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浅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摘要：香港作为我国第一个成功践行“一国两制”方针的特别行政区，回归后十几年的繁荣发展依旧；其中最根本的保证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施行，为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但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不同传统、政策分别实行相异的法律解释体制，在基本法适用时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不少尖锐的冲突；而基本法所规定的“双重”解释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收到最好的效果；本问将对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冲突等做一个介绍，并尝试性地提出自身看法建议。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法律解释；双重解释体制；协调机制
一、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
香港特区与内地奉行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这是导致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产生问题的一个原因。
香港采用普通法制度，依据其现行法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权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即“司法解释”；以具体案件为基础进行解释，而非“抽象、原则性解释法律”①；而由此产生的判决也将会成为法律的一部分；而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对存在漏洞的法律进行修改补充；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务时也拥有一定的解释权；但最终法院依旧是作为法律解释的最终裁定者，具有最高权威。相反，中国内地采用大陆法系，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均拥有权解释法律。具体而言，全国人大负责制定法律，在法律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或作补充规定时，可对该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制定法例加以规定，而司法解释指的是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时候，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至于行政解释指的是凡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该如何具体适用时，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但是当针对同一法律的解释出现分歧时，都需要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由立法解释来进行最终裁决。因此，可以看出，根据约束性判例理论，香港较高级法院在判案中做的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而内地不具有这特点；同时，香港法院若在审讯中对涉及的法律条文解释有疑问时，不得征询立法机关在草拟该条文时的原意，而需按照具体案件及对该解释的理解进行判决；而内地在此情况下一般需要呈交至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再根据此解释来进行判决；而对于司法审查的问题，内地对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而香港则是仅赋予法院拥有对法律的审查权。因此，香港和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自成体系，而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二、《香港基本法》对解释权作出的规定
香港作为我国特别行政区，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基本法的解释必须根据“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既要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体现中央的权威性，又要充分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达到双方的协调统一。因此，我们需要对基本法对其自身的解释权如何规定有所了解。
首先，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根据宪法而作出的最基本规定；再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接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是，有着一定限制，在解释时凡是涉及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时，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规定是针对那些涉及中央利益的事项；最后，规定了在特殊事项时的法律解释应该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①郭天武蔡冰菲《试论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第1页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有充足的法律依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此做出明文规定，这是最为基本的原则；其次，行政区法院可以就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但这是有相应的条件限制的；需要指出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同于香港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遵循先例原则”，并非对具体审理案件中运用的法律条文的解释。这就有别于香港法院的解释，也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留足了空间，给予更多的裁量权。。复旦大学法学教师李昌道教授称为“二元制的基本法解释机制”，认为具有唯一性、界限性、约束性、咨询性。②
三、困境
众所周知，宪法具有根本性地位，对其的解释也具有特殊性；而基本法作为香港基本法既是香港特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特区中的最高法，是宪法性法律；基本法解释上的冲突是由于双方法律解释体制的差异、解释方法的不同和解释着主观面向的不同；这些都很可能成为诱发冲突的导火线；法院的终审权与法律解释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香港回归之后，终审权由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转移到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同时，基本法作为宪法之下的法律，应遵守宪法规定；这样就存在矛盾对立；如发生的居港权系列案件（吴嘉玲案、陈锦雅和庄丰源案）是一个典型。法律规定《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是源于授权的，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这是否会妨碍香港的司法独立和高度自治呢？这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王玄玮将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概括为以下几点：香港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的行为、香港特区政府是否有权提请中央解释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对香港法院是否具有约束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主动解释基本法。③
