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对殷周铜器研究的卓越贡献

陈梦家对殷周铜器研究的卓越贡献王世民陈梦家先生对殷周铜器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１９３５年开始接触殷周铜器实物的，全面的整理研究则着手于１９３９年。

当时，他应迁至昆明的北京图书馆约请，将袁同礼从国外带回的一批铜器照片，汇编为《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三集（仅出一集）。

该书附载的《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内容包括时期、地域、国族、分类、形制、文饰、铭辞、文字、铸造、鉴定，共计十章，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殷周铜器概论。

陈梦家善于详细地占有资料，这是他治学的突出特点。

１９４４年９月，陈梦家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期分法”，力图把卜辞分于每个王下；陈梦家最早提出了贞人“分组”说，是他对甲骨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即武丁期贞人分为宾组、午组、子组、组，祖庚祖甲时贞人称为出组等。

陈梦家的贞人分组对今天学者的断代研究新方案仍起重大影响，可以说，是分期断代“两系说”的起点；陈梦家先生关于午组、子组、组卜辞命名的提出和考证其为武丁时代，也为长期困扰学界的“文武丁卜辞”之谜的讨论作出了贡献；此外，陈梦家还对贞人进行了全面整理，得出１２０名之多，比董作宾１９３４年《断代例》增加了４倍，较董氏《殷代文化概论》的６８人多出近２倍。

这就为依据贞人断代作出了新贡献。

（二）陈梦家先生甲骨文字考释也取得成就。

他《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祖庙与神主的起源》等名篇，在文学考释和古代礼制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直到今天仍很有价值。

（三）对甲骨学进行科学的总结。

总结是为了前进，在甲骨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学者认真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就，指出研究中需加强探索的问题并指出研究的方向，从而使研究者能“以最前进的一线为起点而再前进”。

陈梦家先生１９５４年完成、１９５６年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全面总结了甲骨学研究６０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前人和近人的各种成说，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甲骨文资料，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与此同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与甲骨学有关的整治占卜、卜法文例、分期断代、文字文法、历法天象、方国地理、先王先妣、农业、宗教等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因此这部７０万字的巨著，被誉为甲骨学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把我国甲骨文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正因为如此，《综述》还是在“文革”期间，日本、香港等地都有翻印，而大陆却再也不见出售；此外，《综述》还是年青学者的入门教科书，不少人就是从此书获得甲骨学基础知识（包括我本人），逐步步入甲骨学堂奥的。

因此，《综述》为新中国甲骨学研究队伍的发展，也起了并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陈梦家先生与《甲骨文合集》。

《合集》是甲骨学里程碑式的著作，推动了新中国甲骨从“继续发展时期”向１９７８年以后的“全面继续发展阶段”前进。

但我们在赞誉这部“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时，不应忘记陈梦家先生对《合集》编篆的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梦家先生从清华大学来到考古研究所。

他在进行分期断代研究和《综述》的写作时，就着意搜集甲骨文资料，他为考古所墨拓北京图书馆所藏刘体智甲骨２．８万片，并装贴成册。

此外，还收有孙壮拓本等多种，共计已收集拓片近４万片，这是为编大型甲骨著录作准备的。

当得知编《合集》任务交历史所后，陈梦家停止了自己的工作。

后来，这批甲骨无偿提供《合集》使用。

因此，《合集》之所以编写成功，我们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其中应有陈梦家先生的劳动和心血！虽然陈梦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４０多年了，但他的学术思想和著作在学术史上永存！将永被后来人继承、弘扬、学习和反思！（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史学会会长）阜阜讲学。

他在讲学和随后逗留的三年当中，造访上百处公私藏家，亲手摩挲千余件铜器，摄取器形照片，打制铭文拓本，记录尺度和流传情况，收集了比较齐全的资料。

１９４７年，他将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当时仅将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未及正式出版。

此间，陈梦家曾去加拿大的安大略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

１９４７年八九月间，他又访问英、法、瑞典、荷兰四国首都，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

在老一辈研究殷周铜器的专家学者中，他是亲手摩挲实物最多的一位。

１９５６年秋着手将所获流散海外的铜器照片分集汇编时，他曾写道：“所录彝器约在２０００器以上，较之１９３３年梅原末治在欧美搜集印行的《支那古铜精华》彝器三册所录的２５０器，数逾十倍。

”如果加上他在国内各地博物馆所见铜器，直接接触实物的总数不下４０００器。

陈梦家对殷周铜器作过全面的系统研究。

他在生前没能全部出版的《中国铜器综录》和没能全部完稿的《西周铜器断代》，是关于殷周铜器的两部互为表里的巨著。

除此之外，他还发表过《殷代铜器》一文，对安阳西北冈殷陵所出铜器，殷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以及安阳出土边刃器的形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东周铜器，也有一些论述。

陈梦家在国内从事殷周铜器研究的学者中，比较早的根据大量资料进行类型学分析。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３０日，他在纽约举行的全美中国艺术学会第六次会上，作过题为《中国青铜器的形制》的讲演。

讲演除对器形研究作概述外，还举卣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他集中了所能获得的２５０多件卣的器形照片，根据盖、腹和提梁的形态，将其区分为１１种形式（有的形式又细分为群，共计１９群），进而论证各种形式之间的因袭、演变及其发展规律，推断各种形式所属年代。

１９４７年６月，他在芝加哥用英文著成的《美国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全集》稿本，对卣类器物的分式大体仍是如此。

