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改革年代的孙冶方与薛暮桥
薛暮桥和孙冶方——中国经济学界的双子星
薛暮桥和孙冶方——中国经济学界的双子星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
这个地方位于无锡市西北方向三十公里左右，现在叫玉祁街道。
离薛暮桥家不到200米的地方，就是孙冶方的故居。
中间还有一所秦古柳故居，秦古柳是著名书画家兼文物鉴赏家，比孙冶方小一岁。
孙冶方，1908年阴历九月三十出生，算起来是薛暮桥的远房堂弟。
如果把视野扩展到经济学之外的范围，他的亲哥哥薛明剑，在民国和解放初期，远比孙冶方的名气要大得多。
在历史上的无锡，有两个著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
荣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家族。
薛家，就是孙冶方和薛明剑的薛家。
在这里，我们先说薛暮桥早年的生活，再回头来说孙冶方。
据《薛暮桥回忆录》中介绍，薛的祖先，来自于历史上的一个将军，因获罪被贬到了礼社（现在的玉祁街道）这个地方。
这个将军在此地大量购置田地，成为当地的大地主。
他有5个儿子，25个孙子。
此后代代传承，至薛暮桥出生时，薛家地主集团已接近衰败。
祖先们为保障后代生活，所设的“义庄”，反而成为家族没落的催化剂。
不过，薛暮桥的父亲，薛魁标为人和善、厚道且知书达理。
但当时他们这一脉也是接近衰落，薛暮桥的祖父共有三房，留下子女10人。
这样一个庞大的家庭，几乎全靠薛魁标一人支撑。
薛暮桥在出生时，父亲给他起名薛与龄。
虽然家族生活很是困难，他的父亲和母亲还是在家里办起私塾，为子女和附近乡民提供上学的机会。
薛暮桥的母亲，在旧中国只能叫做薛周氏，直到1953年，才以家中厅堂匾牌为名，取名周慎修。
而他的父亲，在他十五岁那年，就由于欠账太多，碍于面子，在债主上门之前，悬梁自尽。
这对彼时方年少的薛暮桥来说，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在半年之后，虽然母亲明知他学业出众，但由于家里已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必须让他辍学外出谋生。
并已经请一个亲戚帮忙，介绍他到杭州去报考铁路的练习生。
此时的薛与龄，改名薛雨林，走出逐渐衰落的江南小镇，前往杭州。
幸好，他的大哥薛鹤龄当时在杭州的一家纸行当学徒，彼此可以相互照应。
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
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搞要] 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面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
“撞击一反射”式地推进．改革初期，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确立“有计划的寓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
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
国际交往的扩大拓晨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悬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但是，对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
正是在总结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同时吸收国外经验，了解和研究国外各种经济理论，特别是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国柬改革经济学的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的改革学派，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
[关键词]1978—1984 经济体制改革决策实施[中圈分类号]F121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4)05—0059—12[收稿日期]2004一05—17[作者简介]肖冬连，教授，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00856。
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
改革的酝酿直接根源于领导层追求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因来自内部(长期未能摆脱贫困)和外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压力而强化。
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一反射”式地推进。
从最初的放权让利改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
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
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但是，对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
改革的最初成效扩大了自身的支持力量。
尽管理论上争论不已，改革和开放的实践却始终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而市场机制一旦被引进，如果不受人为遏制，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产生自我扩张的力量，对改革旧体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青少年校外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建设探索
【摘要】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是促进育人模式转型的重要课程载体。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社区教育中心校，从多维地域文化视域下挖掘基地建设资源，建立了名人文化、名酒文化、名村文化和农耕文化等系列校外青少年实践活动基地，探索形成了多主体参与下的协同育人机制，以多样化学习方式支持基地发挥育人功能，助力学校课程有效实施，促进了学校育人质量的提升，并对弘扬传承地方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地域文化；综合实践活动；青少年校外综合实践活动基地【中图分类号】G423.04【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09（2020）10-0039-03【作者简介】吴红莲，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社区教育中心校（江苏无锡，214100）校长，高级教师。
青少年校外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建设探索吴红莲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课程载体，对促进育人模式转型具有积极作用。
综合实践活动倡导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把生活情境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活动主题，通过考察探究、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业体验等方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着力发展核心素养。
因此，综合实践活动所需要的课程资源更加丰富多样。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社区教育中心校作为社区教育中心，在地域文化视域下，探索形成了以地方名人文化、名酒文化、名村文化和农耕文化为主题的多样化综合实践活动校外基地，并建立了多主体参与构建的协同育人共建机制，满足区域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需求，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一、多维地域文化视域下挖掘基地建设资源（一）挖掘名人文化，树学习楷模回望玉祁历史，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书香浸润，文脉绵延，人杰地灵，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名人名家。
