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史-魏晋园林=

学 院园林学院
专业名称观赏园艺
班 级XXX
学 号XXX
姓 名XXX
指导教师王劲韬
2013年12月30日
论中国魏晋时代园林的文化特征
摘要：艺术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这个时局动荡、命运多舛的年代，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玄佛道思想盛行的文化氛围中，这个时代特有的园林艺术成就宛若一曲充满哲理与智慧、悲怆而崇高的生命乐章。
Art is a mirror of the society, which reflects an era of social spirit. The instability and ill-fated s is a very great freedom, liberation of spirit, the most full of wisdom and strong in the enthusiasm of an era, the richest artistic spirit of an era. In the xuan prevalenc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culture, the unique garden art achievement of this age like a song full of philosophy and wisdom, pathetique and noble life movement.
魏晋园林与该时期的整个文化状况是密切相关的。魏晋时期的划分大致从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建立，直到公元420年刘裕灭东晋并称帝。这一时期，皇家园林继续发展，大大小小的政权都营造属于自己的苑囿宫殿，以显示自己受命于天的正统地位，如曹魏邺城的铜雀园、芳林苑，北齐的华林园、游豫园等。私家园林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形成了两类倾向明显的园林形式:一类是崇尚华丽、以争逐豪奢为乐的贵族园林，;一类是怡悦情性、追求质朴淡雅的士人园林，强调山水写意之美。同时，在玄佛道文化的碰撞融合的背景下，宗教园林开始大规模出现。艺术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时局动荡、命运多舛的年代，在玄佛道思想盛行的文化氛围中，这个时代特有的艺术成就宛若一曲充满哲理与智慧、悲怆而崇高的生命乐章。
关键字：魏晋园林、隐逸风尚、山水文学、审美观念
自东汉末年起，我国进入一个战乱频繁的动荡时期，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方才结束了长达400年的分裂战争状态。本文论述处于这段战乱时期中的魏晋时代园林文化的特征。长期的动荡与战乱，给北方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严重破坏，南方虽经六朝更迭，但较之主要战场的中原地区，显的相对安定。于是大批人口南徙，为江南地区带来大批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北方氏族与江南土著文人的融合，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江南地区正式揭开逐渐繁荣的序幕，大型府宅的营建与人们对自然美的鉴赏极大的促进了江南园林的发展。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难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参考文献：
《江南园林艺术史》王琴 陈雄 著 人民出版社012年11月第1版
《六朝园林美学》余开亮 著 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 第1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的环境审美思想研究》姜智
《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史年表》张义中、戴茜、曹栋洋
《魏晋士人的虚灵山水境界与魏晋私家园林》陈新
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是用来满足人们审美需要不同，宗教园林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宗教需要。玄学的兴盛，与佛道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促进了文化间的交融，从而孕育产生了中国式的宗教园林。佛教虽早在东汉时期就己传入中国，但是直到东晋，它与玄学之问的相通之处才被明确发掘，这极大地激发了士子们研究佛理的热情。同时，名僧也注意到了佛学一与老庄思想间的相通相似之处，开始将精研玄理作为清修的必备课程。于是，名士与名僧交往愈加频繁，出现了佛学一与玄学的合流，佛学开始渗入中国儒、道思想文化的血液中，影响了整个社会心理和审美情趣的变化。也正是基于这种玄佛道的融合，中国的寺观从诞生开始就奠定了寺园一体的基本特色，而寺观和其周围环境便也都有了园林化的色彩。
从先秦时期的园、圃、台、囿，到秦汉的苑、囿；从“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的果木种植园圃，蓄养动物狩猎的“囿”，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乐崩坏，原本承担君王与天相通重任的“台”渐渐变为高台美景、美酒美食美女的王室娱乐场所；从建制散乱、功能多重而简陋的先秦园林，到“一水三山”人工山水体系出现的秦汉苑囿，再到山水文学盛行、精神自由的魏晋时代，中国园林宛若初生婴儿一点点度过千百年的成长期，长成玉树临风翩翩公子，穿越千年给情怀相通的后人一个温润的微笑。
