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非“以法代德”的伦理思想(一)

浅析韩非“以法代德”的伦理思想(一)

论文关键词：自利自为以法代德

论文摘要：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现象的冷静观察，激烈抨击儒家学说，在继承并发展荀子人性论及早期法家“法”、“术”、“势”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代德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当时社会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当今“以法治国”战略提供了借鉴价值。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新型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史记》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木于黄老。”(《史记·老庄中韩列传》)他目睹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亲历了韩国的政治斗争，数次书谏韩王建议变法，但均未见用，他因韩国变法不彻底，政治腐败，而自己又不能见用，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史记·老庄中韩列传》)，总结以往变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立了一个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理论，也正是这一理论，包含了韩非所特有的伦理思想。

一、韩非的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己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经济制度，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政治上，西周时期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开始动摇。各诸候国、封建领主之间为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建立霸权而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各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己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己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各国的变法改革和夺权斗争。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二、“自利、自为”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师从苟子，其人性论虽受了苟子性恶论的影响，但并没有走苟子“化性起伪”的道路，正面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而是主张“因”之立法，不是化之积德，从而走向非道德主义。他认为人的这种利己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即只能“因”之，而不能“化”之，这就是韩非人性论的从木炸点。正是3于人性“自为”的观点，在韩非眼里，人与人的关系无非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买卖关系。

就君臣而言，韩非明确认为，君臣“利异”，因而“君臣异心，……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饰邪》)。这样君臣之间就只能是一种买卖关系。

在论述君民关系的时候，韩非反对把君主说成“民之父母”的说法。他说:“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明主”对于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平安则用其力。”(《六反》)这就是说，君主爱民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君主统治人民的口的是要人民为自己“尽死力”。

就父子家庭关系而言，“为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又盛壮成年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谯之。父、子，至亲也，而或憔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更有甚者，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枉，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在韩非眼里，人类自有家庭以来的血缘伦理关系完全成了冷漠无情的计利关系。

韩非从人性“自为”这一根本观点出发，认为“利之所在”就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唯一动机、目的和内容，韩非正是根据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这种看法，做出了以法代德，否定道德的作为。

三、韩非对儒家仁义“德治”的批判

从非道德主义思想出发，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人性虽然并不就是恶，但它却无法成为道德和德治的根据。据此，韩非子对儒家的德治论提出种种责难。其一，儒家道德过时论。孺者尚德，言必称尧舜，道上古。韩非子认为，儒家德治传统反映了上古遗风，但不适于当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变化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近世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换句话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儒者欲以上古之道治急世之民，犹无髻策而御烈马，是极不明智的。他写道:“今有构木钻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稣禹笑矣，有决读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韩非子·五蠢》)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儒家仁义之道已经过时，然而却不知变通，这就像“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蠢》)一样愚蠢可笑。

其二，儒家道德有害论。孺家所提倡的道德，以人的伦理情感特别是人的血缘亲情为基础，他们提倡的道德规范如孝、梯、慈、惠、宽、和等直接指向人的情感。在韩非看来，仁义之道、慈惠之说，不仅己经过时，而且危害法治。他明白的指出:“行义示则主威风，慈仁听则法治毁。”(《八经》)那么，慈惠同法治之间为什么如此不相容呢?韩非认为推行法治就必须抑制人的情感，尊重人的情感就无法厉行法治。他指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度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能失矣。”(《韩非子·用人》)按照韩非子的理解，人情的亲疏，法术求至公，二者犹冰炭之不能合形。所以，推行儒家的德治，必害明主之法纪。韩非在《五蠢》中为了说明道德有害论，讲了这样两个事情:一件是，楚国有一个正直的人，其父窃羊而告之吏。令尹以为，做为一个儿子而告发自己的父亲，这是“直于君而曲于父”。不通人情，所以杀掉了他。又一件是，鲁人从君战，三战三败。仲尼问其故，参战的人说:“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对这两件事，韩非评论说:“以是观之，君之有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其利，若是其异也”。(《韩非子·五蠢》)可见，仁孝伦理与法治原则是不能两存的，儒家道德有害于法治。所以，他说“儒以文乱法”，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五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