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无锡第一支部创始人之一、模范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孙冶方。
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独立思考，按照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发展经济学思想，是传统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积极探索者。
新四军为新中国准备了一批经济建设人才
2019.5新四军在建军之初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并有相当理论建树的专家。
他们参加新四军后，对于稳定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搞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为新中国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中的经济研究人才薛暮桥，早年研究政治经济学，曾担任《中国农村》主编。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在历险皖南事变之后，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
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日伪政府发行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
薛暮桥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占领市场。
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们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
骆耕漠，早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任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1年初，骆耕漠来到新四军军部，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财经部副部长兼江淮银行行长。
上任之后，骆耕漠加强税收工作，征收公粮，发行抗币，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后到新四军三师负责盐阜区的财经工作，首先进行土地登记，办理验契手续，其次在财经处增设生产建设局，种植蔬菜，组织棉纺织生产，保证了军队财政的需要。
1945年5月，任苏浙军区供给部长，后又担任华中军区供给部长。
1947年任华东局供给部副部长，并创办了华东供给学校，为党培养了一大批财经工作人员。
1948年春，受陈毅之命，组建华野第一支财经接管干部大队。
顾准，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通过自学会计学，掌握了现代会计知识。
上世纪30年代，他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
其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
1940年后，曾任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
改革以来经济学界几次重要的会议
改革以来经济学界几次重要的会议杨白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举办过无数大大小小的会议。
这些会议有的为理论界发起和组织，有的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参与和支持。
在不断地学习、研讨和激辩中，在一次又一次应对来自思想、学术、传统等各方面的挑战和冲击中，中国的经济学不断成熟和发展。
经济学家也在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今天，回顾这些会议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9年：无锡价值规律问题会议1978年，刚刚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热切响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把注意力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号召，学术界呈现出空前的生机，到处洋溢着"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激情。
从1978年下半年起，经济学界和有关经济部门开始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发挥市场作用的问题．先后举办了几十次不同规模的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会议。
在此基础上．中国计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决定联合发起"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
热情的人们向大会提交了2万多份学术论文和经济资料。
会议于1979年4月16日至29日在江苏无锡举行，与会代表约400人。
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讨论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二次盛会(第一次是在1959年4月的上海举行的)。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原本要来主持大会，但因出国访问未能参加。
同是社科院剧院长的许涤新准备来主持，却因病住院也未能赶到。
所以，薛暮桥在致开幕词时说："我代替他们来致开幕词。
"在开幕词中，薛暮桥特别讲到台风。
他说，作为学术讨论会，百家争鸣的学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百家承鸣，就是要坚持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认有什么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以枚压人的所谓"理论权威"。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活动。
历时两年多的推选过程中，25名全国知名学者、专家参加了论证评选委员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以万计的经济学著作，进行了反复进选，先后提出了83本和52本备选书目，最后经无记名投票而选出10本优秀经济学著作。
此书目刊于《书与人》1999年第6期。
1．《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孙冶方著人民出版社 1985年该书是孙冶方先生在60年代受中共中央委托所写的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最小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即为全书的“红线”，提出用利润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
2．《新人口论》马寅初著北京出版社 1979年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反对从苏联传到我国的所谓人口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错误观点。
到70年代末，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成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薛暮桥著人民出版杜 1983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专著。
该书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开始摆脱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某些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转的规律性。
