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似与不似”的文献学研究

对“似与不似”的文献学研究

摘要：中国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功地成为东方艺术的主流，这种成功与中国深厚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而“似与不似”是中国绘画实践的总结，是中国绘画艺术中所特有的审美法则和至高境界，它在历代绘画与画论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始终伴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似与不似；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186-01

一、“似”与“不似”概念分析

中国的画论中，有许多关于“形似”与“神似”、“似”与“不似”的评论，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伏羲神农》中提到“虽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属冥芒，居然有一得之想。”这里的“不似”是指不象，没有特定的意义。唐代张彦远提到“得其形似，则失其气韵。”这里的“形似”已具有内在美学内涵，“似与不似”、“神似和形似”比较成熟的体现出来，成为画论和绘画的重要审美原则。至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似与不似”的观念得到继承和发展，宋代文人画的出现，更能说明“似与不似”的重要指导作用，中国画在宋代达到了“似”的顶峰的同时，非常重视“不似”，故而有了文人画提倡的“逸笔草草，写胸中逸气”，与“以意写之”的写意心法。

清代石涛提出了“不似似之”或“不似之似似之”的概念，在《苦

瓜和尚画语录》论述中可以得出对这一问题的见解。石涛说他五十年前作画未能从山川中脱胎出来，画山川就和真实的对象一样，也就是“画必似之”，这样不能“贯山川之形神”，于是，他画山川就不拘泥于某一实有的山川，而是首先“搜尽奇峰打草稿”。在此基础上，经过精心酝酿，达到“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就是许多生活中名山大川与“我”的精神相遇而形迹融化，山川与“我”高度统一，从而能够“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这样，石涛笔下的山川就不是简单的模写，而是生活中山川的“异化”。所以，它不但“不似”某一实有的山川，也“不似”任何一个生活中的山川。但是它又是从许多实有的山川脱胎而来，在根本上不违背生活的真实。同时，由于它是画家对生活的艺术概括和提炼，所以它既“似”某一实有的山川，也“似”其他具有相近特征的山川。可见，“不似”是为了更高的“似”，不真实是为了更真实。唯其“不似”，才能“似之”。

因此可以将“似”或“太似”理解为是指拘泥于物象细节的模仿。这种模仿使绘画成为物象面面俱到的模本，其最终目的是以逼真的幻想来博得观众的赞叹，即白石老人所说的“媚俗”。所谓“不似”，是指绘画不能把握物象中体现审美趣味的必要细节特征，不能形成反映对象特征和画家的审美趣味的审美意象。对此，白石老人称之为“欺世”，因为这样的绘画连物象的基本特征都不能把握，更不必说表现画家的审美趣味。“似”与“不似”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可以这样说，对“似”与“不似”在绘画中的不同认识，可以

看出一个画家或理论家对艺术的理解与创作方法。同样，“似”与“不似”的阐析，始终伴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

二、哲学基础

传统上关于“似与不似”的理解，多从形神关系出发，认为其主要是指“以形写神”的造型原则与方法。实质上，“似与不似”所涉及的是一个蕴涵着艺术丰富底蕴、体现着艺术规律内涵的美学命题。

先秦的哲学讨论中，已提出了形神的依存关系问题。在《道德经》中提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窍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意思是道无形、无象，所以难以在人们意识形态领域中具体显示，于是衍生出德的观念为人所用，这就是“道为体，德为用”。即表象与内因的作用关系。王弼在其《周易略例·明象》中论述“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这里出现的得“意”忘“形”可以明显看出王弼哲学思想中的重神轻形观念。

至汉代《淮南子》一书，更多留心形神的贵贱、轻重问题。《淮南子》主张神主形从，“神贵于形也。”“故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稍后东晋顾恺之对中国绘画艺术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对“似”与“不似”的感悟。他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说：“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在

这里我们可以考察到顾恺之对待绘画的观念，“以形写神”即“神”出于“形”，强调“实对”，因为“形”是“实对”的依据。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一点，继而提出“悟对”始能通“神”。从生活中来说，他要求有“实对”的“形”，从艺术来说，又要求通过“形”以传“神”。他对“形”与“神”的关系的理论是辨证的，并不满足于形似，要求一种更高的“似”，也就是“神似”。

“似与不似”是基础，是传统，也是一种创造。中国画语言的创造一开始就没有被物形所束缚，这是由中国人精神理想、文化形态所决定的。今天，在美术发展的新时代里，美术家们的创造实践仍以“似与不似之间”为原则，未来这种原则将会永远贯穿在美术发展的进程中，从而推动新型的、现代的中国画艺术语言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