘为国之要,恃贤与民。’又曰:‘军国之要者,察众心,施百务。’兵家之说,固不视民如楚王。”[4]184-185松阴认为兵家也应遵守儒家的民政观。

松阴兵学观的这一特色,首先应归因于其家学山鹿流兵学的影响。山鹿素行认为兵学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儒家的理想:“若不能以兵法尽修身、正心、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兵法不足用。”[9]576接受儒家重视政治教化的理念,素行自称其兵学为“武教”。松阴也强调:“武教之外更无儒道、经术。儒道、经术者,皆武教中之事也。”[10]266山鹿素行曾反复辨明兵家的权谋术数亦符合儒家的道德[11]64,吉田松阴也认为:“不以经术为本,则不明义兵暴兵之辨。”[4]280并强调:“学兵者,不可不治经也。……人唯有五典五常,亘古今而无变。……典常既得,凶逆可以济仁义。”[5]354

松阴对仁政、民政的关注也与其对日本面临的国际局势的理解密切相关。安政元年(1854)《日美和亲条约》签订之后,松阴认为日本虽暂时免于了入侵,但西方的威胁依然存在。基于此种局势判断,他于安政2年(1855)作《狱舍问答》,批判当时盛行的提倡加强军备的海防论,主张首先应该改善民政,认为这才是赢得未来战争的关键。安政3年(1856)松阴作《讲孟余话》,认为只要国君能够施行仁政,当遭遇侵略时,“大令国中曰:‘我方欲爱育斯民,奈何为邻国所逼迫,却至于令斯民苦恼,不堪其哀?民等可任意出降,以全其性命?我既已为此国之主,唯有一死以为社稷,不敢退避寸　?’若果如斯,四方忠义之士,岂不感慨奋起哉。诚能如斯,谁得夺其国哉?”[12]22相反,如缺乏儒家的王道理想而一味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