4．《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于光远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年第一本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著作。
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不能用理想的社会主义标准来判断我国的社会形态是不是社会主义，纠正了传统理论的错误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阶段，也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5．《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著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年虽是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却对新中国克服旧中国的经济顽疾起了明显的指引作用。
该书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运作、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以及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等等。
高中素材经济学家名人故事：牢狱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经济学家名人故事：牢狱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薛暮桥，原名薛与龄，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时曾在父亲办的女塾和东林小学(其前身为著名的东林书院)读书。
薛暮桥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
1918年，他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学习。
后因贫辍学，投考沪杭甬铁路当练习生。
期间，薛暮桥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六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
铁路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薛暮桥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后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薛暮桥，自己休假去了。
1926年，年仅24岁的薛暮桥担任了杭州笕桥铁路站站长。
1927年，薛暮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至6月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积极参加工人、学生运动。
1927年6月，薛暮桥被捕，关在浙江陆军监狱，直到1930年底才保释出狱。
这三年牢狱生活为他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此，薛暮桥的秘书、学生李克穆在2000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飞瀑涤俗尘偷闲理经纶――薛暮桥同志二三事》为题进行了回忆：“薛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
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坚持每天读书，阅读大量经济学、历史、哲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
三年‘牢监大学’，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薛老在狱中的自学，缘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当时与薛老同监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
张在狱中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他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中外革命历史。
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薛老惊奇地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什么每天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同志答：‘共产党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
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
读书就是为着革命。
’薛老将这一教诲始终铭记在心。
经济学博士论文 中西两张皮
经济学博士论文:中西两张皮胡培兆编者按：博士论文是博士研究生学识素养和科研能力的综合展示。
本文针对当前博士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一些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我”与“我们”不分;中国语文、西方文法、半土半洋;过分贴附西方经济学偏好、缺乏自主创新精神;中西两张皮,缺乏融合;过度追求数学化,影响思想深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当前博士生培养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部分高校为了提高博士生水平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过多的课务、对博士论文的“盲审”、学生答辩前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等做法,提出了自已的看法,值得一读。
因为职业的原因,每年都要阅读一定数量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
展现在面前的多是一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的优秀著述,是他们在名师指导下,探索三秋,积学薄发,杜鹃啼血般一点点吐露出来的劳心结晶;是在博览群书、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研究的结果,往往立论大胆,创新无忌,见解深邃,给人有来者风发、后生可畏的敬叹,从中可学到不少东西。
但不必讳言与护短,存在问题也不少。
说优秀,是指总体和主流而言,并非无可批评。
年近90的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说,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10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光明日报》2005,9,1）。
就经济学而言,我还不能说总体质量有所下降,但他说的有些问题的确是通病。
不妨列举几端。
第一,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什么地方不需要标点符号,什么地方需要标点符号,用什么标点符号,几乎是各行其是,十分随意。
最基本的五个符号“,”“。
”“、”“;”和“?”都用不得当,五花八门。
语法上,“第一”和“首先”次第交错混用是常见的事。
本来用了“首先”次第分列叙述,那就应该依次是“首先”、“其次”、“复次”、“再次”、“最后”,可是常见的是“首先”、“其次”、“第三”、“第四”。
近看改革年代的孙冶方与薛暮桥
近看改革年代的孙冶方与薛暮桥2005年05月17日13:14:24来源：中国改革本文系《中国改革》供新华网专稿，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孙冶方与薛暮桥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双子座"，他们是兄弟俩。
然而，两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有些非同寻常。
一个先知先觉，受尽磨难；一个后知后觉，晚年求变。
这兄弟二人所走过的道路，在老一代经济学家中颇具代表性。
