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在神性和俗性之间建构中国文化房宁摘要：我们这一切的努力是为了什么？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难道我们的劳作仅仅就是为了过好日子？什么是好日子？如何定义幸福？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重新提出的价值问题。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寻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这个大问题，需要进行文化重构。

如果文化不能建构，我们只能随波逐流；如果文化能够建构，需要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俗性”之间找到一种新的综合。

国内思想界越来越多地谈到传统这个问题，有人甚至在呼吁传统，认为在一个现代化、物质化的时代，需要有一种精神。

党的十七大也指出要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问题，这就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华民族百年富强的梦想正在变为事实。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尤其是价值问题。

也许在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一直就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价值问题。

这个看似形而上、也就是超越于物质生活、物质生产之外的问题，在改革前期就不是什么问题，至少很不重要，但现在它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们在问，我们这一切的努力是为了什么？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难道我们的劳作仅仅就是为了过好日子？或者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标准问题，就是什么是好日子，如何定义幸福？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重新提出的价值问题。

一、没有传统也就没有价值价值问题的出现，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追问，迫使我们思考：什么是价值？而进行这样的思考时，必然进一步思考如何看待传统？因为价值问题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人类自幼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

千百年来的哲人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思考了价值问题，并对我们后人有所启示。

很明显，只要谈到价值，就一定会谈到传统。

但是，问题出现了：人类社会自进入到所谓的现代化或现代社会以来，从总体上来讲，恰恰是对传统的批判乃至拒绝，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是对传统的告别。

对此，可以追溯到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也就是现代化的源头。

从英国的思想家霍布斯开始，西方主流的思想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直都对历史作了阶段性的切割，认为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性质的社会，不同性质的社会就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价值。

到上个世纪50年代，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又发展出了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层面上的工业化，生活方式方面的城市化，人们价值观上的世俗化。

综上可见，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认为，人类发展是有规律的，即社会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变化的。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人类发展依次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强调每种社会形态在每个阶段是不同的，各阶段之变是由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对于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真理总是相对的。

现在，随着现代社会在全球的展开，人们在更多地意识到并强调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质的不同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社会发展是有联系的，即尽管不同的社会是有区别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之间又是有联系的，而这种联系在很多的情况下可称之为传统，或者说这是传统的价值所在。

如果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完全没有联系了，即彻头彻尾地不一样了，那也就无所谓传统了，而没有传统也就没有了价值。

传统之所以说还能称之为传统，就是因为它有价值，正是价值说明了这个社会虽然在发展上是有区别的，但是发展进程之间相互又是有联系的。

这里的关键是，这种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黑格尔曾经提出，历史总是要重复的，他主要是从现象上来讲的。

而在我看来，实际上历史的转折就是历史主体和价值的改变。

比如，封建社会强调等级制，资本主义社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人与人不仅要在法律上、而且要在事实上平等。

价值观在转换的同时，历史的主体也变了，封建社会是君主和贵族，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当然，不可否认，尽管主体改变了，但是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运行制度仍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里面发现得比较早的是钱穆。

他正好是在现代化理论提出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下面的观点：不能割裂传统来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他当时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书中对“五四”以来由于我们片面地批判历史而导致历史割裂的做法进行了反思。

至少，在钱穆眼里，在政治规律上古今是一致的，今天不同于古代的是，我们的认识更加丰富了。

从现在看，人类社会确实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变化的。

但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乃至全人类，也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彻底消失。

换句话说，历史的很多主体是在不断再现的，如果历史的主体再现，那么过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制度乃至于对策都会对今天有所启发。

当然，历史也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

正是出自这样的思考，我认为，我们既不可能回避传统，更不可能回避历史的经验，传统或历史的经验恰恰是我们今天面对问题、思考问题时的资源和财富。

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实，早在中华文明起始的时候，我们的先贤们仰望着天空发出的疑问，就是在追问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原以为能够“人定胜天”，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水改道，可以改天换地，但实际上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相反，它在更大的范围内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终点在一定意义上又回到了起点。