对于其他数量较多的器物也大多作了详细的分类。

每件器物的文字说明包括八项内容：图象著录、铭文著录、器物尺寸、铭文字数和释文、断代、出土流传、藏地、备注；备注项下，常列举与该器同坑或同地出土，同作器者或同族名，以及同形制花文的关联器；末尾又有该书所收器物的重要族组目录，器物所在旧藏简目等附录，翻检起来极为方便。

因此，这部铜器全集不同于国内外过去出版的其他铜器图录，不是简单的汇集资料，而是经过科学整理的图谱性著作。

陈梦家在１９５６年秋编定该书时，将其列为《中国铜器综录》第二集，所收器物及文字说明都基本照旧。

但是，英文稿中内容丰富的通论性概述（打印５００多页），则未能译成中文修订出版。

如果说《综录》偏重于汇集铜器资料和进行形制分类，那么《断代》则是从西周的铜器铭文出发，充分注意形制和纹饰的对比，综合地进行断代研究。

经过我们整理交付出版的《断代》（未完稿），器铭考释部分包括判定王世的２１８器（或组）和未完稿２９篇，另有２９器已定王世未及写作考释；如果加上某些考释中述及的重要关联器，所论西周铜器的总数不下４００余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人。

陈梦家对西周铜器所作分期，与前人也有较大的不同。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郭沫若、高本汉和容庚将西周铜器分成前、后两期，分期界线划在穆、共二王之间。

陈梦家在１９４０年所写《中国铜器概述》中，也曾采取这样的分期。

后来，他通过自己的重新研究，从４０年代中期开始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世，中期所括穆、共、懿、孝、夷五世，晚期包括厉、共和、宣、幽四世，认为“根据此三期分法，对于研究铜器的变化，是有便利的”（《西周年代考》表三说明）。

随后，他在《综录》和《断代》二书中，始终坚持这种三期分法。

５０年代中期以后，陈梦家在《断代》已经发表部分所作眉批中，又曾将西周中期进一步分作前、后两段，前段包括穆、共二世，后段包括懿、孝、夷三世。

现在，经过有关学者多年的研讨，陈梦家首先提出的西周铜器三期分法得到较为普遍的承认，直到近年不断发现新的西周中晚期标准器以后，方才有学者对中晚期之间的年代界限发表不同意见。

陈梦家在研究铜器断代的时候，采取一种交互证成的方法，就是“先选取那些由铭辞而可决定年代的某些器”，再用这些器的铭辞及其相伴的花纹、形制作为判断其他器的年代标准。

这实际仍是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但在实际运用中又有重大的发展。

陈梦家研究铜器断代问题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所考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力求使考察、分析做得比较全面。

他曾指出，“铜器内部的联系（即铭文的形制、花纹）在断代上是最要紧的”，并且强调，“不可以单凭一方面的关联而下判断，应该联系一切方面的关系”。

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他还列举同作器者，同时人、同父祖关系、同族名、同官名、同事、同地名、同时等项，进行具体的说明。

从理论上讲，陈梦家所说研究方法是很对的。

他的《断代》一书，正是本此方法进行研究，时常从不同方面列举可能收集到的关联资料，作为判断年代的根据。

从同坑出土、同作器者的器物，到铭文内容、字形和书体的联系，以至器形和花纹的一致，列举得相当详尽。

过去从来没有人像陈梦家这样，对西周铜器进行如此彻底的清理。

当然，由于他对资料的掌握和理解仍有局限，在具体器物的断代上不免有未必允当之处，但他系统整理的功力非常可贵，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陈梦家判定的西周铜器所属王世，往往同其他几位著名学者的意见颇不一致。

被他定为成康时期的铜器为数较多，这同郭沫若的看法大体相合，而与唐兰的意见则出入较大。

特别是与唐兰晚年写成的遗稿《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有明显的分歧，主要对于“王姜”是谁的后妃，“周公子明保”是否伯禽（或君陈），“伯懋父”是否康伯髦，以及“康宫”能否理解为康王宗庙等问题，彼此的看法完全不同。

陈梦家基本赞同郭沫若的一些看法，把令簋、令方彝、明公簋、小臣宅簋、乍册卣和班簋等器定为成王时器，把安州六器和麦组四器等定为康王时器，而不像唐兰那样把它们定为昭王时器（班簋被定为穆王时器）。

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目前并未完全肯定，陈梦家本人对自己判定的铜器王世也曾有所调整，但他所定成康之器毕竟太多（成王５１，成康１２，康王２８），而昭穆之器则嫌过少（昭王９，穆王３）。

关于西周中期的铜器，特别是共王时期，陈梦家和郭、唐二家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懿孝时期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至于年代较晚的夷王和厉宣时期，陈梦家又有自己的看法，他把一般为厉王的克组、函皇父组和禹鼎、虢叔旅钟等器，一般定为宣王的毛公鼎、井人钟等器，都改定为夷王时器。

于是，又形成共、懿、孝、夷四世之器较多（每一王世二三十器），而厉、宣和幽王时器甚少（共计十余器）的不尽合理的现象。

毋庸讳言，《断代》是陈梦家在十多年间陆续撰写的，既没有全部完稿，更没有通盘校订，某些断代失当之处是可以理解的。

陈梦家谈到铜器铭文的内部联系时说过，这种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

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

例如，他所定的成王时器，就分成克商、伐东夷、伐东国、伐楚及白懋父、明保、燕召、毕公等组，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分别说明周初金文所见重要史实和人物事迹。

有的器铭考释，又列举西周金文中的周公、鲁侯、大保、应公等人物，南征楚荆、伐南淮夷等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