经济学家的摇篮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孙冶方是他的笔名。
无锡北郊的薛家是一户大家族，孙冶方1908年出生在玉祁镇，薛暮桥出生在稍南一点的礼社镇，比孙冶方大4岁。
按辈分，两人是叔伯兄弟。
江南出状元、出文人，在新中国，更是出了不少经济学家。
除了这兄弟二人外，有马寅初、费孝通、于光远、顾准、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董辅礽、陆学艺、陈锡文，等等。
还有长期领导党的经济工作，最早主张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陈云同志，都是江南人。
什么原因呢？吴敬琏在评价薛老时说过一句话：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体验。
此话当真。
譬如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薛暮桥的第一篇经济论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都是对自己生活过的家乡做调查后写出的。
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能与共产主义思潮结缘，除了时代大背景外，还与一位留美博士有关。
活跃在上海南京一带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留美博士陈翰笙的领导下，也是首先从陈博士自己的家乡无锡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
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对中国社会性质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托派""亚西亚生产方式"以及"江南无封建"的观点。
通过同学、同乡关系，陈博士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吴大琨、徐雪寒、王寅生、张稼夫、姜君辰、狄超白、孙晓、冯和法、石西民、吴觉民、宦乡、千家驹等，这些人都成为日后新中国左派经济学家的骨干成员。
薛暮桥的主要著作
《薛暮桥回忆录》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薛暮 桥。
《薛暮桥经济文选》是2010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 是薛暮桥。
《薛暮桥经济文选》内容简介：薛暮桥同志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论坛上 最活跃的引领者。新中国成立前，他就是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 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阵营的一员主将。但他的学术生涯最光辉的 篇章是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谱写的。大家公认，创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科学的最大贡献。这一理论的创建经历了 约半个世纪，从建初期就起步。而提出和引导经济学家研讨这个问题的， 首先是薛暮桥同志。1956年10月28日，薛暮桥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了《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揭开了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 制作用问题研讨的序幕。1959年4月，在薛暮桥同志和于光远、孙冶方、 姜君辰等同志策划和主持下，在上海市举行了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 讨论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会上，薛 暮桥同志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发言。他 的发言，是大家热烈讨论的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共分十章，加上一个序言，一个结束 语。序言主要说明写作的目的、指导思想；结束语则是一个概括的结论。
第一章“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社会主义建设”。说明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条件，这种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 要的特点。
第二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薛暮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
《薛暮桥文集》选入了薛暮桥60年中发表的文章530余篇、著作15部， 深刻反映了6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变迁。薛暮桥的研究特点是理论实 际，文集不仅反映了经济理论的演进历程，而且描述了经济建设的发展脉 络以及宏观政策的演变轨迹，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可以从中全面认识 和研究薛暮桥的经济思想理论，还可以了解到人领导经济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调整研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调整研究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脉络特别是新时期经济工作的起步和发展，围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调整这一丰题，对这次经济调整的国内外背景，经济凋整的过程，经济调整和中困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调整和改革丌放起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梳理。
在此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和贡献：这次经济调整的背景，特别是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对这次经济调整有何影响？这次经济调整何时结束？这次经济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有何关联？这次经济调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有何影响？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有何关系？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
导论部分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本选题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本文的创新点以及主要的研究方法等。
论文『Ｆ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调整的背景分析。
这次经济调整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新形势下进行的。
时代主题的转换、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重新审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构成了中国进行经济调整的国际背景；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化、经济上的急躁冒进及其所带来的困难，对建国以来历次经济调整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本次经济调整的国内背景；而思想路线以及基本经济理论的拨乱反萨，则为本次经济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二章经济调整的过程分析。
这次经济调整从开始提出到调整的基本结束前后延续了约血年时间左右。