我们不得不像我们的古人那样仰望天空，再次地发问。

我们不能不怀疑靠着改变自然的办法，人类能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们就不得不把目光从对象（自然）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从张扬到内敛，开始考虑如何改变自己这样的问题。

改变自己，就是一种精神、价值的问题。

我们今天之所以从传统那里得到一点温馨，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并没有外表那么坚强。

二、在神性和俗性之间建构中国文化在15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崛起，它的制度特征是资本主义，文化特征是世俗化。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或“政”“教”分离的世俗化。

因为在西方的历史上，基督教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文化表达，公元800年，查理曼接受利奥三世的册封，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教权”与“政权”的结合，这种结合带来的文化结果就是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信仰活动比较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因果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关系很密切。

随着西方的资本主义化，或者叫现代化，它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方面的条件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把人们的物质生活和信仰剥离了开来，完全变成了两个领域，表现为信仰和科学并立。

也就是说，人们虽然还承认信仰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但很大程度上已将它束之高阁，从而在现实中实现了世俗化。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现代化也被称为世俗化，核心就是发展是硬道理。

人类社会最近500年的历史证明，世俗化给发展经济确实带来了强大的动力，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根深蒂固的变化。

西方文明近500年来之所以能在人类文明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和其“政”“教”分离、目的和手段的分离、信仰和现实的分离，是密不可分的。

正是这种分离，给人类的生产力带来释放。

然而，当西方在现代化取得相当成功之后，开始进入了有人所称的后现代社会时代，这时，恰恰是其早期的成功或世俗性，成了问题的所在，成了被人们发问的对象。

在我看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社会，也是一个“异化”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人们不是刻意地去追求享受，实际上已经衣食无忧。

一个北欧的清洁工考虑的问题不是尽可能地去多挣几个钱，而是要休假，这让中国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人现在就是要挣钱，一天24个小时工作才好，不会吝惜自己的付出。

西方在后现代社会面临物质极大充裕后，陷于困惑之中，找不到答案。

类似的这种困惑在另一个文明当中，也就是伊斯兰文明当中，似乎就有先天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在伊斯兰文明当中，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把价值、科学和手段融为一体了。

当然，需要提出的是，显然历史已经证明，伊斯兰文明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相当的不适应，其现代化进程肯定落在世俗性民族的后面。

但是，在人类的主流正在步入的后现代时代，伊斯兰文明似乎又有了天然的优越性，因为它把西方文明中对后现代社会的困惑早已在自己的文明当中天然地解决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强大的压力下，伊斯兰文明至今不仅还能够顽强地生存，甚至还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强大的抗拒力。

尽管美国可以屠杀伊斯兰人民，但是很难去征服伊斯兰人民的心。

在后现代来临的时代，西方基督教的旗帜已经不再像君士坦丁第一次展现给异族的时候那么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也就是转向了中国。

我觉得中华文明在精神和现实之间，似乎是介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从而富有超越性。

相比较而言，应该说伊斯兰民族是一个有“神性”的民族，而西方社会基本上只有世俗性而没有“神性”。

与这二者不同，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神性”同时又世俗的民族。

这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他的身上既有虎气，也有猴气。

世界在看着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发问：我们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究竟在哪里？简单的解释是没有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地回到远古的神性中去，不可能用“四书”“五经”来发展中国。

同样，若我们完全用世俗主义的态度来作为立国之本发展之纲，那就不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实现。

实际上，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文化可以建构的话，今天的文化确实需要建构；如果文化不能建构，那么我们只能随波逐流。

而要进行文化建构，需要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俗性之间找到一种综合，至于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是四六开还是倒四六开，或者五五开，我当然回答不了，但是只要进行文化再建构，就需要把神性和俗性搀和一下。

这样的做法，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追求的。

当然，至少在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滞留在若明若暗之间，在似有似无之间。

也许，这正是我们潜意识中的文化自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在本刊编辑周仕凭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