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惠民：地缘诗学与华文文学研究

地缘诗学与华文文学研究曹惠民(苏州大学中文系,江苏　苏州　215006)[内容摘要]文学史写作和华文文学研究应加强空间意识:在“编年表”之外,更要重视“画地图”,为此引进地缘诗学的理念,十分必要。

“人”“地”关系作为地缘诗学理论的核心,可从内向视野和外向视野展开考察,既包括不同地域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包括华文文学创作与地域背景、创作主体与地域、创作文体与地域空间、创作风格与地域文化、创作文本中虚拟场域的空间考察以及文学传播与地域空间的关系等方面。

[关键词]华文文学;地缘诗学;“人”“地”关系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2)1-0014-04一、在文学史和华文文学研究中引进“地缘诗学”的必要性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延展开一条时间的线索:写古代文学史从上古到春秋战国、先秦两汉再到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写现当代文学史则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再到“十七年”、“文革”,到新时期,50、60、70、80、90年代逐一展开;写“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也是异曲同工:20年代新文学的发生,再依时序,从30—40年代直讲到80—90年代、世纪末。

文学史的书写以时间为线索,自然无可厚非,而“空间”考察的缺席,却已是习焉不察。

文学发展进程中空间因素长期地被遮蔽,使我们的文学史书写清一色地都去“列家谱”、“编年表”,而忽略了“画地图”、“搭房子”。

这种时空观上的偏枯、缺失,致使文学史的书写遗漏了不少丰富多彩的内容,也使文学史的叙述失去了显示其繁复缤纷历史面目的另一些可能。

文学史的写作极有必要引入凸显空间因素的地缘诗学的方式,这对于完整描绘出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尤为切要。

著名文化学者金克木在论及文学史研究时,认为需在“编年表”之外,更重视“画地图”①。

令人遗憾的是,15年前金先生的这一金针度人之言,其实至今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热情的应有的回应。

在总结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展望新世纪华文文学研究的未来时,笔者深感金克木先生的呼吁,对于观察远播全球各大洲、各地区的华文文学而言,实在不失为一方指南的罗・41・华文文学　2002111(总第48期)作者简介:曹惠民,男,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盘,针对性极强。

从根本上来说,世界华文文学的结构,更是一种板块状的、地域文学的组合。

它不象国别文学那样,其发展演变是在较为确定的国家疆域的范围中,延展为较长时间的历史进程。

从远古到19世纪,以方块字为表达工具的中文写作,在母语本土———中国的疆域内自成气象,而在中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各地,除了零星的早期华工的某类文字记载外,华文写作尚未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而进入20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种新的文学现象随着华人陆续地、多向地移民海外,悄然在世界范围内生成。

而到该世纪末,华文文学已然覆盖了地球上各个地区、各大洲,成为世界语种文学中,作者与读者众多、流播地最为广延的现象。

“世界华文文学”在各种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人种、不同风俗、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生活方式……的“背景”、“环境”和“语境”中,既表现出华夏民族、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又呈现出鲜明地域性的状态,无疑是存在着学术探讨的巨大空间的。

在华文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史写作中引入文学地理学、或曰地缘诗学的理念,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也将是大有作为的。

二、“地缘诗学”界定略说所谓地缘诗学(geopoetics),也有称文学地理学、文学地域学者。

这种理论及研究方法,派生于人文地理学及其子学科文化地理学,又与文艺社会学交叉。

它以探讨各种文学现象的生成、分布、变迁、流播和人类文学活动的空间结构为主要内容,而以“人”与“地”关系的研究为其核心内容。

丹纳、勃兰兑斯乃至西方新批评派中人的理论都含有地缘诗学的成分。

中国古来更有“南北文学”之辨,及至民国时期,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于此也都有精彩的理论阐述或批评实践。

即使今天,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还都颇为重视从文学地域学的视角来考察古代的文学现象。

袁行霈教授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中“总论篇”的第三章,就专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章培恒教授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均可称代表作。

作为地缘诗学理论的核心,人地关系的研究有若干层面的内涵。

“人”者:既指文学创作的生产者———作家,亦指作家创作出的作品中的人物,也指文学创作的消费者———读者;“地”者:既指作者的出生地及其文学活动地域,亦指其作品内容的地域背景和作品中虚拟的地域场景,还包括作品流传播迁的地域范围。

三、地缘诗学的外向视野以上这种多重的“人”、“地”内涵,自然会演绎出繁复多元的“人”、“地”关系。

但我们可以把这种对“人地”关系的考察,大体分为外向视野与内向视角的两个层面来将其具体化,以便于开展研究的运作。

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来说,外向视野的考察,不外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及比较研究从史缘的角度来说,大陆与台港澳都属于中国本土的版图。

只是由于由19世纪延伸而致的20世纪特定的政治、历史原因,海峡两岸三地之间曾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地缘上的分隔。

这种地域上的特殊的分隔形态对20世纪中华文学的流变、迁衍产生了深刻影响。

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包括作家)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和广度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异:就20世纪上半叶而言,或为中华民国的公民,或为日本殖民帝国的皇民,或为英葡帝国的臣民。