本章以这次经济调整的发展顺序为主线，把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分为经济调整的酝酿和提出、第一个阶段调整、第二个阶段调整以及调整的基本结束等四个大的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经济形势作了一些评论。
第三章经济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本次经济调整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了重要的转变。
本章从经济调整与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措施的转变等几个主要方面来予以论述。
从三个热点谈财经新班子
从三个热点谈财经新班子最近，有三件事，放在一起看，其实是一件大事：在商界，有人自危。
中国最有钱的几个人，有的忙辟谣，有的急效忠，前者以国民爸爸为代表，后者以京东大强子为代表。
在学界，思想争鸣。
一个是以市场上“供给侧、新周期”为代表的大争论，官媒也搅和进来；一个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院派，给吉林经济开药方，专家互怼。
在政界，政令畅通。
2017年剩下的4个月，以央行、三监会、四大行为代表的财经部门，即将人事调整，而发改、财政、环保部在不久前已经换人。
最近删的严，下文分析以公开信息为准绳。
1谈财经班底7月全国金融会议之后，经济、政法部门更加一盘棋。
公安部，最高法，发改，财政，一行三会一局四大行，当然，还有升势中的环保部，都在加码政策，都在深谈风险。
其中，具体执行需要人事，也渐渐浮出水面。
2016年11月，66岁的楼继伟卸任财政部长，他在正部长的位置上仅仅3年半，是最短的财长，和前任谢旭人一样去了社保基金。
这位朱相赏识的人，以敢言著称。
而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说，一说多是错。
而同时期的，48年出生的周小川，在央行行长位置上已经干了15年。
左起：郭树清、吴晓灵、吴敬琏、楼继伟、李剑阁、周小川2017年2月，60岁半的郭树清没能顺位山东省委书记，从而打开更高的仕途空间，结束了4年的齐鲁行，平调银监会主席，可能会在新成立的国务院金稳会上发挥他的专业优势。
2017年2月，刚过65岁、温相提拔的徐绍史卸任发改委主任。
61岁的何立峰从正部级的副主任，顺位发改委正主任。
历史上，1985年，NO.1为厦门副市长时，何立峰为厦门财政局长。
后来干过福州书记、厦门书记、天津滨海新区书记。
历来发改委（计委+经贸委+体改办）这个位置重要。
目前发改委第一副主任是刘鹤。
2015年12月，52岁的少壮派潘功胜，接替易纲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此后，中国的跨境资本管理更加严格，直到现在。
2017年4月，保监会主席被带走，这个位置目前还空着。
孙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孙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作者：余广人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09年第01期早在1956年,孙冶方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守价值规律。
在当时意识形态高于学术形态的中国来说,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同学术上的是非关系这对矛盾,是学者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孙冶方的一生,有两个颇让后人思索的数字:一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投入白色牢狱7天;另一个是他从事经济学理论探索而在“文革”中身陷红色囹圄7年。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
他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要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人。
如今,改革开放走过30年,中国已经实践的市场经济,恐怕早已超出了孙冶方的想象,但他的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是极具开拓性的。
在“中国农村调查”中崭露头脚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最早期的党员张效良。
1924年,16岁的薛萼果站在党旗下。
1925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孙冶方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
受党内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他因“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罪名被给予“警告处分”,1930年他几乎是被遣送回国的。
1931年,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孙冶方被捕。
由于国民党没有查到任何证据,孙冶方在被关押7天后,由在上海的无锡同乡钱俊瑞保释出狱。
钱俊瑞当时在陈翰笙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工作。
在当年那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主张从社会调查入手,搞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
他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从自己的家乡无锡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
透过同学、同乡关系,陈翰笙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徐雪寒、千家驹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经济学家。
7天的牢狱,让孙冶方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正好成为他安身立命的场所。
他与他的堂哥、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一起投入到对中国农村调查的行列。
后来,两人共同编辑《中国农村》杂志。
无锡党队历史故事
无锡党队历史故事1925年1月，城中公园，四名年轻人，一场秘密会议，一个新的开始……中共无锡第一个支部诞生了！“孙冶方最后一次回无锡是在1979年4月，他专程到城中公园寻找中共无锡第一个支部成立开会的地方，我就陪在他的身边。
”42年后的今天，站在城中公园无锡第一支部党建基地西侧，83岁的无锡博物院副研究员朱昱鹏仍清楚地记得，那天，孙冶方从多寿楼到九老阁，来来回回走了两趟，然后指着一块空地说：“当年党支部成立时，就是在这里碰头的。
”50多年没有回来过，城中公园多有变化，但孙冶方还是找到了无锡革命开始的地方。
中共无锡支部第一任书记2021年3月的一个下午，无锡城中公园人来人往，大家喝茶聊天、戏鱼听曲，处处欢声笑语……几乎没人注意多寿楼旁草坪上的这组雕塑，四人似在谈天说地忆年华。
“这些雕塑再现了孙冶方他们召开秘密会议时的场景。
当时，孙冶方用的名字是‘薛萼果’。
”原无锡市史志办宣教处处长许浩良介绍，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无锡玉祁人，出生在无锡望族薛家，身处动荡年代的他积极接受进步思想，投身革命。
1923年，15岁的孙冶方参加了由中共党员糜文溶在家乡玉祁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青城导社。
这年秋天，社会主义青年团无锡第一个支部在城中公园西社成立，正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今连元街小学）读书的薛萼果，经老师张效良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
1924年，中共上海的执委决定在无锡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
薛萼果、唐光明、徐萼芳3名青年团员由董亦湘介绍，转为中共候补党员。
时间回到1925年1月的一天，城中公园依然人来人往，人们没有留意多寿楼附近的一片草地上，正在召开着一场秘密会议。
会议的主持人是董亦湘，薛萼果、唐光明、徐萼芳3人凝神静气地听着。
董亦湘轻声而郑重地宣布，中共无锡支部成立，会议推选薛萼果（即孙冶方）为党支部书记。
这是无锡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薛萼果也成为了中共无锡支部第一任书记。
计委大院：国家领导人的摇篮
