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的生平

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生平集艺术家、革命者、与苦行僧之成，其超妙的英才、焕发的风仪、卓绝的悲愿、护教的虔诚，恰恰和二十世纪西方良心的代表——赤道非洲史怀哲医生，形成一种极堪玩味的巧合。

春风桃李，名满艺林，他的前半生，已然充满了天纵奇才的漫天霞彩；他的后半生，更是迥然超乎世人的想像之外，映现出一种庄严而圣洁的光辉，照耀着那个时代，也照耀着万千人们的心灵。

李叔同系出名门，五岁丧父，家境富裕；才华仪容，均有得天独厚之处，对于词章、金石、书画、戏曲等艺术，皆能灵思入神，妙语非凡，弱冠时即已名动京邑，为当时的艺苑名流交相推重。

事实上，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后来于他自己眼中，固如白云过隙，殊不足道；在我们后人看来，却委实有其鲜明突出的地位。

即以词章而论，迄今仍风靡大众，属于格调高绝的一些艺术歌曲，如“送别”、“忆儿时”，歌词即是出自他的手笔：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飘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其情韵之缠绵，吐属之自然，文采之优美，是任何曾唱过或听过这些名歌的人，都能深深体会的。

既负出尘的姿仪，复挟不羁之才情，翩翩少年，倜傥风流。

李叔同的早年，也曾留下许多人人艳羡的韵事，如愈家女、苹香的感情生活等等……走马章台，折柳平康，厮磨金粉，儇依红颜，诸般旧日才子优为之事，无不目击身经。

可是，温柔乡是羁糜不了真正的有心人的，而李叔同抱负宏深，志岂在此呢？生母王太夫人于其二十几岁病逝，李叔同，哀痛万状，改名李哀，终于他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国立美术专校深造，远离了那个少年荒唐的十丈红尘之地，行前一阕金镂曲，已淋漓地表露了他忧国的心绪与深沉的体悟，伏下了后来毅然出家普救众生的意愿：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

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他感到异常的欢欣和鼓舞：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他的这首《满江红》和岳飞的那首《满江红》一样，力透纸背、义薄云天。

他无疑是剑胆琴心的高手，挥动如椽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这样一次，一生只铸下这样一首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出国之后，他联合留日同学创组“春柳剧社”于东京，为中国新剧之策源人，曾表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新剧，自任主角，演艺精湛，一时名噪海外，四方侧目；但这等成就，于多才多艺的李叔同而言，也不过是其个人生命力的又一流露而已。

以他天性中澎湃的热情，爱国的挚诚，与忘我的情操，使他在日本时即已参加了一心救国的革命志士的行列，成为同盟会的老会员。

归国之后，他加入当时才士云集的文学革命机关——“南社”，作诗撰文，孜孜不息，鼓吹民族精神，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影响极大。

辛亥鼎革，陈英士创办《太平洋日报》于沪上，从事唤起民众启蒙社会的工作，李叔同主持笔阵，兼领编务，当时他所刊行的诗论、政评、诗歌、小说，皆能开风气之先，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一时从游诸人，均为并世俊逸。

例如身世凄美诗才旷世的一代诗僧苏曼殊，就是于他主编的文艺栏上崭露头角的。

李叔同除致力革命鼓吹外，并尽心于教育工作，他于音乐绘画文学各方面，造诣既深，执教又勤，加以人格感化动人至深、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所以确实造成了不少人材，后来新文学初期的健将，有不少根底最深的，即是来自他的门下。

其时他虽已从一位风采照人的翩翩公子，转变为一个“恂恂儒雅的布衣君子”，可是盛名远播，正如中天旭日，隐然为当时艺坛第一人。

就在这时候，在三十九岁那一天，他因某种因缘，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声名成就，割舍了一切世俗的亲情牵挂，于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成了一名和尚。

一代名流归佛法，早年令问动江湖？从此以后，他完全走上了另一条路子，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生涯，使他不但成为近代中国有数的高僧，而且成为近代中国绝无仅有的完人之一。

出家之后的李叔同，法名演音，字弘一，世称弘一大师。

狷介如白鹤，和煦如春风。

他芒鞋破衲，独来独往，千山云水，行无定踪。

二十余年来，足迹踏遍了南中国苦难的大地，过的是最清贫的生活，作的是最根本的努力，与过去多采多姿的艺术家风范，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

弘一大师出家后，一直飘逸地过着清苦的行脚生活，他律已至严，治学至勤，操行至苦。

可是，他本身虽然自奉极俭，一丝不苟，待人却又无微不至，惠贫济病，无时不忘，完全以天下苍生为已任；为感化世俗而讲经说法，则虽精疲力竭，唇焦舌敝，也从不以为苦；当真是“最后一滴血，也无不愿输诸众生，而毫无吝惜。

”弘一大师就这样一肩梵籍，两袖清风，为了他心目中一种永恒的宏愿，而贡献出整个生命。

他在佛教界的地位至高，可是他一直不理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默默地以平实的作风，为扎根而努力，习劳习也，克勤克俭，至垂老而不渝。

我们看他在佛门，选择戒行最严、自律最苦的律宗，作为毕生献身的方向，不得不承认，他是想以一已人格的感化，来改革中国的宗教风气，变化一般教民的气质；我们看他对社会，一迳行慈施善，怜弱济贫，对于乞丐流氓疲癃残病，照顾拂恤周微不至，不得不承认，他一直在默默地为社会做着实质的工作，持久的贡献。

从金粉繁华的名利场中走来，在那寂天寞地的深山荒野中，粗犷无识的下层贫民间，呕心沥血，弘道护众，二十载于斯，落落自得，其雪志冰操，又岂是当时那些显赫不可一世的名流学人，可以想像于万一的呢？他从事一种自下而上，自远而近的恒久努力，以社会大众为目标，以身体力行为号召，直接进行“普救众生”的工作。