从法律规定中，存在着几个不可忽视的“漏洞”，如在规定“香港法院对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拥有自行解释权”中的“范围”、香港终审法院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条件中的“该解释影响到案件判决（有需要条件）”这样的先决条件该由谁来判断呢？再者，“香港法院如果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应该提请解释的条款又当如何呢？”④同时，缺失除了终审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提请解释权的程序；而香港终审法院有意规避解释效力，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很可能会斩断香港法院的判例“先例“效力，这对于自治理念极强、维护司法独立原则的香港法官是很大的打击，因此会有意地去回避。
在分析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时，我们应该抓住这样一个现实：香港虽小，但它独立行使终审权，在司法上和内地是平等的；但是同时香港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政治上中央和特区是不同的，特区永远隶属于中央；“一国两制”规范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中央的“一制”在权力属性上高于特区的“一制”；总之，双方的司法关系在这样一种既平等有不平等的特殊的语境下运行，这也是造成基本法规定中央和香港双重释法、中央行使最终解释权的的原因所在。
四、尝试性的解决方法
首先，我国内地和香港两地间正规的对话和研究成果的分享是很有必要的，尝试着设立一个香港宪制法律研究组作为研究机构。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是中央与香港特区的联系桥梁，沟通纽带；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属下的一个咨询机构，是基本法解释机制中唯一的法定咨询机构。在基本法的起草过
②李昌道，《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探析》，第3—5页
③王玄玮，《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第4—7页
④焦鸿昌，《香港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分析——以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讨论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2期，第3页
浅析行政征收行为的私法界碑
浅析行政征收行为的私法界碑 XX蔡尔津 学号20702059 摘要：行政征收行为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征收公民私财产，并给予一定补偿的具体行政行为。界定行政征收行为适用X围关键是要界定好公共利益的内涵，应该遵守的四个边界即：1、确立以人为本的基本底线；2、确立行政合法性基本原则；3、确立程序为纲的准绳；4、确立法院至上的私权保护结构。并且在程序上要对征收行为进行严格限定，以维护私权利不受侵害。 关键词：征收行为、公共利益、私法边界、私权保护 行政征收行为是政府诸多具体行政行为中与公民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从某种角度来说，征收行为也是行政机关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强度程度最强的行为，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侵害私权利程度最深的行为，极有可能被滥用，成为公权暴力的典型行为。相关法律在对行政征收行为的适用X围规定时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标准和操作规X，本文拟从剖析行政征收行为的概念内涵出发，论证如何界定财产征收行为的边界及其试用。 一、行政征收行为的性质分析 行政征收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为了厘清财产征收行为规定在物权法中的意义，以及物权法中涉及财产征收行为的“公共利益”的私法内涵，有必要对财产征收行为作一个详细的分析。 （一）财产征收行为之概念分析 在公法上，目前对财产征收行为最根本性的规定出现在《宪法》，《宪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对征收制度作出的最为原则性的规定，也是其他
一系列的财产征收制度法律法规的源流。 《中华人民XX国土地管理法》在第二条也规定了国家的土地征收（征用）权以后，在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详细规定了国家行使土地征收权的程序性要求。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规定只是法律的授权性规定,没有对国家行使征收权作出限制，简单的“公共利益”并不能对行政主体为行政征收行为作出有效的限制，反而给了行政主体任意扩大解释的空间，给滥用行政征收制度的留下了很大空间。 其他一些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当中也散见有一些相应的规定，但是总体上来说对行政征收行为的实体性规定仅仅限于“公共利益”。由于这些规定基本上见于公法性质的法规，公共利益的规定成为了赋予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征收行为的合法性理由和托词，并未起到有效规制行政征收行为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作用。 《中华人民XX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据此可以分析出，征收行为的两大基础是实体上的正当性——公共利益，程序上的正当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这两个正当性中核心是程序正当性，内涵是公共利益。后者是前者实现的基础，前者是后者实现的保证和合法性依据。因此要透彻理解在私法中规定公权行为的本质意义，关键是要认定私法中的公共利益应该如何界定，以及私法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二）行政征收行为的分析 第一，征收行为是公法性质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在征收行为中，被征收人不能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同征收者进行协商，相反，政府作为征收者得以在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 ——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曹旭东 2012-09-07 22:49:11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1期摘要: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关键词:提请解释判断权；“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当事人”模式；政治压力 一、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基本法解释制度，其内容如下：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从该条规定可以解读出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1．在解释体制方面[1]，有以下几点：(1)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基本法解释权。(2)不同的是，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原始解释权和普遍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是授权解释权和有限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源自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这一点基本法第2条也可以印证，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也就是说，基本法解释权的权源是一元的，即只有人大常委会是解释权的所有者，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并非固有的，不是解释权的所有者而是权力的行使者。(3)既然是授权解释，香港法院所作解释的效力必然低于人大常委会所作解释的效力。正如法条所说，“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4)另外，香港法院的解释权相较人大常委会的原始解释权是有限的，其关系可以类比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关系。人大常委会的