计委大院：国家领导人的摇篮作者：仇荣亚来源：《领导文萃》2013年第13期江泽民在这里住过，朱镕基也在这里住过，前后有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以及200多位部长、副部长从这个老旧大院里陆陆续续走出。
这里是国家计委大院，北京曾经的“贵族大院”。
能见到朱镕基去买菜1949年建政后，中央人民政府以三里河为中心兴建了各大部委的办公地。
随后各个机关大院也相继建成。
这里也成了北京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而这些大院里，尤以计委大院“人才辈出”。
几十年中，从大院陆续走出过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马洪、吴敬琏都出自这个大院，从这里出来的局长和处长们更是多不可数。
最让计委大院自豪和骄傲，并引以为荣的，是好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自这个大院，前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前组织部部长宋平、前副总理陈慕华等。
开始，大院里的人并没有太注意，直到许多年后才突然惊奇地发现：在我们周围竟有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这些“大人物”中数朱镕基在大院里住的时间最长，也最为大院人所熟悉和了解。
朱镕基清华毕业后，先去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
1952年进京到国家计委，成为了当时最具有潜力和前途的年轻干部，并举家搬进了计委大院。
在这个大院中，他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
朱镕基总理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
夫人劳安贤惠、善良，为人从不张扬，并且精通四国语言。
他们的一儿一女，小时候都在“中古友谊小学”就读。
在计委大院生活期间，朱镕基一家十分低调。
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身材高大的朱镕基夹着大黑皮包匆匆步行去办公大楼上班。
晚上，经常能碰到他和夫人劳安说笑着在大院里散步。
中古小学开家长会时，可以见到他以家长身份在那里侃侃而谈；在食堂打饭，可以看到他和正在排队打饭的同事们打个哈哈，说个笑话。
有时还可见到他挎着个篮子去买菜，甚至和卖菜的人在那里砍砍价。
在机关联欢会上，他还会大大方方为大家清唱一段字正腔圆的京剧。
现代无锡籍三位统计名人
出统计工作重点放在统计报表、普 查、抽样调查方面；提出既要重视物 质财富的统计， 更要重视效益与劳 动效率统计，注重生产和积累、消费 的比例关系； 提出利润指标作为计 划中心指标； 建议在宪法上明确统 计的监督职能， 强调统计的监督作 用；提出重视数理统计工作应用，搞 统计一定要用数理统计。 孙冶方的 统计思想对我国统计工作的理论和 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课程， 孙冶方 等曾求学于此， 薛暮桥就读的省立 第三师范学校也属此类教育机构。 薛 暮 桥 因 家 庭 变 故 ，15 岁 正 在 省 立 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就辍学， 到杭 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 虽然告别了 学校，但他一直都在学习，1927 年因 叛徒出卖入狱， 薛暮桥在艰苦环境 中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哲学、历 史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 同时还 刻苦地学习了英文和世界语， 三年 半的狱中生活， 使他获得了经济学 的基础知识， 他学习的动力完全源 于强烈的求知欲望。 晚年时，薛暮桥 说，他读了两个大学：“牢监大学”和 “牛棚大学”。 孙冶方 12 岁离开故乡 玉祁， 到无锡城里拜江南名画家吴 观岱学画，后入高小读书，17 岁受组 织委派远渡重洋到苏联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 文化大革命中，孙冶方在 狱中与一本《资本论》相伴，这本《资 本论》 的行间字里有指甲刻画的各 种痕迹，书页间的书签有糖纸、卫生 纸、商标和塑料布头等等，这就是孙 冶 方 学 习 做 的 “读 书 笔 记 ”，在 如 此 恶劣环境下，孙冶方孜孜不倦学习。 文革后，孙冶方仍努力学习德文。 正 是吴文化崇文重教精神影响着三位 从无锡走出来的统计名人， 无锡也 成为一方充盈着学理性的文化土 壤。
利，在科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华 蘅芳对中国统计的贡献主要是将概 率论引入中国。 1880 年，华蘅芳与英 国传教士傅兰雅合译出《决疑数学》 一书， 首次把西方概率论著作传入 我国。 该书原著是英国人加罗威（T． Galloway）和 安 德 生 （R．E．Anderson）。 关 于 “Probalitity” 这 个 词 ， 华 蘅 芳 译 为 “决疑”，1964 年统一确定用 “概 率”。 华蘅芳潜心编译这部书，是由 于他当时已认识到概率论在研究社 会现象中的地位与作用， 他在书的 卷首“总引”里提到：“概率论的应用 广泛，能用于国家治民，或民自治， 或 兴 起 风 俗 ，改 定 章 程 ”；可 “代 替 占 卜 ”，估 测 人 口 ，指 导 人 寿 保 险 ， 预 求 判案准确率以及统计邮政、 医疗事 业中某些平均数等。 《决疑数学》译 出 后 ， 没 有 及 时 刊 刻 ， 直 到 1896 年 （光绪二十二年） 才首次刊刻发行。 1909 年 （宣 统 元 年 ），经 数 学 家 周 达 校勘印行，使此书得以流传开来，成 为当时学习和研究概率论的唯一读 物。 这本书是西方近代数理统计学 传入中国之始， 书中包含了大量如 今成为数理统计学的知识， 比如测 量、误差分析、最小二乘法等等，它
20xx参观孙冶方、薛暮桥、冯其庸纪念馆心得体会
20xx参观孙冶方、薛暮桥、冯其庸纪念馆心得体会参观孙冶方、薛暮桥、冯其庸纪念馆心得体会今天先后参观了孙冶方、薛暮桥、冯其庸三个纪念馆。
孙、薛是经济学家，冯是国学大师，他们是杰出的学者，更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永远被人民铭记。
我们向他们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坚定的政治意识，就像薛暮桥回答女儿关于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时所说的那样：“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首先是个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我理解，就是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首先不能忘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要听党话、跟党走，对党绝对忠诚。
对党忠诚，既是政治信仰上的忠诚，也是利益上的忠诚。
现在我们讲对党忠诚常常从政治信仰上强调，其实也要多讲讲利益上的忠诚。
党员个人的利益是同党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
我们党是执政党，如果党丧失了执政地位，我们个人的前途命运就无从谈起。
拿我自己为例，我读的是军校，毕业后分配到一家部队研究所工作，转业时组织又把我安排到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工作。
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学习、就业、转岗，哪一步离得开党的培养？我们每名纪检监察干部的成长经历不同，或一帆风顺或遭遇坎坷挫折，但大家都是党员，都是党的干部，都需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
对党忠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在全党开展的，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应该走在前列。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是由党章规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三项主要任务”、“五项经常性工作”决定的。
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就是“监督执纪问责”。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学习领会党章和各项党内法规，不去学习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我们凭什么去开展工作，凭什么去检查和要求别的同志？我在纪检监察室，经常需要去找党员领导干部谈话，有一点体会：首先要能发现对方错在哪里，这就要求我们吃透吃准党章党规和中央政策精神，并以此为标尺来衡量谈话对象的言行。
