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浅析《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摘要：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 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 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 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 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结尾处作者表示： “谨以此文召唤 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 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 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 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 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 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 梁地红成海洋的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 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 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 《红高粱》摒弃了种 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 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 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 关键词：叙事结构、红高粱、生命意识 莫言，1981 年开 始创作生涯，主要写乡土题材，以内容新颖奇妙，风格大胆泼辣，叙 事独到丰满，感情激 烈昂扬震动文坛。 《红高粱》写了一个并非新颖的又是极其简单的抗日 故事： “我”爷爷余 占鳌的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这种被渲染过无数次的 故事框架，何以能 释放出如此灿烂动人的艺术光辉呢？ 《红高粱》讲故事的手法巧妙、多样，可以说引人入 胜，它并不是单一向度的。 《红高 粱》的故事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小说的童年视角与作者独 特奇异的感觉。 《红高粱》的叙事 结构在当代中国小说中十分独特，但从原型的角度来说， 用子孙“我”的口吻带着崇拜的心 态来追忆爷爷、奶奶们的英雄业绩，而且还以小男孩— —“我父亲”的视角描绘所感受到的 一切，却并不让人感到陌生。第一人称的讲述时时滑 到第三人称（父亲）的叙述中。视角与 人称的变换，使故事时近时远，摇曳生姿，在时间 跨越中，使小说的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一方面使整个作品看上 去是“我”在叙述自己家族的故事，给人很强 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另一方面又获得了第三 人称全知叙述那种视野的开阔性。不仅如此，像 奶奶临终前的大段意识幻觉，在以“我” 为叙述人的结构中，更是有违常规，作者却挥洒而 就，一点儿也没有生硬与拼凑之嫌。这 种“祖宗——子孙”的小说叙事结构，是作者怀着祭 祀祖宗的仪式心态写出的，是我们民 族一种古老的“种族记忆”的复活。当然，这种复活充 满了时代气息。 就这个小说本身来 说，作者借助叙述人，孙子“我”的童年视角以及新奇独特的感觉， 主要表达的是“我” 对“我爷爷” “我奶奶”原始的、浪漫的生命活力的崇拜与赞颂。莫言 对这种祖宗精神的发 掘当然是有他现实用意的。1985 年掀起的文化寻根思潮，既然叫嚷着 要寻根，就必然带有 一种对祖宗文化精神的追忆、回顾、反思。这正好深深吻合了莫言当时 的心态： “我赞成寻 ‘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 对根的理解。我是 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是扎根文学。 ” 显然， 《红高粱》中 张扬的祖宗精神就 是莫言所找到的祖宗之根。在小说“祖宗——子孙”对应叙事结构中， “我” 的叙述愈是汪 洋恣肆， “我”的激情愈是澎湃、感觉愈是新奇，读者，即广义上的子孙受到 的心理震荡就 越大，就越会受“我爷爷” “我奶奶”们的感染，汲取祖先的闪光精神以滋补 子孙之元气的 效果就愈好。很明显，作者在小说的立意上有潜在的、对当代文化的不满与批 判，也有对 我辈子孙的训谕，但叙事结构又决定了这篇小说的审美情感有极为传ຫໍສະໝຸດ Baidu的地方。 在这个长 篇中，作者借助“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把《红高粱》中的潜在情感表达了出 来，小 说叙述人，孙子“我”代表着都市文化。 “我逃离家乡十年” ，便被“机智的上流社会” 传 染上 “虚情假意” ， “肉体” 也被 “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 。 “我”是“我爷爷” “我奶奶”的不孝子孙， “种的退化”的产物，因此， “我”企盼家族英 雄 祖先的亡灵指点迷津， 在追忆反省中清洗自己的 “肉体和灵魂” ， “不惜一切努力” 去寻找 一 株仅剩的“纯种红高粱” 。这隐喻了作者重塑民族精神的强烈愿望，但“祖宗——子孙” 的 叙事结构却使小说自然地把祖宗与子孙两相对比， 这时， 崇拜祖先的仪式情感便引发了作 者 鄙视子孙的心理。 总的说来， 《红高粱》 所崇尚的爷爷、 奶奶精神带有很多的本能冲动成 分。