所以弘一大师的出家，实质上是积极的介入，热情的投注，全心全力地献身社会。

“半壁东南胡马过，天涯托钵泪痕多；故都战火惊孤鼠，荒榭劫灰罩薛萝”！在这样一种邦国殄卒的情境下，进行如此孤注的扎根工作，他的苦心孤诣，的确是不易使人理解的。

弘一大师为什么薄盖代艺名如浮云，舍天纵英才而不惜，毅然走出家苦行的路子呢？迄今为止，尚无人作过确切不移的解释。

至于有人以“沧桑幻灭”、“人世无常”之类的说法，来推论大师的用心，似也未免过于笼统，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通常，我们对于人的看法，大约分为二种；一是平凡的，一是不平凡的。

或者就行为说，也可分为一是恋世的，一是厌世的。

厌世的人，则指消极的一面；恋世者，则指积极的一面。

且把厌世者，又多看成是某些教徒（甚至说，就指宗教）。

事实上，他们是否真的厌世，或者说，“世”是否可厌，又是否可恋，一般人并不清楚，尤其是有些超世俗的思想家，和佛教一部分特殊的宗教行为，只因为他们对人生抱有一种特别的看法，于是也就使一些不大了解个中深义的人，冠以“厌世”这种名词。

当然“厌世”并不是坏的批评，但对若干有超特思想行为表现的人，却不是正确的批评。

就我了解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来说，觉得只可就人生浮泛面的“感性”上言，而不可作指评人生深奥一面的“理性”而言。

感情的人生有痛苦，有快乐，有悲欢离合；因其有痛苦和快乐，于是便有厌弃和贪恋的相对表现。

看透了世事沧桑，人生无常，自易掀起厌世之感；而若平生得意，欢场可求，则又不免频生贪恋之情。

此两面均露在人生浮泛的一面，也正是芸芸众生表现现实的一面。

人的生命，通常也可分为两种；一是自然的生命，一是真实的生命。

悲欢、离合、痛苦、快乐，只存于自然的生命，而不存于真实的生命，自然和真实，固不可将其绝对的分离，但真实的生命却又绝不是自然的生命。

尽管真实的生命，又必有待自然的生命去发掘、求证，然两者的价值及其意义，却又相距千里之遥。

弘一大师的生平，就一个现实社会的观点看，我们将对这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李叔同之出家，感觉是一种乖离。

因为只要他愿意，他便可在艺术的生涯上，创造出不朽的精神，做一个中国的贝多芬、舒伯特或萧邦，这足可以为他的生命放出无限的光辉。

然而，当他正要臻至此一境界时，却像他手下的琴键，未待曲终，便嘎然而止，这叫世俗的一般人如何能理解呢？尤其是当他把乐谱和琴声搁下，换来的又并不是叫人有另一种叫好的表演，而是一领使现代社会人士最起冷漠感的僧衣。

这突起的转变，在他个人的生命上，固是一奇峰突出，天地顿分，他抛弃了一切，世誉名利，亲友门上，以一个多情的艺术家说，这是何等的绝断？这除了遭受人生重大刺激，因而愤世嫉俗外，还有何可以形容呢？谓其是厌世遁尘，应该是得当的批评。

可是，假如对于弘一大师出家后的言行，作一精细的察看，则又知所断者全非。

他之放弃艺术家，不仅是没有厌弃世间，舍弃亲友；相反的，且更接近世间，一个真实的世间；也更获得了生命，一个真实的生命。

这生命不是一般社会观念所能理解的，也不是某些只知格物而不能穷理的学者们所可理解的。

不能理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人生的意义看得太现实化和人文化了。

他们以为生命的完成，只在于投注客观社会的存在关系之表现，而忽略了人之内在的主体的反省与超越。

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其心灵必然的会有异于常人的敏锐；有了此一敏锐，便对自我生命的奥妙，宇宙的奥秘，也必然地会发生深刻的怀疑。

由于其怀疑，便将引起他不断的去探索追究。

他既懂得把握他的生命去创造艺术，也必会懂得生命的境界有无限的深邃，他能不满足于自己所达到的生命境界，也就自然地会想到，须要作更深一层之努力。

由于此种努力，遂使他领悟到了还有一个更超越于艺术精神的生命存在。

此生命是自觉的，又是绝对和普遍的，但必须要以身力行，始可亲证那生命的堂奥。

因此，他为了把握这更高一层的生命境界，乃毅然地诀别了周遭的一切，而走向了那西子湖畔的定慧道场。

从人我差别走向诸法平等界的李叔同，打破了原有私情的狭小藩篱；献生于全众生界的李叔同，才可跨入真实世界的边际。

这理由要细说，实在极深极广，非一短文可详尽管佛教的思想，非只此一类型，然而从小向大，由凡转圣，对某一类特别根机的人来说，却是必须的过程。

就追究生命的本质而言，我们也应如是了解：生命的层次，可分为三类——第一层是本能的自然生命，第二层是文化的道德生命，第三层是内在的自觉的生命。

前二者可从“我”的观念认取，也可从客观的事实上去认取（如从父子亲情的关系，可以体认自然生命的价值；从文化、艺术、事业、功勋、伦理、道德等等可以体会文化道德生命的价值）。

但第三层却须要从否定一般观念中的自我才可领会。

故此，跨入此层境界的人物，其行为表现势无法再顺世间的私情观念造作（此中仍有顺而不顺，不顺而顺的微细密意及境界在）。

五十六岁时，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

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

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

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