如果我们自己的水平还不如谈话对象，不仅不能顺利完成谈话任务，恐怕还要为人家所耻笑。
邓小平时代的智囊们
作者： 元淦恭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党政论坛
页码： 10-11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20期
主题词： 智囊机构 孙冶方 杜润生 薛暮桥 邓力群 央视一套 高层决策 历史真实 农村改革 计划体制
摘要：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在剧中设置了两个戏份颇重的虚拟人物,分别是田志远和夏默。
这两人可以说是当时一批高层智囊的群像,其中可以找到邓力群、于光远、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等人的影子。
老田和老夏两人同邓小平的密切互动,正是当时智囊影响高层决策的历史真实的投射。
智囊如何影响决策？那个时代是智囊的＂黄金时代＂,核心智囊几乎都可＂通天＂,。
薛暮桥故居寻访感悟
薛暮桥故居寻访感悟
薛暮桥故居在无锡惠山区礼舍古街的西街，距孙冶方故居仅百步之遥。
该建筑占地405平方米，取名“慎修堂”。
修葺一新，粉墙黛瓦，乌漆大门。
门旁一块石碑，文字内容与孙冶方故居前一模一样。
旁边还有一块小石碑，镌刻这样一段文字:薛暮桥故居建于1884年，由薛暮桥的祖母主持建造，原有主体建筑为三间四进砖木结构，第三进为楼房。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2005年7月22日逝世，跨越了一个多世纪。
故居以图片形式展示了薛暮桥波澜壮阔的一生，一幅照片记载了薛暮桥为党的事业作出不朽贡献的生平历程。
在展出的图片资料中，翔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薛暮桥笔耕一生、著作丰硕的内容，列出了长长一大串的经济理论的著作。
其中又以197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为最著名，此书发行一千万册，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
在孙冶方故居的庭园里有一棵青松，薛暮桥故居的庭园里有一棵腊梅，此棵百年腊梅枝茂叶繁，高达5米多。
青松不老，腊梅绽红。
孙冶方故居和薛暮桥故居都有两位出生于礼社的著名经济学家一起
合影的大幅照片，他们就如青松和梅花那样，历经风霜，傲然挺立。
“留得清香在人间”，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为国为民的博大襟怀。
2006年6月5日，薛暮桥故居被公布为第六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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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看改革年代的孙冶方与薛暮桥2005年05月17日13:14:24来源：中国改革本文系《中国改革》供新华网专稿，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孙冶方与薛暮桥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双子座"，他们是兄弟俩。
然而，两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有些非同寻常。
一个先知先觉，受尽磨难；一个后知后觉，晚年求变。
这兄弟二人所走过的道路，在老一代经济学家中颇具代表性。
经济学家的摇篮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孙冶方是他的笔名。
无锡北郊的薛家是一户大家族，孙冶方1908年出生在玉祁镇，薛暮桥出生在稍南一点的礼社镇，比孙冶方大4岁。
按辈分，两人是叔伯兄弟。
江南出状元、出文人，在新中国，更是出了不少经济学家。
除了这兄弟二人外，有马寅初、费孝通、于光远、顾准、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董辅礽、陆学艺、陈锡文，等等。
还有长期领导党的经济工作，最早主张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陈云同志，都是江南人。
什么原因呢？吴敬琏在评价薛老时说过一句话：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体验。
此话当真。
譬如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薛暮桥的第一篇经济论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都是对自己生活过的家乡做调查后写出的。
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能与共产主义思潮结缘，除了时代大背景外，还与一位留美博士有关。
活跃在上海南京一带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留美博士陈翰笙的领导下，也是首先从陈博士自己的家乡无锡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
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对中国社会性质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托派""亚西亚生产方式"以及"江南无封建"的观点。
通过同学、同乡关系，陈博士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吴大琨、徐雪寒、王寅生、张稼夫、姜君辰、狄超白、孙晓、冯和法、石西民、吴觉民、宦乡、千家驹等，这些人都成为日后新中国左派经济学家的骨干成员。
根据《薛暮桥回忆录》和《孙冶方传》记载，两人当初都没有想过日后要成为经济学家。
薛暮桥的父亲是乐善好施的乡间士绅，但就在薛暮桥15岁时，父亲因生意衰落债务缠身而悬梁自尽。
只在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上了一年级的薛暮桥不得不辍学，经亲戚引荐到杭州一个火车站当了小工，之后成为一名铁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四·一二"事变之后，已是沪杭甬铁路工会领导人的薛暮桥在杭州坐了三年牢。
孙冶方的父亲一辈子在无锡荣氏家族的企业里做职员。
孙冶方上的无锡公益工商学校是无锡一所有名的专科中学，1925年中学还没毕业就被党组织派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
受党内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孙冶方因为一个"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罪名被给予"最后警告处分"，1930年9月他几乎是被遣送回国。
正在落魄之际，两个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薛暮桥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坐监狱时读了不少西方现代理论书籍。
在陈翰笙博士指导下，他也很快掌握了做经济研究和调查的基本方法。
孙冶方则在《中国农村》杂志真正找到了理论家的感觉。
他喜欢思辨、长于论战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发挥。
据薛暮桥回忆："由于冶方同志读马列主义著作最多，在我们所写出的几十篇论战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论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浅出，最有说服力。
"求异存同孙冶方认为，搞学术不应该求同存异，而应求异存同。
按这个意见，薛与孙"同"的部分我们按下不表，专来比较他们二人有什么"异"的地方。
两个人做学问，一个着眼于批判，而另一个更多的时候是着眼于建设。
孙冶方曾经自比牛虻，他熟悉经典理论，能及时发现现实世界的错谬之处。
理论界中他第一个站出来不遗余力地批判苏联体制，第一个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系统的质疑。
粉碎"四人帮"后，肃清陈伯达、张春桥的"供给制"、"资产阶级法权"等谬论，他的批判文章影响广泛。
孙冶方以他的理论勇气和人格魅力，在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方面，所起作用巨大。