论戏谑行为及其法律后果(一)(一)
论戏谑行为及其法律后果（一）(一) 内容提要：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缺少关于戏谑行为的立法，《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也只是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来概括意思表示的不真实。这种立法模式既不同于德国单独规制戏谑行为，又不同于日本将戏谑行为划归真意保留，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与悬赏广告相混淆。针对上述难题，本文从分析戏谑行为入手，然后分析其与悬赏广告之间的区别，进而提出司法实践的建议。 关键词：法律行为；戏谑行为；悬赏广告一、涉及戏谑行为的典型案例的案件简介 2006年4月1日，被誉为“世界陶王”的被告刑良坤在中央电视台《乡约》节目中表示，如果有人能完成五层吊球陶器制作，即可获得刑良坤艺术中心三层房产及楼内所有财产。原告孙震决定破解这个“世界之谜”，经过一年的研究，完成了五层吊球陶器。被告以“内层吊球旋转不灵活”、“没见到作品为理由”，不予认可。之后，原告继续努力完成一件各方面均出色的作品，并且拍摄了作品照片和DV短片，于是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并寄去照片和光盘，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原告于2007年6月8日向法院提交诉状，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自己和被告悬赏广告成立并且生效。被告及律师称，该访谈节目不是广告活动，而且对原告的作品提出制作的结构和初衷不相符，外观虽然一致，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央视访谈节目中，对社会公开的悬赏表示，内容具体、确定，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从而构成要约。原告收看该节目后，按照要求完成作品，以其行为进行承诺，因此，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并且符合要约要件，悬赏广告合同依法成立。因此，判决被告履行悬赏的内容，将该艺术中心房产及楼内财产交给原告所有。审判长认为，该案是要约承诺的一种形式，是按照契约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合同即为有效。 对此，我们曾经在《检察日报》发表过评论，认为本案不构成悬赏广告，其性质应当是戏言。1]对此，有人支持，有人反对。2]反对的意见主要是在公共场合公开宣言应当认定为悬赏广告，戏言并非为法律概念，对被告的行为做一个非法律概念的定性，似乎不利于看清民事行为的法律真实。 本案涉及到被告的行为究竟是悬赏广告还是戏谑行为，戏谑行为的概念和性质究竟应当如何界定，以及戏谑行为的构成和法律后果究竟如何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戏谑行为，司法实践对戏谑行为缺少必要的审判经验，以上反对将邢良坤的行为界定为戏言的意见则更进一步说明，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戏谑行为的研究的欠缺。因此，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二、戏谑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应当如何表述 （一）戏谑行为的概念 法律之所以赋予意思表示以法律效果，主要是因为表示乃是将意思做无误的表达。3]如果意思表示有瑕疵，那么将必然会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有效性。按照德国法来看，这种发生在意思和表示连接上的瑕疵，对意思表示来说可以是致命的。这是因为法律对意思表示效力的评价是以意思与表示一致为前提的。按照《德国民法典》将意思表示瑕疵类型化分析，应当区分出真意保留、戏谑行为、虚伪表示和表示错误四种表示和意思不一致的情形。 戏谑行为（perjocumscherzerklaerung），就是戏言，是指表意人基于游戏目的而做出表示，并预期他人可以认识其表示欠缺诚意。4]这种概念界定是正确的。典型的戏谑行为有娱乐性言谈、吹嘘、或出于礼貌的不严肃承诺。德国法称之为“非诚意表示”，换言之，即当表意人预期他人可以认识其表示欠缺诚意时，其意思表示无效。5]史尚宽先生称其为“谓预期他人不为其所误解而佯为之意思表示”6]，并指出，“按其时表意人之容态及周围情事，表意人明无受法律的约束之意思”，与其他意思表示瑕疵（尤其是真意保留）相区别，他又将戏谑行为分为“恶谑”与“善谑”，前者是谓表示人期待他人以其表示为真意时，而为之表示；后者谓
香港基本法
香港领养子女居港权案件 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有香港人在内地领养子女声称根据《基本法》第24条第（3）项，他们具有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但是，香港政府入境处其后作出内地领养子女在港没有居留权的决定。该等香港人在内地领养的子女处于1998年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透过司法覆核，向入境处处长作出上述关于内地领养子女在港没有居留权的决定提出异议。这件事件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讨论及关注。有关的司法覆核案件（以下统称“谢晓怡案”）资料如下：（1）原讼法庭案件编号HCAL 13/98 法官：祈彦辉，申请人：谢晓怡（译音），与讼人：入境处处长。（2）原诉法庭案件编号HCAL 14/98 法官：祈彦辉申请人：（1）谭雅彦（2）吕耀良（3）陈伟华（译音），与诉人：入境处处长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4条规定，香港特区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两类。永久性居民在香港特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非永久性居民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取得香港特区居民身份证，但并不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只有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方可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基本法第24条（1）至（6）项规定了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条件如下： （1）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2）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3）第（1）、（2）两项所列居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4）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 （5）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4）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
浅析法律行为的结构
浅析法律行为的结构 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出现了法律行为的相关制度，但是“法律行为”一次的真正出现在古代是没有出现的。近代早的是德国18世纪法学家丹尼尔于1748年开始使用拉丁文出现的。其中他所述的意思解释为与权利义务相关的的行为。但是我国最为公认的应该是张文显教授所作出的定义：法律行为就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的效力、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的行为。 从上述定义中，法律行为的结构也就有个大致的框架了。而题目中所说的法律行为的结构，则实际上则是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这些要件之间的关系。 任何法律行为肯定是主客观的一种结合，不然则不会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也更不用提是不是构成法律行为了。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该定义中发现。故法律行为的构成必须至少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为法律行为人想这么做这么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等：其二则为法律行为人怎么样做，具体怎么样实施，采取什么手段等。