在研究园林中最常使用的分类方法是按所有权来划分，即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宗教园林。这三类园林在其属性特征、园林建制、文化功能、审美功能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皇家园林归皇帝所有，其园林建制和功能上都有鲜明的皇家，礼制属性。受汉代苑囿建造之风的影响加上曹魏统治者游宴园林、玩乐山水的喜好，促使魏晋园林迎来一个修建高峰。曹魏的皇家园林与汉代的建筑规模相比虽然差了点，但追摹汉代苑囿的心态依然清楚，如华林苑、铜爵园和西园。魏晋园林一般不仅仅是按照头脑中的宇宙观念来设计园林、把园林作为宇宙观的艺术显现，而是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来叠山、理水、养莳花木。刘勰《文心雕龙》：“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处于统治阶级的曹氏父子都是文学素养极高的人，他们与士人交往密切，所以审美趣味也与士人有些相近。这一时期，曹魏皇家园林在保留汉苑余绪的同时也加强了园林审美特性，留下大量绚丽华美的诗篇。曹丕在任五官中郎将时，一些文人依附于他，形成邺下文人集团，曹丕为领袖人物，曹植为重要成员，“建安七子”多数参与。“乘撵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灌溉，架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还有“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仙才”曹植。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与统治者曹操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在建安时期的游宴诗中，写景成份的增多，对仗句的使用，华丽精美的词藻，开阔壮观的景象，是这一时期皇家园林审美创作的特色。而后，至两晋时期，皇家园林营造较少，主要是对前朝留下来的宫苑进行重修和扩建。西晋重修了曹魏洛阳的华林园，多次在华林园举行群臣赏宴大会，留下很多关于华林园的诗作。东晋时期，国力大衰，在园林方面几乎没什么营造，对孙吴时期留下来的华林园进行重修和扩建，使之成为东晋的主要皇家园林。
私家园林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数量之多、结构之巧更是空前未有。贵族士人对园林营造怀有莫大热情。玄佛思想、隐逸文化、自然环境这三个因素直接影响了私家园林的营造程度。《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了北魏当时营造园宅的盛况：“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抬芳榭，家家而乐；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朝隐是西晋社会的主要隐逸方式，士大夫的个人独立性和集权制之间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关系。自永嘉南渡到东晋建国，北方大部分士人已迁移到江南。江南秀丽的自然风光加上东晋偏居一隅的心态，使得私家园林迎来一个建造高峰。士人纷纷选择选择风景佳胜之地悉心营造自己或大或小的园林。远离繁华都市的郊野园更加契合东晋名士体玄识远、潇洒高傲的胸襟。士人在山水之间体散玄风、感悟天地，游山玩水、饮酒作文、谈禅辩玄、进行各种文艺活动等，这种趣味虽然更多的体现了士人们的精神愉悦性，但深深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园林结构特征和审美心理。这一时期，园林中所进行的审美活动是全方位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全部参与其中，正与环境美学中提到的环境体验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相呼应，并形成了色、声、香、味、触五境，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审美愉悦。无论是以色彩为要的视觉审美还以声响为乐的听觉审美，抑或是最具魏晋南北朝特色的士人饮酒活动，其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一种对自然的升华，达到一种“悟”的境界。逐渐形成一种关于士大夫的文化体系。“竹林七贤”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等名士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难的时代”。孔孟以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一直是仕人们对于朝政贤达与黑暗采取的不同应对态度。政治险恶、残杀士人、党祸惨烈，士人们纷纷转向不问政治明哲保身的隐逸世界。汉末“党锢之祸”、嵇康被杀的历史教训加上残酷的现实经验使得士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独立性与集权制的关系问题，这是隐逸文化盛行的根本原因，也使朝隐发展成为价值高于山林之隐的一种道隐。
魏晋风流塑造的魏晋园林充满玄心妙赏、洞见而深情，颖悟、旷达、真率的人们将其书写为独具审美特色的风雅诗意的篇章。但是，无论多么华美的诗篇都改变不了当时动荡险恶的社会环境。在此环境下诞生的魏晋园林，承载着名士们超俗洒脱的精神品格、回归自然的生活态度，也在众多名流贵族、文人墨客笔下的诗篇中、那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暗喻里，无声叹息着人世浮沉，天地造化。
当时的士人们对山水倾注了更多的情感与热爱。建安时期开始出现游历山水的社会风气和追求形似的文风共同促使了山水文学成为文人名士笔下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形式。“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审美感知和情感体验。 随着儒玄佛义理的相互融合，这一时期的士人们不仅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诗教观念，而且发展了其山水审美观念中的“比德”“比道”学说，充分阐释并发展了儒学的山水审美观，并对其展开了积极的践行，推动了这一时代主流的山水审美风气的全面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