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解构与培育-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中国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解构与培育———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新视角

王科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兰州730000)

提要: 本文从区域主体功能区的新视角明确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改革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实现全面减贫而实施的扶贫开发战略导致了贫困地区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并由此内生决定了贫困区域化的特征凸显,扶贫绩效递减。基于理论分析,最后提出了培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与进一步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区域功能;自我发展能力;扶贫开发

中图分类号:F120. 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3-3637(2008)03-0100-04

一、引言:增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出路

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回顾20多年有针对性的整体扶贫开发进程,我国政府在反贫困上下了很大的工夫。理论界针对反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各种政策措施。从1978年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减贫, 1986年提出的开发式扶贫战略, 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计划》到200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经历了全面撒网、重点区域瞄准、各个击破、层层递进的瞄准过程,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 5亿减少到了2006年的2300万。

但是从现实来讲,中国现在的贫困问题已不是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是长期以来有些区域呈现出“有时穷、而不是总是穷”的脆弱性贫困状态,区域性返贫现象较多,返贫率较高,扶贫的绩效不明显。学者们对这种区域性贫困显化的形成因素争论不一,有些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传统的历史文化造成的,有些认为主要是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脆弱造成的,还有些认为是不平衡的政策因素造成的,更有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由于贫困地区主体不发育所造成的。

然而,令人堪忧的是,由于对区域性贫困显化的原因认识存在争论,导致了对扶贫开发的方向把握不正确。当前比较流行的扶贫开发对策建议中,表现出了一些脱离国情的现象,扶贫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大量地投入财力、物力、人力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重视不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经济发展无法摆脱“生态环境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国外发达国家对问题区域尤其是对贫困区域的开发经验告诉我们,在反贫困的进程中,一定要遵循自然资源环境的禀赋条件,使贫困地区享受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增强个人和产业的发展能力。总结国内和国际的经验教训,笔者在这里疾呼:“千扶贫、万扶贫,提高贫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第一条。”①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扶贫开发和消除贫困的第一位必要条件。目前,扶贫绩效不明显、返贫率高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由于贫困地区缺乏自我发展能力所造成的表象性问题。针对表象性问题的对策措施,只能解决短暂之痛,治标不治本,没有贫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就一定没有区域性贫困

的最终消除。

二、区域功能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解释

(一)已有文献评述

能力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的劳动分工论,他认为劳动分工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提高工人在某一专业领域的能力(工作熟练程度),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之后,又有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着重研究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李嘉图(D. Ricardo, 1817)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彭罗斯(Edith Penrose, 1959)以及理查德森(George B. Richardson, 1972)等以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发展了企业能力理论,成为20世纪后期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阿马蒂亚·森构建了个人能力框架,他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重要,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来服务的。他认为能力就是一种自由,这样的自由既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个人选择的“过程”[1]。缪尔鲍尔(Muellbauer, 1991)和德热兹(Jean Dreze,1995)对森的能力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并完善了能力框架。国内学者林毅夫(Lin et a,l 1999)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他根据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则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反之,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则不会有人投资于这个企

业,这样的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只有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够生存[2]。

国内学者参考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区域自生能力。认为如果一个区域推行与本地资源禀赋相一致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吸引本地企业选择与本地资源禀赋相符的产业和技术,并最终使本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个存在大量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区域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反之,如果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在政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驱动下,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比如资本十分稀缺而劳动力相对富裕的欠发达经济在赶超战略的驱动下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那么该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就会丧失“自生能力”,并最终被市场淘汰,那么存在大量这样企业的区域就是无自生能力的区域。也有部分学者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具备的凝聚、整合和产出能力定义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强调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或造血功能。

但就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现状来看,虽然亚当·斯密最早从劳动的熟练程度与分工的视角论述了个人能力的重要性,学派都没有从这一视角进一步发展能力理论,阿马蒂亚·森以“自由就是一种发展”的观念开创性地论述了个人的可行能力,但他的这种视角只是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个人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约束,如免受饥饿、营养不良、疾病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方面。国内的一些学者以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为基础扩展的区域自生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小见大,但这毕竟只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构成部分,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目前从企业或者个人等微观主体的角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