用专业一点的术语来说就是法律行为的内在方面和法律行为的外在方面。 关于法律行为的内在方面，其中也就包含了动机、目的、以及行为人的认知能力。 动机是直接推动行为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动力或者动因。这方面也许涉及更多的是相关心里学方面的知识点，人的行为是由需要引起的，行为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需要——动机——行为——目的——实现满足——新的需要，这就是行为的内在方面的系统循环。在此还有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法律行为的动机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但是在刑法中，动机是定罪量刑参考的情节之一。 目的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一定的行为达到实现某种目标和结果的主观意图。以民法为例，在民法中所表示的“意思“就是这里所述的目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作为构成要素：例如旅客在饭店将其要下榻某一房间的想法用口头方式告诉前台接待人员的表示就是意思表示。缺少民法所确认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就不是民事法律行为。邀请朋友看电影也是人的有意识行为，但它所表达的意思并非追求民事法律后果，不属于意思表示，故不构成民事法律行为。 认知能力即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和后果的认识。如果一个人根本无能力认识和判断行为的意义与后果，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可能构成法律行为。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关于法律行为的外在方面，其中包括三个要素即行为、行为方式、结果。 行为则是一个人通过言语或者是身体而表现与外在的行动。西方有法谚曰：无行为即无犯罪亦无刑罚。这也就是说明了其实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其中行为通过其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括身体行为和言语行为，身体行为如杀人、强奸、偷盗等。而言语行为则如书面申明、书面承诺等。 行为方式（手段）是指为达到预设的目的而实施行为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方
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一论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本报评论员 《人民日报》（2014年06月30日01 版）香港回归祖国近17年来，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这有赖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一国两制”的共同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对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作出规定，是基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处理这一对关系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中央的权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些规定清晰地界定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里，中央拥有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全面管治权。这也是主权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主权国家的宪制责任和义务。基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并不限于通常体现主权的外交权、防务权，还包括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基本法的制定权修改权解释权、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权力、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的监督权、对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备
案权、对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任免的备案权、对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作出新授权的权力、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决定权、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权力。 同时，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的许多权力，如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自行实施出入境管理、根据中央授权依法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以及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都是内地的其他地方行政区域没有的，不仅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所拥有的权力，有的甚至是主权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力。这充分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无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有多么广泛，都没有改变香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高度自治权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授权的地方事务管理权。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中央行使的是国家层面的权力，不干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两种权力依法行使，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有些人认为中央对香港越少干预越好，甚至能不管就不管；还有的认为主权原则应该仅限于外交、国防等领域；有些甚至认为全面管治权是“全面接管香港”。这是对中央和特区关系的片面、错误解读，不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一国两制”是全新的事业，既开启了香港的新纪元，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进这一伟大实践，必须处理好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只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