社会的性质、民众的身份、通行的语言等等都有相异之处。

而在深层上,又无法弃绝民族的文化传统,其间的“人地”关系所呈现的复杂变貌,需细心论析。

这里牵涉到中原与边陲、大陆与岛屿、南方与北方、宗主与殖民等各种关系与连接,多有可深研细探者。

(二)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关系的研究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国20世纪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其他语种文学的关系,是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大格局中考察而衍生出来的必然思路。

一面是中国・51・曹惠民:地缘诗学与华文文学研究本土的华文文学,一面是随着华人的播迁而生成的世界华文文学,可以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一部分,但二者之间有迭合,有分流,它们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还是“源”与“流”的关系?抑或“一个中心”、“多个中心”的状态?华人、华侨、华裔、外籍华人、外籍外人的华文文学的区别与联系?这些问题曾在好几次研讨会上涉及而并未能深入,有待重拾话题再出发。

(三)欧洲、美洲、澳洲地区华文文学与亚洲地区华文文学关系的研究生成于西方社会的欧洲、美洲、澳洲华文文学,直接与西方文化相面对,不可避免地带着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冲突、冲撞的印痕,与同处东方文化圈中且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各国华文文学,二者从生成机制到内在质地,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其间涉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农业文明与科技文明等等话题,也涉及东方文学、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欧洲美洲文学的关系。

当然,东方人、西方人、华人与非华人(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作品中人)仍处在考察的中心位置。

而“人地”关系也仍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在以上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必然构成板块状的乃至立体的世界华文文学版图,同时梳理百年间华文文学从本土向异域迁衍流播的历史线索,如此结撰起《世界华文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就比较能切近华文文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繁衍生长的既存事实。

四、地缘诗学的内向视角内向视角的地缘研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学术思考的空间。

在此略举较为重要之数端:(一)文学创作与地域背景;(二)创作主体与地域;(三)创作文体与地域空间;(四)创作风格与地域文化;(五)创作文本中虚拟场域的空间考察;(六)文学传播与地域空间;……以下稍作具体的展开:(一)文学创作与地域背景文学创作是作家心灵活动与外部世界以各种方式交接、融通、互渗互动而生成的结晶体,这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便是地理背景。

创作意念、创作灵感或作品的具体内容都无法排除空间因素、地理背景对它的规定性,或者是潜隐地存在于创作者的意识深层,使他们在创作中时时“得江山之助”。

鲁迅写阿Q、祥林嫂、七斤、孔乙己、魏连殳……把他们安置在鲁镇、未庄、S城,都不脱作者的故乡———中国江南、浙东乡镇这一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背景。

沈从文写湘西边城、老舍写故都北平、肖红写呼兰河都有特定的地理背景。

黄春明创作自有其台湾宜兰的背景,西西小说的香港都市背景、白先勇小说的大陆———台湾———新大陆的背景、梦莉散文的湄南河背景、王润华诗歌的热带雨林、橡胶林背景、黄东平创作的千岛之国———印尼背景……散居于世界各地、呈现不同地域特征与风土质性的华文作家们的创作历程,无一不和特定的地域息息相关。

他们创作中那不同“地貌”下的奇光异彩的“矿藏”,正有待“心灵探险者”悉心的勘探。

(二)创作主体与地域作家的出生地、籍贯和文学活动的区域,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注目,有人还为此做过有关的统计,得出了诸多颇有意味的结论。

袁行霈教授还由此推演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文学家的分布以何地为集中?他认为,唐代的长安、洛阳、南阳一线、宋代的赣江流域、明清的江浙两省、近代的广东……都是文人群集、文学发达的“中心”地带。

这些地方大多经济比较繁荣、社会比较安定、文化教育比较先进,或是政治中心,或是交通枢纽,常得风气之先,比较开放,是其共同点②。

反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北京,五、六十年代的台北、香港,也曾俨然成为独领文学一时风骚的“中心”或重镇。

东南亚华文作家中颇多沿海闽、粤两省的作家,与此二省早年外出闯荡的华侨众多有关。

作家的创作与其出生地及后来的经历、迁移的踪迹也有多重瓜葛:施叔青小说与她的出生地鹿港、长期居住地香港,余光中诗文与他的出生地“江・61・华文文学　2002111(总第48期)南”、与他执教多年的香港,郑愁予、许世旭的诗歌与他们漂泊的经历,北美、澳洲、欧洲、夏威夷的华文作家定居某地以后所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凡此种种,皆可从创作主体与地域的交接来展开研探。

(三)创作文体与地域乡土小说、都市诗歌之于乡村、都市的关系自不待言,所谓的山林文学、田园散文、海洋文学、自然写作无不与特定的地域甚至地貌有某些深层的、内在的契合关系。

这和古代文学中词盛于南方、杂剧兴于大都(北京)、南戏出于东南,其理相通。

(四)创作风格与地域文化作者的创作和他的生地、故土,和他长期居住的地域所构成的深层的精神血缘的联系,会赋予他的作品以特定地区的风土质性和地域特征,包括语言层面的地域表征(如方言、谣谚等),都是影响其创作风格形成的基本因素。

历来有所谓的“京派”、“海派”、“港味”、“热带风情”、“岛国情调”等等说法,无不显示了创作风格的地缘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