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读书报告

《叫魂》读书报告

点灯的傻瓜(人生是一场直觉。)

2012-11-18 20:24 51/52有用.

叫魂读书报告

一、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个人简介

1933年出生于伦敦。但在美国度过了其中学、大学生涯。除了青年时期短暂的三年从军岁月，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学校，尤其是哈佛大学度过的。

他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正是他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的恩师——费正清的秘书。他有两本专著，影响最大。一本是写于七十年代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第二本，就是本书《叫魂》。这本书写于他从芝加哥大学转回哈佛接手费正清之职务却因久无作品问世而为人议论之时。

孔飞力在其求学生涯中，初期受到两位学者的影响，一位是克拉克洪，一位是马克斯•韦伯。但对其学术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哈佛的两位恩师：费正清和史华慈。

他在本书中所体现的史学取向：对“冲击—反应”模式的回应，主张从社会内部寻找动因。

二、《叫魂》主要内容

全书围绕“1768年席卷中国的妖术大恐慌”或称之为“叫魂案”展开论述。

一）、何为“叫魂案”（主要由本书第一章论述，其他散见于各章）

本书所征引的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

时间维度

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时间”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

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月苏州张乞丐剪辫案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月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月初觉性和尚案。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

空间维度

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1768年的叫魂案从时空上来势凶猛，蔓延全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大恐慌。初秋，清廷对于妖术的清剿也随之展开。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

二）、叫魂案的总体图示

1、它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主要由本书第二章论述）

作者在第二章中用“镀金时代”来形容弘历统治下的帝制中国。在对叫魂危机始发之地长江下游地区进行描述时，除了承认存在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繁荣昌盛景象之外，还揭露出了江南地区的人口/资源比例不协调，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等现象。甚至，不止于此。他还有意识地试图穿过历史的迷雾进入当事人（十八世纪乾隆年间普通百姓）的意义世界，对“盛世”发出诘难：“盛世”之中的百姓大概不会因为商业的发展而更富有更具有安全感，反而意味着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因此研究十八世纪的经济、人口状况的目的也在于理解这些变化如何决定了人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认识。变化主要在三个方面发生：一是日益抬高的稻米价格及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使得米价成为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二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心与地缘，富庶三角洲与贫瘠山区之间；三是由前两方面原因带来的人口的流动方向的变迁：即由内向外，由中上层向下层。叫魂案的主角也集中在流浪者、“游方僧道”上。至此，在构筑叫魂案的社会图景时，孔飞力试图建立这样一种阐释：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由于资源人口压力，人们将侵入社区生活的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但仅以经济焦虑为叫魂作解，显然不够。所以接下来需要考察叫魂案所涉及的社会心理层面。

2、它所涉及的社会心理

1）民间威胁：游方道僧、陌生人（由第五章）（以游方道僧、乞丐等陌生人为核心的对于民间产生的威胁）

1.“叫魂”释义：民间之所以有“叫魂”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中国人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掌握妖术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而偷走。这里的叫魂，意义上更倾向于“偷魂”。施以妖术的仪式过程显然是模糊不堪的。但在众多侵害身心的妖术活动记载中，普遍存在两个关键的物品：头发和纸人。在很多文化中头发具有神奇的魔力，被认为与生育能力有关，或与自身灵魂力量的效力扩展有关。头发，在1768年的叫魂案中还具有突出的政治意涵。这里的重点是古代帝制中国的纷繁复杂的法术观念表面上反映的是身处十八世纪乾隆年间的百姓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实质上更突显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身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无法抵抗天灾人祸、疾病灾害的焦虑而自然而然地将不幸诉诸于对未知的恐惧。

2. 和尚/道士、陌生人/社区人

因此，如果从这点上来看，也许就能更全面地理解为什么叫魂案中妖术施行者通常是和尚/道士或乞丐了。民间百姓对于他们的反扑显得齐心协力，除了“妖道淫僧”的惯常解释之外，对于复杂的差异化现象，显然还存在解释的其他维度。和尚相对于道士来说，更敦厚善良，道士被认为符咒法术联系更紧密；同时，社区内的和尚比外来的和尚，更和蔼可信，

外来的和尚被认为携带有未知的破坏力量或污染。以二元的坐标系为例，如果横轴自左向右代表的是以自我为参考系的距离远近，左代表社区外，右代表社区内。如果纵轴代表的自上而下，分别代表和尚和道士。我们可以发现是否为外来者优先于和尚和道士的区分。由此，我们可以从古老的鬼神信仰和民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两方面瞥见十八世纪妖术大恐慌的民间社会心理的大致图景。

2）统治者威胁：谋反罪与汉化（由第三、四章）（以谋反罪与汉化为核心的对于统治者产生的威胁）

早在妖术盛行，叫魂恐慌发生之前，十八世纪中叶的统治者又已经为怎样的焦虑所困扰呢？显然，作为外来者的清朝政权，在朝野无法回避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力利益博弈；在民间无法回避汉人对满人的敌意。尽管时至弘历统治，他的危机似乎已然消除。然而透过保存下来的朱批，从中似乎读出了弘历在处理满汉冲突中的谨慎态度，因此可能，危机非但没有消除，而且因焦虑感被长久积聚使他甚至试图利用叫魂案来对抗满汉之争的矛盾带给他的焦虑。孔飞力的解释图示拓展到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图景中，这里必须提到的两个关键词是：谋反罪及汉化。这两个关键词实际上是围绕同一个满汉冲突的主题而展现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这里的弘历，是一个充满割裂和矛盾的清朝帝国统治者形象：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弘历本人对汉化的态度可以在他对江南地区的态度中窥见一二。书中提到弘历之所以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是因为江南地区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汉人特征的儒学文化的中心。作为中华帝国皇帝的立场使他不得不对汉文化亲近至少是表现出亲近的态度，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他的实际心态（这种亲近是否只是一种政治表演等等），但通过对满族中坚分子尹继善的处理态度，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弘历对满族汉化带来的腐化深恶痛绝。另外，统治者对于谋叛罪的敏感态度可以从典型的马朝柱案中有所窥探。对于谋逆者马朝柱定罪的官方文献中，弘历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而不是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尽管长达一年的妖术大恐慌案件中屡屡与剪辫行为发生联系，弘历却未有在其朱批奏折中公开提及。因为似乎一旦提及，即便是在其与行省官吏的秘密通信中提及，就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或承认了这种罪恶的发生，这将动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朝帝国的合法性。弘历在其对叫魂案的众多朱批奏折中，不会主动将具有谋逆政治意涵的剪辫行为与民间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因外来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汉人社区带来的根深蒂固的统治焦虑一直在困扰着上层统治者。而1768年的这场叫魂危机，实际上提供了弘历对抗这种焦虑的机会和环境。

三）、叫魂案的结构图示——展现的是结构间的交缠与互动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领略到叫魂案所牵涉到的复杂的阶层互动关系，这里至少涉及到三个阶层：君主、官僚体系及平民百姓。之所以可以如此区分，不仅是我们读者读后的感受，而且是作者在有意为之。P223。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虽然不同社会群体对叫魂危机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但充斥着文化阶序的每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自己的价值观。也就说叫魂是个主题，在不同阶层的群里出现了不同的变调。虽然不约而同传递着恐惧情绪，却表达了各自阶层不同的恐惧。

1.“妖术”观（妖术意味着什么）

1）君主暧昧：一面是君权神授使得帝王与神明的关系具有垄断性，官方会阻止民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