浅析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浅析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摘要：近年来,就我国的法学研究而言,尽管通说已经认可了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的划分,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但仍然很少有教材或著作对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进行分析。因此,在理论是否将成立同生效区分是一回事,能否将其区分贯彻在整个法学体系中是另一回事,而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对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的区分缺乏足够的认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成立与生效究竟在什么方面不同,相关研究还很少,至于二者区分的原则是什么、区分的理念何在,则几乎无人问及。本文通过对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划分的历史考察为基垫，对现如今比较盛行的两种划分学说进行考量，试图通过对法律行为成立与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廓清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之间暖昧不明的关系状态,使得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之间的差别径渭分明。笔者不揣浅陋,亦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一点探讨。 关键词：法律行为成立生效关系 引言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并未明确区分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在学说中多以法律行为的有效成立概括法律行为的形成和生效过程，在实践中则多以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要件概括法律行为的成立规则和生效规则。而我国的《民法通则》也只是简单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相同。 一、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区分的历史考量与价值取向 （一）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区分的历史考量 1.罗马法上的考量 在罗马法早期的各种交易形式当中,当事人的合意是无足轻重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特定的形式套语或程式。1因此，古罗马法上的交易实行严格的形式主义,契约的合意与履行该合意的物权转移行为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观念上进行区分。对此,梅因曾有过精彩的概“古代法中着重于附着在仪式上的言语和动作。如果有一个形式被遗漏了或用错了,则誓约就不能强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形式经表明已完全正确进行,则纵使以允约是在威胁或欺骗之下作出辩解,也属徒然。”2在这种情况下区分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十分困难的。至此,王伯琦先生在对罗马法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认为,观之上述罗马法制度,法律行为……并无成立或不成立之问题纵使其在观念上可认为成立或不成立,但在法律上并无特殊之意义,成立即为有效。不成立即为无效……故在罗马法,只有法律行为之无效,别无所谓不成立之概 1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2【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7页。
香港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 （2011年8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的议案是应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规定的报告提出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审理一起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关的案件时，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应适用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采取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的问题。为此，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如下问题：“（1）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真正解释，中央人民政府是否有权力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2）如有此权力的话，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真正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包括香港特区的法院）是否：①有责任援用或实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或②反之，可随意偏离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并采取一项不同的规则；（3）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是否属于《基本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一句中所说的…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以及（4）香港特区成立后，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和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对香港原有（即1997年7月1日之前）的有关国家豁免的普通法（如果这些法律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有抵触）所带来的影响，是否令到这些普通法法律，须按照《基本法》第八条和第一百六十条及于1997年2月23日根据第一百六十条作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的规定，在适用时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以确保关于这方面的普通法符合中央人民政府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上述提请解释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并征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以及相关问题，作如下解释： 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第（1）个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九）项的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行使管理国家对外事务的职权，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属于国家对外事务中的外交事务范畴，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统一实施。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的规定，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力，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 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第（2）个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论析
