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日维新和日本明治维新

日本是中国几千年的邻居。历史上，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比日本强。19世纪末，两个国家同样是封建社会末期，同样面临西方列强，同样实施了变革，结果却是大相径庭。为什么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呢？我们以前把原因过多的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光绪没有实权，也许这也是原因之一，但绝对不全面。其实，当时两个国家有很多环境是不一样的。

1. 民族的同质性。

日本的主体民族是大和人，亦称“和人”，约占总人口的99%以上。日本集中的少数民族就两个，阿依努人和琉球人。据统计，日本现在约有2.5万阿依努人集中生活在北海道的胆振、日高等地。在日本冲绳县，也就是琉球群岛，还有大约120万琉球人。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华侨和朝鲜人。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有众多强悍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古代史一直伴随少数民族的入侵与民族融合。清朝的满汉民族矛盾尤为突出。单一的民族的特点就是同质性强，思维，习惯，传统，行为，认同感等都比较一致，更容易共同去完成一件事。

2. 善于学习的民族。

在东亚的国际关系历史上，19世纪以前，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也认为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所以，这就造就了中国人自大的心理。中国很早就称自己是“华”，把众多的少数民族，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称作“夷”。我们历史上的对外贸易中，把出口叫做赐予，把进口叫做纳贡。郑和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他们出海的目的不是去侵略，殖民，赚钱，而是去显示一下中国的强大和富。长期的自大心理惯性使我们直到多次被别人用武力教训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落后了。反观日本，长期以来就知道海的对面有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民族心理是谦虚的，进而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早在公元5世纪，日本就与中国的南朝刘宋密切交往，到了唐朝达到高潮，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达13次之多，其他官员和留学生来唐最多一次达五六百人，先后大概有六七千人出使中国。他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等。期间，日本推行了其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革新的各个方面大都以唐朝的制度文化为蓝本。这次革新使日本结束了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日本马上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国家比中国更强大，于是，1871年，日本派出了以财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为首的100余人的欧美考察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历时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访问，对西方各国的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就是因为这种谦虚的心理和善于学习的习惯，使日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接受最先进的东西。

3. 近代免于战争。

一般的情况下，战争总是会破坏生产的。中国从宋朝开始，不断的有外族入侵。（宋以前也有，但我觉得宋朝是个分界点）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基本整个宋朝，北方总是处于战争中。元统一和清统一的时候，在江南都有过大屠杀，严重的破坏了当地的经济。清初期有关于边界的战争，清中期和末期又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起义等等。反观日本，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少有外族能对其侵略。近现代以前，只有蒙古曾两次派海军登陆作战，但幸运的是因为蒙古的用人不当和突如其来的台风使日本免遭征服。日本国内的改朝换代战争也比较平和。幕府末期的江户时代，日本更是有300年的政治稳定时期。

4.思想启蒙和早期的新式平民教育。

任何一场变革都需要国民在思想上有一个新的认识和转变。中国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早期的思想启蒙家，但非常不幸的是清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实行了文化封锁政策，大兴文字狱，把刚刚起步的近代思想扼杀在摇篮中。到了清后期，一些思想家也是过多的宣传和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精神的传播却很少。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思想启蒙家是福泽谕吉，他

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宣扬民主，人权等西方文明。而举国上下能够接受这种思想，说明当时日本已经有了很好的人文环境。（中国的大范围的现代思想启蒙应该是从五四开始的）。

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学堂——玛礼逊学堂，1839年在澳门.中国最早的新式小学——正蒙书院,1878年在上海。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1897年成立。清朝末年的平民教育的普及率是很低的，而且，各个地方的教育水平也极不平衡。1949年以前，中国有80%以上的文盲。再看看日本，19世纪50年代，洋学在幕府末期扩广开来。1871年，江藤新平把全国分成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置一所大学；每一个大学区下面设置32个中学区，全国共设有256个中学区，各区设一个中学；每一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全国设立53760个小学。按照当时的人口，每600人设置一个小学，每13万人设置一个中学。1885年，日本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50%。到1910年，日本95%以上的男子，90%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中国的平民教育达到这种水平应该是近20年的事）

所以，从思想启蒙和早期的新式平民教育这点上看，中日在同期的水平差距是巨大的。

5.城市化的不同。

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主要标志。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让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两个国家城市化的水平。1800年，中国的城市化大概在4%左右，世界平均水平为6%-7%，而日本为16-17%。（中国达到这个数字大概在1950年前后）当时世界上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23个，而日本在1750年，江户（东京）的人口已经超过100万，1650年，大阪的人口已有80万。其实，中国古代人口多的城市也很多，但和庞大的农村人口一比，就微不足道了。我们知道，一种新的东西在城市和农村的传播速度是大不一样的。中国在改革过程中，这种地域的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一直存在，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说到这，我不禁想起鲁迅的《药》，当革命者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官员和普通老百姓却还处于非常愚昧的状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或不理解为什么要变革。

城市的出现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资本主义萌芽也是以此为前提。人首先必须解决吃的问题，所以粮食生产在历史是第一重要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后，就会出现剩余，然后就交换，分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的农业生产率是高于中国的。明治维新前300多年里，日本的粮食产量增长了近80%。十七世纪的时候，日本的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当时的人口结构大概为农民占80%，武士10%，商人10%。大批的武士和商人集中在城市，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

6.政治体制和权利机构的不同。

中国自明清以来的统治是以高度的中央集权和高度的管制为基础的，这种体制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克星。日本当时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具体说就是中央直接管辖日本大概四分之一的领地，有江户、京都、奈良、山田、长崎、甲府等。地方设立藩国，由大名管理。全国大约有260个大名。各藩国有自治权，拥有财政、军事、司法、行政权利。每个藩国后期只设一个城市，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这个设计好象现在的美国，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很好的分权。同时，借助另外一个“参觐交代”制度成功的避免了分裂。由于各藩之间存在着竞争，大家都努力发展自己。同时权利的制衡，又为商品经济，新思想，新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中日当时最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貌似相同的境况，仔细看起来，却大有不同。

中国的百日维新是在一群文弱但又自傲的书生的领导下的，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身上，在改革的宣传方面也只会说些大道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初便是有战斗力很强的武士领导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