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多难兴邦——从我国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08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大地震后第二次来到设于四川长虹集团培训中心院子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看望在汶川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师生，他在黑板一侧一笔一划竖着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勉励师生们。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希望大家要面向光明的未来，昂起倔强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①

温总理所用的“多难兴邦”，指多灾多难的局面往往可以激发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从而转危为安，使国家复兴强盛起来。此语出自《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温总理所用的“多难兴邦”不仅是对战胜大地震灾害的坚定信心，而且也是对建国60年来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总结。60年的史实雄辩地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中国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重大自然灾害，使我们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一、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中国：“这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占全球地震总量的

1/10以上；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仅发生的重特大自然灾害就有十余次之多。现列举部分如下：

1954年江淮大水。该年江淮梅雨期限比常年长一个多月，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汉口长江水位高达29.73米，较历史最高水位的1931年高出14.5米。黄河海河也有局部发生洪水。此次水灾淹没农田4755万亩，导致3万多人死亡、1888万人受灾，财产损失在100亿元以上。

1959--1961年自然灾害。灾害导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三年因灾直接死亡人口总计22000人，仅1960年和1961年两年统计，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分别减少1000万人和348万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秒，河北唐山市发生里氏7.8级地震，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区市。地震共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受重伤，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亿元以上。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收入比上年下降2.7％，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1978--1983年北方连续大旱。1978年，全国出现大范围干旱，受灾6.03亿亩，成灾2.69亿亩；1979年秋、冬干旱范围大；1980年夏季华北、东北大部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严重的伏旱，全国受旱3.92亿亩，成灾1.87亿亩；1981年春季北方冬小麦区雨水少5-7成，缺水人数达2297万人，秋季雨水少4-9成，全国受旱3.85亿亩，成灾1.82亿亩；1982年全国受旱3.11亿亩，成灾1.5亿亩；1983年全国受旱2.41亿亩，成灾1.44亿亩。

1998年大洪水。该年7-9月期间，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加上东北的松花江、嫩江泛滥，以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四省为最，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都遭受了这场无妄之灾，受灾人数上亿，近500万所房屋倒塌，2000多万公顷土地被淹，经济损失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

2008年南方大雪。是年1月10日以来，中国南方19个省级行政区均受到连续三次降雪、暴雪天气过程。死亡60人，失踪2人，紧急转移安置175.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270.8千公顷；倒塌房屋22.3万间，损坏房屋86.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37.9亿元。其中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等6省区受灾最为严重。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特大地震，烈度达11度，余震3万多次，涉及川、甘、陕、渝等10个省区市417个县市区。灾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4625万多人，其中极重灾区、重灾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1510万人，遇难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需要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51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多元，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举世罕见。

2010年甘肃舟曲和四川汶川、绵竹等地特大山洪泥石流。2010年8月8日凌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冲进县城，夺去1478人的生命。接着，在四川发生8·13和8·19两次强降雨，使全省20个市（州）114个县（市、区）946.7万人受灾。两省洪水、泥石流主要发生在5·12特大地震重灾区。以四川8·13特大群发山洪泥石流灾害为例，5·12震中汶川县映秀镇红椿沟形成长约200-300米、容积70万立方米的壅塞体，遇险群众8000多人；地震极重灾区绵竹市清平乡特大山洪泥石流，冲垮上游幸福大桥后堵塞老清平大桥，致使绵远河堵塞，河水改道，遇险群众5000多人。

二、社会主义中国在抗击重大自然灾害中昂首前进

60年来，通过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不断加强，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

从防灾减灾角度看，以防治水旱灾害为例，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的“40年来，沿七大江河流域建设与加固了22.6万公里的抗洪堤坝，修建了8.33万座大、中、小型水库，建成了万亩以上灌区5300多处，固定排灌站46万多处，机电水井251万眼，灌溉面积从解放初期的2.7亿亩发展到7.2亿亩，并逐步发展了我国堤、间、水库、分滞洪与水土保持相结合具备一定规模的防洪体系，创造了三年二决口的黄河40年来安危无恙的历史奇迹，减轻了水旱灾害。”③从加强应急管理能力看，在历次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我们的党和政府不管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艰难起步时期，还是在国弱民贫、友国反目的三年特困时期，以及任务繁重、经济转型的发展关键时期，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第一时间把抗灾救灾确定为当时全党全国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广泛动员，快速行动，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全力挽救群众生命和确保财产安全，夺取抗灾胜利。

在抗击自然灾害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60年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成就更为突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并不因自然灾害的频发而逊色。中国人民在遭遇“多难”之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而“兴邦”，并以此