法律科学 1999年 第6期(总第100期) 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论析付子堂 [摘 要] 研究法律功能,必须关注法律对行为的调控问题。法律的种种功能, 指引、教育也罢,预测、评价、强制也好,归结起来,就是对行为的激励功能。本文分别探讨了法律的外附激励功能、内滋激励功能、公平激励功能、期望激励功能、挫 折激励功能,并对法律激励功能的实现机制作了分析。 [关键词] 个体行为 激励 法律功能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法律对社会的功能是通过对各种具体社会行为的调控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接受美国当代著名法社会学家布莱克(Donald J .B lack )的下述观点:“法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中,而非存在于规则中。虽然在法学著作和日常语言里,规则或规范的语言被广泛使用,但 从社会学观点看,法不是律师们认为有效的东西或有约束力的箴规。”①法律与其说是规 则体系,不如说是行为体系。马克思也曾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 是根本不存在的。”②所以,研究法律功能,必须关注法律对行为的调控问题。 在中国古代,曾有“行必果”、“行则思意”、“行,为也”、“为,穷知而悬于欲也”等等说法③。现在一般认为,人的“行为”与大自然的“运行”和动物的“动作”不同,主要是指人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 根据行为的主体情况,人的行为可分为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个体行为就是由自然人个人的意识和意志所支配、并由自己直接作出的行为。个体行为是个人独特社会经历的反映,是个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其特征有三:一是社会性,即个体行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群体行为中的个体行为;二是独特性,即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三是差异性,即个体行为虽具有群体行为的共同点,但其表现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 群体行为是由三个以上的自然人有组织的、基于某种共同意志或追求所作出的趋向①②③分别见《论语》、《左传》和《墨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美]布莱克:《法律社会学之范围》,《耶鲁法学评论》,第81卷,第1096页。转引自《法的社会理论文集》,1994年英文版。
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
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 香港基本法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为解决香港实际问题而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基本法的提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同时和谐并存于一个主权国家之中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作为一种还未被反复检验与完善的新鲜事物，它必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问题。 一、三次“释法”过程中的争议与冲突 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实施至今，共三次对基本法的有关条文进行解释，分别是1996年6月26日就“吴嘉玲案”有关争议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4年4月6日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5年4月27日就新任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对基本法作出解释。释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争议与冲突，例如认为立法机关解释立法，违反司法独立原则，会危害香港自治；认为人大无权主动释法，人大释法需要终审法院启动；人大主动释法漠视特区政府的工作，冲击香港的高度自治。① 1.基本法解释权归属及范围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吴嘉玲诉入境处处长案以及（即“无证儿童案”）中的有关争议，第一次对基本法中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引发此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对“吴嘉玲案”作出的判决。（虽然严格说来，对“吴嘉令案”的判决发生在解释基本法
之前，但是即使不能说该判决是导致释法的必然原因，也不得不承认该判决对本次释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其所反映的基本法解释权问题，因此也将其视为释法过程中的一大争议）其判决中第三条写到，“香港终审法院享有宪法性管辖权。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与基本法相抵触，香港法院有权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该判决一出，立即引起两岸学者的广泛争议，争议焦点在于香港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大陆学者普遍不认同这一说法，在相关座谈会上有学者认为，“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该判决中有关特区法院可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的内容，违反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战。”② 后香港终审法院应入境事务处处长的申请，对于判决作了如下澄清，“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词中，并没有质疑人大常委会根据第158条所具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及如果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时，特区法院必须要以此为依归我等接受这个解释权是不能质疑的。我等在判词中，也没有质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和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权力。我等亦接受这个权力是不能质疑的。。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终审法院的澄清实际上并没有撤回原裁决中那些有关宪法管辖权的清晰的主张，而人大常委会也不会被所谓的“澄清”所欺骗。尽管如此，中央仍然对终审法院的补充判词表示欢迎，一场可能的“宪政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
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
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 作者：杨代雄 来源：《东方法学》 2016年第5期 杨代雄 内容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草案）》）延 续了我国民事立法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我国民法理论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值得 肯定。不过，《民法总则（草案）》也存在若干缺陷，需要予以修改完善。《民法总则（草案）》结构方面的问题有：《民法总则（草案）》第5章与第8章应当合并。《民法总则（草案）》第9章仅规定诉讼时效，未规定取得时效，应予改进。“委托代理”有些规则应当是代 理的一般规则，不应限于委托代理。民事法律行为方面在规范设计上应当慎重考量、严谨表述。在代理的规定方面未明确规定恶意代理行为本身是否有效。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存在缺陷，建 议删除《民法总则（草案）》第152条。 关键词：《民法总则（草案）》《民法总则（草案）》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草案）》）延续了我国民 事立法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我国民法理论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值得肯定。不过，《民法总则（草案）》也存在若干缺陷，需要予以修改完善。 一、《民法总则（草案）》结构方面的问题 在结构方面，《民法总则（草案）》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民法总则（草案）》第5章与第8章应当合并。两章所含的条文数量太少，独立 成章显得过于单薄，导致整部法律结构失衡。既然这些条文都属于民事权利的一般规定，理应 放在同一章中予以规定。建议将第8章并入第5章，下分两节。第1节为“民事权利的种类”，第2节为“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在第2节中，应当增设关于自力救济的条款，以完善民 事权利保护措施的体系。此外，应当将第157条、第158条和第159条删除。这三条是关于按 份之债与连带之债的规定，应当置于债权法的相应编章之下，不应置于民法典总则之中。民法 总则中的规范应当具有普适性，适用于若干种民事权利，这三条规范显然不符合此项要求。 第二，《民法总则（草案）》第9章仅规定诉讼时效，未规定取得时效，应予改进。在传 统民法中，向来存在两种时效，即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纵观当代各国民事立法，一般都专门 规定取得时效。