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基于底层抗争的想象性报复_社会怨恨视角下的媒介暴力研究_冯莉

第2期2015年4月

阅江学刊

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2

Apr．2015

·新闻与出版·

基于底层抗争的想象性报复：

社会怨恨视角下的媒介暴力研究

冯莉

（南京晓庄学院，南京210017）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分层的加剧与矛盾冲突的升级使得社会怨恨情绪成为一种民间话语表达的显著特征。这种表象在网络媒体中尤为明显。大众传播媒介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信息载体，它应该发挥沟通信息、传承文化和促进群体和谐的作用。新闻工作者要承担把关人的责任，避免不实不当信息和言论的负面影响。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吸引受众、抢夺关注的大战中往往会热衷炒作或跟风报道，体现为谣言、污名化、歧视、感官刺激等报道特征的媒介暴力，加剧了信息传播的不对称，造成群体之间的偏见与误解。造成此种媒介暴力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眼球经济效益”的膨胀，深层动因还在于媒介契合底层受众在转型社会中的怨恨情绪以及由此延展的想象性报复，这也正是大众传媒不断吸引受众关注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社会怨恨；媒介暴力；“眼球经济效益”；想象性报复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5）02-0103-05

收稿日期：2014－12－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研究”（12YJC860006）

作者简介：冯莉，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大潮蔚为壮观。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治体制的完善以及文化观念的重塑都在转型变革的舞台上大放光彩。而在这场剧目中，永恒的主角是作为社会底层群体的普通百姓。底层群体包括“基本不占有组织、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以及拥有很少量资源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①近年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其他大量城市低收入者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他们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均不具备优势。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他们和其他群体在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层等方面越来越具有差异性。底层群体之间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出现了相应加剧的趋势。当底层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产生巨大的“相对剥夺感”，当他们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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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峰，文军：《转型期中国的底层群体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1－102页。

DOI:10.13878/ki.yjxk.2015.02.013

阅江学刊：2015年第2期

身的目标实现产生绝望感，于是便体现为怨恨情绪的高度膨胀与聚集。

“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①此种负面情绪容量的释放可以通过嫉妒等情感形式抒发，也可以通过怨恨他人来排解，甚至是通过实践层面的暴力冲突来大规模爆发。而这些都是底层群体的社会抗争方式。

怨恨情绪的表达在网络空间中尤为明显，比如在大量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中的围观与谣言传播、对特殊群体的言语攻击和非理性差评、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隐性嘲弄……这些都统一为对无法回避的不公平感和自身无能感的压抑与缓解，也是一种尝试平复积怨的想象性报复。而我们仔细考量大众传媒的相关报道发现，不断强化底层群体生活现状和负面情绪的报道框架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常态，这样集中而强势的媒介报道面貌也成为了媒介暴力的典型表现。本文强调的媒介暴力是指，媒介报道内容的选取偏好以及报道手段的强势覆盖对于受众来说具有强大的心理影响力，而这也正是偏见和误读形成的根源。本文试图以社会群体冲突为研究起点，对此类媒介暴力进行现象归纳和原因解读。

二、谣言：扭曲社会现实的新闻暴力

谣言所存续的历史几乎可与人类的生存史比肩。而新闻报道中的谣言在没有被戳穿之前，看似传播的皆为事实。有时即使被迅速证伪，仍能借助某种“惯性”走遍四方，这种“惯性”背后蕴藏的往往是新闻把关人揣摩出的底层群体深层的怨恨情绪。底层群体在面对社会分化巨大差异时因无力改变而产生怨恨，怨恨的表达方式是通过创造各种想象性的消息去界定、诋毁“我们”无法变成的“他们”。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深层怨恨基础，所以媒体乐于去炒作相关社会事件和冲突报道，未经证实就迅速扩散的消息往往正中不能自拔的怨恨主体。

谣言在很多场合与媒体提供的新闻事实纠缠在一起，而当下传统媒体对谣言的屏蔽并不积极，有时不加辨别地予以刊载、播出，有时仅仅以标题后的问号来表现出微弱的质疑。传统媒体的新闻如果再被网络媒体转载，虚弱的问号也常常被删除，一篇质疑性报道俨然成为了事实性新闻予以转载。

2012年5月10日《现代快报》第17版的一篇新闻《外来工孩子想在南京上学父母要有高中学历才行？》显示，记者在报道时明知所谓“外来工孩子想在南京上学须有学历要求”的说法仅为该市某小区周边进城务工人群中的传言，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已及时辟谣。在此情况下，该报仍然予以报道，并配以大幅漫画描述了此则无中生有的谣言，仅在大标题中加以问号，虽刊登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澄清声明，但报道最后仍提醒读者可“投诉”。此报道当即被数十家媒体转载，有的在转载时删除了标题中的问号。媒体对谣言“明知故报”是谣言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定势。当前，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入学较为困难的现象虽然确实存在，但是媒体把关人推而广之地认为一旦出现类似的传闻也必定合理可信，符合自己头脑中对此类矛盾的想象模式，因此认为撰写和播发这类新闻必定合理，即使有辟谣的事实出现，也不排除值得“投诉”的因素，由此堂而皇之地推断出此类报道。

三、污名化：加剧社会冲突的新闻暴力

“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目标对象就是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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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