证实了伟大导师恩格斯的论断：“没有哪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多难兴邦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领导优势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把13亿人的力量凝聚起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风险，就是因为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一是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的强大感召力。二是党中央快速反应、指挥若定、周密组织、科学调度，充分展现了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危机处置能力。三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舍生忘死、勇往直前，做到了危难关头冲得上、关键时刻豁得出。四川8·13和8·19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后,四川各级党组织把党中央“务必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部署作为应对本次灾害的准则,以更有效、更快速、更科学、更人性的决策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从受灾区域安全转移群众近百万人,虽然有40余人不幸遇难，但在突发的巨大灾难中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员伤亡，创造了大灾之中成功避险的奇迹。

（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一次又一次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在抗击自然灾害中，“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持灾区”、“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唐山地震后的恢复重建在国务院统一部署和指挥下，从1978年开始，来自全国的50多个援建单位、10万建设大军云集唐山，到1986年6月底，一座功能分区明确、布局比较合理、公用设施配套、抗震性能良好、生产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新唐山重新屹立起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一声号令，全国上下一齐行动，短短两天内，中国政府便组织了13万将士、100多支医疗小分队赶到震灾现场施救，同时，专业救援队伍、志愿者也从四面八方奔赴抗灾救灾第一线。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形成对口支援格局，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安排山东、广东、浙江、上海等19个省市与四川北川、汶川、青川等18个重灾县及陕甘重灾区结成对子。到2010年9月底，纳入国家规划的29700个重建项目已开工99.3%、其中完工85.2%。农房重建已全部完成，城镇住房重建基本完成，学校重建完工92.1%，医疗卫生机构重建完工87.2%。灾区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实现根本性改善，震后开工的成都至都江堰高速铁路用16个月时间建成营运。38个重建城镇中30个城镇已形成主体功能。灾区产业实现恢复提升，经济发展势头恢复到震前水平；灾区生态加快修复，防灾减灾能力得到加强。灾后重建进展顺利，如期实现“三年目标任务两年基本完成”。对口支援成为了我们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创举，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新救灾模式。

（三）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军事优势

面对各次重大灾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总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发挥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人民解放军共参加各种救援行动41万多次，出动人员1799万多人（次），动用飞机、舰艇11万多架艘（次）、机

械车辆1334万台（次），抢救和转移群众415万多人，抢救各种物资3458万吨，根本解决了解放前一遇大灾大批人员死亡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局面。”④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14.6万名人民子弟兵，心系灾区人民安危，肩负党和人民期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承担起抗震救灾最紧急、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涌现了武警8740部队参谋长王毅、成都军区某陆航团、彭州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教导员蒋敏和江油市公安局巡警大队警察蒋晓娟等可歌可泣的人民钢铁卫士。在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暴发山洪后，武警四川总队25名党员组成的突击队成了群众转移的“天梯”和“扶手”，安全转移650多名乡亲。

（四）中华民族和衷共济、自强不息、关爱生命的精神优势

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展现了无比坚强的意志品格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伟大民族精神铸就了新的历史丰碑。在巨大灾难面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从容、坚定和力量、韧性、勇气。在抗击1998年特大洪灾中，我们锤炼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在抗击5·12特大地震中，我们锤炼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些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将流传青史，永放光芒。中国人民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任何困难所压倒的英雄气概和伟大壮举，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在抗御灾难中格外团结坚强的中国;看到了一个国家凝聚力、民族自信力、国民向心力空前强大的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以浓厚鲜明的时代气息、开放自信的主人翁姿态，成为爱心与希望的传递者、光大者，成为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在这些精神鼓舞和感召下，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也会冒着巨大危险，去努力为他人打开生命之门。四川8·19列车遇险事件中，广汉石亭江大桥在洪水冲击下不断晃动，一列由西安开往昆明的旅客列车在桥上遇险，1300多名乘客被困车中。冲上大桥抢险的当地村民们顾不上自身危险，一边大喊“桥快塌了，赶紧出来”，一边捡起路基上的石头，狠狠地砸碎车窗玻璃，拼命往外拽拉乘客。53岁的村民曾令述记得，自己一个人就拽出了12人。最后一名乘客终于逃出车厢，大家拼命跑下桥头时，两个桥墩就相继倒塌，两节车厢轰然落入水中，瞬间被冲出200多米。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⑤重大灾难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在未来前进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经历了大灾大难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了屹立在地球东方的巨人。我们坚信，多难兴邦，不可战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迸发出更加巨大的能量，将我们的祖国推向又一个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