老经济学家赵人伟说，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分析和解剖，孙冶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顾准。
薛暮桥熟悉并领导实际经济工作，他做学问更着力于建设。
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
1970年代末他就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80年代，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回忆说，1980年代之后，在极力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阵营中，薛老的声音一经出现，就像是开出了一辆重型坦克。
孙冶方的性格原本就外向，在他20多岁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只和他见了一面，就立即判定他不能做秘密工作。
他的养女李昭这样描述孙爸爸：喜怒哀乐都要直接表现出来，像一个北方人。
可能是20岁出头就遭遇一个冤案，使孙冶方终其一生都有一种叛逆和挑战性的性格，他甚至要求学术争论要点名道姓。
一次会上，他写纸条给于光远：8+2=10，还缺2个。
意思就是两人已经争论过8个问题，再凑2个，就是10个整数。
他像一个斗士一样期盼着学术争鸣。
孙冶方是一个会生活和热爱生活的人，性格好动，爱好文学，看过不少文学名著，研究过鲁迅杂文。
1937年"孤岛"时期，孙冶方还曾担任上海市党的文委书记，领导过上海文艺界的抗日救亡工作。
孙的经济论文，文采飞扬。
晚年在病榻上写成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二十年翻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充满了雄辩的才情，上上下下，好评如潮。
薛暮桥性格沉稳，内敛，是一个古板的专业工作者。
解放初期薛暮桥担任中财委秘书长时，由于工作劳累而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让他安睡18天。
除了关心政治，薛对其他领域很少发言。
李昭说：洪克平妈妈经常劝孙冶方少管闲事，像薛暮桥学习。
薛碰上不顺心的事，宁愿绕一绕，等一等。
有一次，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发现自己上幼儿园的儿子与小朋友在操场上的独木桥相遇，儿子就站在那里一直不动，等到对方下去，他就走了过去。
薛小和突然想起，这一点，孙子和爷爷像极了。
可以等待，可以隐忍，以柔克刚。
薛的文章充满大量的数据和平铺直书的叙述。
对于理论上有风险的观点，他会放缓语气，谨慎措辞，如"部分的"、"某些"、"一定程度上"等等，他不喜欢用"完全"、"非常"、"极为"等语气激烈的词汇。
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中多采用抽象法，他是学马克思《资本论》出身，运用抽象法得心应手。
但有些经济现象实在无法抽象。
张卓元批评孙冶方在说明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不仅抽象掉了产品的自然属性，也抽象掉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同所有制和人们的经济利益差别。
孙冶方认为社会主义价值与价格是一致的，他也是在论述中抽象掉了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统计过程，他认为这只是技术细节问题。
薛暮桥很难理解这种抽象法。
薛暮桥搞田野调查出身，他更加信奉归纳法，而且以他当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经验，被孙冶方抽象掉的价值计算的技术细节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
"不但每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常有几百至几千个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如何折算成简单劳动十分困难，而且许多巨大产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常常由几十、几百个企业来提供，甚至来自几个国家。
"这样的产品价值如何计算？而且，统计数据的真假又如何鉴定？改革中见真情兄弟俩晚年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1979年无锡会议，两人分别代表计委经济研究所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自己的家乡共同主持了这次盛况空前的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
这对兄弟以前曾有过两次亲密的合作，一次在1930年代合办《中国农村》杂志，两人既是编辑，又是写手。
那是一次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另一次是1950年代在国家统计局，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
那次算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合作。
而这次，历史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要为改革时代的到来吹响号角。
开幕式上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接着孙冶方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
会议结束时，薛强调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孙强调还要继续提高理论水平。
讲完后两个人相视而笑。
经济学界的人都清楚，他们两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一直辩论不休，甚至面红耳赤。
孙想问题往往侧重在理论方面，而薛则侧重于实际工作。
两个人的文章在发表之前只要可能，都相互征求意见，同时声明保留批判权，但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损害两人之间真诚的友谊。
1950年代，中宣部曾给薛和孙都布置过编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写作班子，甚至形成了某种相互竞争的态势。
薛暮桥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孙冶方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除了学术观点的不同外，双方都非常尊重对方的劳动。
据薛小和回忆，孙冶方去世的时候薛悲泣不已。
薛老这种悲痛之状有过三次，另两次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去世。
孙冶方去世前，由薛老、徐雪寒等55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学基金会。
薛老提议：孙冶方搞了这个基金会，以后我们其他人就再别搞了，我自己表态，以后绝不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
1998年，在纪念孙冶方90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薛老专门送来了文章，而其中一篇就是与孙冶方观点进行商榷的文章。
出于对中国改革进程的迫切关心和高度责任感，薛老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兄弟。
一位经济学家感慨地对李昭说：如今的经济学门派很多，有些会你出席了，他就不出席，也只有在纪念孙冶方的旗帜下，才能把这么多不同门派的经济学家聚到一起。
学者与党员薛暮桥的女儿曾经问父亲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在经济学家中，孙冶方的命运十分曲折，他为追求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
他心口如一，屡突屡奔，乃至于宁愿坐牢也不认错。
他1924年15岁入党，而他所有的不幸和挫折都来自于无休止的党内斗争。
他在经济研究所有个外号：老天真。
他曾对人说：我不是气象员，不会跟风。
1982年12月16日，在他临去世前两个月，社科院党委授予孙冶方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号召全体同志向孙冶方学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员与学者就这样在孙冶方的身上实现了统一。
但纵观孙冶方的一生，这两种角色更多的时候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