化身，体现了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能。他们敢恨敢爱，敢于直面生死荣辱； 爱起来在高粱地 里狂热野合，受到压抑时则啸聚山林，扯旗造反。这是一群朴野人性的代表， 在他们对传 统伦理观念的反叛中，人类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宣泄与抒发。小说 中，祖父 母辈人物和他们充满生机的生活，构成了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而父母一辈和“我” 的同代 人则显得麻木萎缩，他们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脊梁，生活之火几乎熄灭；他们善良勤 劳又 愚昧胆小， 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 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 作者在几代人的对比 中， 鲜明地表现了对生命之力的崇敬、赞美和对种族退化的深深忧虑。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 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 。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 “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 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年轻美丽， “走起路来双臂挥 舞，身腰拨动，好似风 中招飐的杨柳” 。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 抱里，殊不知，贪财的 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 许给他一头骡子。 “我 奶奶”绝望了.当她遇到强悍的“我爷爷”时，便不顾一切的爱上了他， 顺从自然地接受了 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小说运用感觉的笔触，描写了这场野合的亢奋 场面。一个是拦 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 坑，而又绝处 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 刻，传统的 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 “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 的性格也由 此成形。 “我奶奶” 这一形象， 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 而是一个有 着女性身躯， 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一形象 具有某种西 方的审美特征，是个拥有“性解放”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其实，这一形象的文 化底蕴依 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我国广大农村，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 常与礼 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 本性 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 “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 现了 这一俗文化的如许特征。 “我爷爷”遇到“我奶奶”之后就不可救要的爱上了她，于是便 屡次向“我奶奶”求 爱，在遭到几次冷遇之后不灰心丧气，终于以他的诚心和毅力获取了 “我奶奶”的芳心。 “我 爷爷”是一个放荡不羁，豪爽敢爱敢恨的人，他爱上了“我奶奶： 便搬着家当去十八里坡找 “我奶奶” ， 遭到冷遇被扔到酒缸后就执拗地在酒缸里躺了三天三 夜，唱了三天三也的小曲。 当“我奶奶” 被土匪劫持之后他有奋不顾身地到土匪窝去救“我 奶奶” 。到日本人入侵的时 候他又带领大家制造土地雷。 “我爷爷”是一个高大阳刚的英雄 男人形象。 沉默内敛并暗恋着“我奶奶”的罗汉大叔，为了成全“我爷爷”和“我奶奶” 自动退 出离开。最后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牺牲在了十八里坡，他是一个无怨无悔甘愿奉献 的人。文 中对罗汉大叔被活剥皮的过程写到极致，将生命结束的瞬间无限拉长，把死亡过 程本身酣畅 淋漓地展示出来。描写酷刑并不一定代表作者受过或者执行过，而是靠着艺术 想象虚构出的 真实，其目的却是为了展示在极端情况下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命存在状态本身 即生命本身， 而 不是聚焦于死亡的意义。 在这里， 莫言将人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加以考察， 即将死亡“降格” 到“物质——肉体”层面， “为肉体恢复名誉” ，将“一切高级的、精神 的、理想的和抽象的 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 ， 是对传统文学 “死亡 禁忌” 的反拨， 是对民间死亡观念的文学表现。 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 众生在成为中华儿女 英勇不屈、顽强拼搏的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的精魂。莫言小说 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 些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英雄式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 流历史排斥在外的普通的 人群。他们粗鲁、顽愚，与正统的文明沾不上边，往往还带有破 坏性， 然而正是这些不开化 的非正统历史的边缘人物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 莫言的 《红 高粱》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做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 了教科书的抗 战史叙事， 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 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 被称之为 “新 历史主义” 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 不仅仅是莫