其主要功能有三：一是有利于物尽其用，鼓励人们对长期无人管领的财物进行 支配、利用。二是有利于维护财产秩序的稳定，使因对财物的长期支配、利用而形成的财产秩 序得以延续，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三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主义 的缺陷。我国民众向来缺乏充分的登记意识，在实践中，有不少不动产交易尤其是房屋买卖没 有办理登记手续，《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明确实行登记生效主义（第9条），在未经 登记的情况下，受让人即便已经支付了价款也不能取得不动产物权。如果民法规定取得时效， 那么受让人在持续占有房屋一定期间后，即可取得其所有权以及相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实际上，我国现行的某些法规、规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不动产取得时效，比如1995 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第29条规定：“因原房屋拆除、改建或自然坍塌等原因，已经变更了实际土地使用者的，经依法审核批准，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土地使用
浅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浅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摘要：香港作为我国第一个成功践行“一国两制”方针的特别行政区，回归后十几年的繁荣发展依旧；其中最根本的保证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施行，为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但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不同传统、政策分别实行相异的法律解释体制，在基本法适用时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不少尖锐的冲突；而基本法所规定的“双重”解释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收到最好的效果；本问将对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冲突等做一个介绍，并尝试性地提出自身看法建议。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法律解释；双重解释体制；协调机制 一、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 香港特区与内地奉行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这是导致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产生问题的一个原因。 香港采用普通法制度，依据其现行法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权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即“司法解释”；以具体案件为基础进行解释，而非“抽象、原则性解释法律”①；而由此产生的判决也将会成为法律的一部分；而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对存在漏洞的法律进行修改补充；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务时也拥有一定的解释权；但最终法院依旧是作为法律解释的最终裁定者，具有最高权威。相反，中国内地采用大陆法系，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均拥有权解释法律。具体而言，全国人大负责制定法律，在法律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或作补充规定时，可对该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制定法例加以规定，而司法解释指的是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时候，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至于行政解释指的是凡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该如何具体适用时，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但是当针对同一法律的解释出现分歧时，都需要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由立法解释来进行最终裁决。因此，可以看出，根据约束性判例理论，香港较高级法院在判案中做的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而内地不具有这特点；同时，香港法院若在审讯中对涉及的法律条文解释有疑问时，不得征询立法机关在草拟该条文时的原意，而需按照具体案件及对该解释的理解进行判决；而内地在此情况下一般需要呈交至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再根据此解释来进行判决；而对于司法审查的问题，内地对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而香港则是仅赋予法院拥有对法律的审查权。因此，香港和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自成体系，而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二、《香港基本法》对解释权作出的规定 香港作为我国特别行政区，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基本法的解释必须根据“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既要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体现中央的权威性，又要充分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达到双方的协调统一。因此，我们需要对基本法对其自身的解释权如何规定有所了解。 首先，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根据宪法而作出的最基本规定；再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接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是，有着一定限制，在解释时凡是涉及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时，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规定是针对那些涉及中央利益的事项；最后，规定了在特殊事项时的法律解释应该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①郭天武蔡冰菲《试论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第1页
经济法行为浅析
摘要 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的经济法行为，是连接主体和责任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应当获得更多的理论关注和学术研究投入，以形成经济法行为范畴和理论，促进经济法理论的完善和逻辑自洽。然而，学界对其关注不够，研究不深，没有获得像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责任那样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投入，在经济法教材和经济法权威期刊鲜有专门论述，所以应该加大对经济法行为的研究力度，用来弥补以上经济法行为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探讨了经济法文本内的经济法行为，然后论述了经济法行为的主体特质以及其品性，最后研究了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评价。 关键词：经济法行为，主体特质，品性，法律评价