他们倾心追求的、 “我”为之迷醉的浪漫自由固然叫人感到痛快，但倘若以此来训导子 孙， 嘲弄现代文化，则是明显地沉溺于一种美学谬误中了。 如果说人物设计对情节线索和善恶 意识的偏离导致了阅读活动的非道德化，那么景物对 情节线索的背离和对人物活动的包容 则将阅读活动引向对红高粱世界的诗情领悟和纯审美 体验。风景，作为小说的重要因素， 不仅仅是交代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还能孕育人的气质， 培养人的精神，从而揭示出人物 性格形成的原因；同时，风景描写还能营造氛围，烘托气氛， 既用来感染读者，也用来感 染作品中的人物. “红高粱”的世界作为独特的风景，兼具了以上的种种作用,无边无际的高 粱地，红如 血海，为人物提供男欢女爱、杀人放火、英勇抗敌的活动天地，也激发人物去 爱、去恨、去 生、去死，尽最大可能张扬自己的生命。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读者都无法抗 拒红高粱与血海的吸引力。大量运用红色调，如火焰 般的红高粱，如血般的烧酒，如残阳 夕照般的天空和云霞。用红色来热情的讴歌了粗放狂野， 敢爱敢恨的激情如火的民族旺盛 的生命力，同时也表现着人性的复杂的一面。用红色来表现 人性人情的纯美。它们都以红 色的色彩刺激着人们的感官， 鲜艳的红色由此也成了读者感受 人和自然的情绪象征,使读者 接受了色彩自身对生命的暗示。纯自然的色彩失去了自然性， 红色会使读者想起流动的热 血，火一样强悍的性格，本能的勃发与性的释放。这一切，又无 不使人想到本能的力量。 于是，色彩的感染总是伴着读者将红色与本能的表现连接在一起。 本能与自然一样被看成 是生命最真实的表现，读者由此也会陷入这样的迷乱状态：不知用红 高粱在说明人，还是 人去说明红高粱，这种迷乱将使读者将红高粱与人合而为一，都成为生 命的基本内容。舒 展摆动的红高粱是生命自然表现的象征，生命的表现则是红高粱世界的重 要注解，于是， 生命成了天然的浪漫：奶奶神魂出会，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慓 悍的血液在他 黝黑的皮肤下流个不停。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 风平，浪 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 年的情 欲，迸然炸烈。在这里，自然与情欲相互交融，生命的激荡与红高粱四面八方的生长 声构 成了生命的交响曲，情欲在蓬蓬勃勃的野地里变得更加庄严，红高粱则在情欲的野性爆 发 中变成了生命的见证与象征。 这种叙述方式正是 《红高粱》 景物描绘的基本特点。 而读者 对 上述情感的领会也恰恰来自红高粱与充满野性的生命意志的双重刺激。 那些渴望回归到 “原 始状态”的读者，或许会从中得到一种满足。 莫言小说有着丰富的主题内涵。在他的作品 中，既有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 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 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对 城市文明的批判�6�7�6�7 而其中最重要 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作者受 美国南方派作家威廉·福克纳的 影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故乡，着力营造“高密东北 乡”这个艺术世界。他从主观 体验出发， 用自己的想像激活历史，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创造 出有声有色的生活图景。 《红 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力的热烈赞美。莫言在写作《红高粱》时就痛 感现代 都市中人性的龌龊和生命力的萎缩，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 上发 现爷爷、奶奶们那种强悍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 这 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过往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 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 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 生命鲜活的艺 术形象。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的主题，这个生命主题会 使我们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尼采那种高蹈的生命意志。 《红高粱》既是 “寻根文学”的终结，也是“新时期” “新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的起源。 其中透出的强烈的 生命意识和人物的历史边缘性都给新时期小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红高粱》作品中， 作者有意塑造了“我”爷爷奶奶这一辈人物，刻画了余占鳌、戴 凤莲、罗汉大爷等形象 , 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些人物是高密东北乡日月孕 育的精华；男的剽悍勇 猛，女的风流俊俏；他们嗜杀成性又视死如归，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 他们是自然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