目录 前言 (3) 一、经济法文本内的经济法行为 (3) 二、经济法行为主体的特质 (4) （一）经济法行为主体的独立性 (4) （二）经济法行为主体的开放性 (6) 三、经济法行为的品性 (7) （一）行为的公共性 (7) （二）行为的程序性 (7) （三）行为的民主性 (8) 四、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评价 (8) （一）经济法行为的评价标准 (8) （二）经济法行为的问责制 (9) 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经济法行为浅析 前言 “经济法行为”作为经济法领域内法律行为的最上位的统领性概念,是指在经济法规范内,基于经济管理主题公共意志表达或市场主体有限意思自治所进行的具有经济法效果的行为。既不像行政法行为那样国家意志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亦不像民法一样实现意思自治,经济法行为实质上是国家公意与市场主体私意动态博弈和协调的过程。文章并非试图对所有的经济法行为进行分析,而是选取经济法行为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管理行为,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来对这类典型和代表性的经济法行为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索,通过对经济法行为内在气质进行规范法学上的分析和评价,企图抛砖引玉,意在强调在经济法行为的研究中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对行为理论范畴化和概念化的前置性选择。 一、经济法文本内的经济法行为 从经济法行为研究的思维方向上看，类型式概念正好与经济法开放性、回应性的理论品性相契合。类型化方法将经济法行为类型化多个种类，这些类型化的概念内涵不如抽象性概念那样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偏向描述型解释非精确性；类型式概念多元化下的聚合，要素处于流动、更迭中，并非径渭分明。借助于这样的思维，可以弥补经济法行为及相关概念内涵不清晰、逻辑不严密的缺陷。同质性少而异质性多的多元化角色性行为使经济法行为尚不能向民法那样抽象出一个统一被广泛适应的行为模式而，需要借助“类型”的思考和运用来补助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对经济法行为的不足，对具体行为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概括，为经济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_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总第86期2006年5月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Journal of G 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 w G eneral No.86May.,2006 收稿日期:2005-07-10 作者简介:季奎明(1981-),男,上海人,复旦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 ———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季奎明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在最近的三次案例中都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先对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演绎分析,从而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是缘于授权,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再通过对比内地的法律解释体系和欧盟的先行裁决制度,并借助“法克坦姆案”来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损于香港的司法独立。 关键词:基本法;解释权;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D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 (2006)0320131207 The Pow er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H ong K ong B asic La w ———An Analysis of Relations of t 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 he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and t he Court s of Hong K ong on t he Interpretation of t he Basic Law J I Kui -ming (School of law ,Fudan U 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 he Hong K ong basic law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 he proper and steady implementation of t he basic law.Recently ,issues about t he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of t he basic law have aroused enormous cont roversy in t hree cases.This article first applies deductive analysis upon relevant le 2gal clauses ,arguing t hat t 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 he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is entitled to t he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of t he basic law ;t he court s of Hong K ong can interpret t he basic law only upon aut horiza 2tion ,and t he clauses beyond t he limit s of t he autonomy of t he Reg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 he Standing Committee for interpretation.The article t hen draw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s legal inter 2pretation system and EU ’s p reliminary judgment mechanism ,as well as referring to t he Factortame case ,to p rove t hat t he design of t he interp retation system of t he basic law will not impair t he judicial independence of Hong K ong. K ey w ords :Basic Law of Hong K ong ;power of interp retation ;independence of jurisdiction 《中国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下文简称基本法)于1990月4月4日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1997年7月1日起实施,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文件,对回归后香港的稳定繁荣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然而,围绕着基本法实施过程中的解释问题,也引发了几次不小的争议: 从回归之初“无证儿童居港权”上的解释分歧,到对基本法两个附件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争议,再至前不久董建华去任后新特首任期问题的看法不一,无不反映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香港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根据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都可以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在法理上他们的关系究竟若何,这个基本法解释的模式是否僭越了香港的司法独立?本文尝试对此作一梳理分析。1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