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遗民心态及其他

黄宗羲的遗民心态及其他

周锋利

摘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这与他们的遗民身份有相当紧密的联系。黄宗羲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遗民心态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其独特之处。

从黄宗羲的个案出发，本文认为我们今天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注意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统一。

关键词：黄宗羲；文化遗民；道德评价；历史评价

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①一语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以文化托命自居者的共同心态，这也就是所谓“文化遗民”问题。遗民这一文化现象，虽可追溯到周初的伯夷、叔齐，但从历史实际来看，它比较集中的体现于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自宋以后，汉民族与异民族的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汉民族第一次面临着被异族统治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一次更甚一次。因而，在宋亡以后以及明清之际，作为民族矛盾与社会文化心理激烈冲突的产物，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典型意义上的“文化遗民”。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金秋季节。明代遗民不仅为数众多，而且有关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尤其以遗民生存方式、表现形态上的多样性而引人注目，特别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末清初三大遗民思想家所提供的思想深度，八大山人等遗民画家以画喻时言志的视觉感染力，使明遗民的自我形象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他们将“遗民”作为历史现象的重要性大大地凸现出来了。黄宗羲作为这一群体当中的突出代表，他的遗民心态是值得我们深味的。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是黄宗羲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年春，南明永历政权几近瓦解，清廷以荡平云贵川广而宣示中外。入夏，郑成功、张苍水会师北征，又以全线溃败告终。当时黄宗羲被迫隐居于条件恶劣的四明山中，写下了表明心志的《山居杂咏》，其诗有云：“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诗中洋溢着弦歌不绝的顽强精神，严酷的现实并没有令黄宗羲屈服，但他亦已认识到复国无望，斗争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从这一年起，黄宗羲参与武装抗清的“游侠”生活基本结束，他不得不作出新的人生选择。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黄宗羲以十年前草创的《留书》为基础，开始撰写对封建社会兴衰尤其是明亡教训进行总结与反思的《明夷待访录》，在题辞中他喟然叹道：“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全集》第一册）箕子为殷之遗民，武王克商后二年访问箕子，箕子告以洪范九畴，事见《尚书·洪范》及《史记·殷本纪》。黄宗羲自比箕子，表明他以明遗民自居，并且期待他的学说将来能够得以实行。

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遗民不与新王朝合作就是为旧主守节，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或者认为遗民对于异族（如宋遗民对蒙古、明遗民对满清）的敌

视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这是值得分析的。我并不否认有这些因素的存在，但绝不能一言以蔽之，遗民的民族情结绝非对一姓之忠贞所能包容，遗民问题的背后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所谓华夷之辨实质上是文化上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主义。钱宾四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②顾炎武有一段著名的话恰可与此相印证，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如果不是置身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情境当中，此话是难以理解的。“亡国”是通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亡天下”则是文明倒退道德沦丧导致的天下大乱。在他们看来，清军南下入主中原就是“亡天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率兽食人”，这在汉族士人的文化心理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创伤，以致他们有宁可让盗贼主宰天下，不可让夷狄入主中原的过激主张。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部落组织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在前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竟然成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帝国的统治集团，就会明白那些为传统文化精神所化之人内心的极度痛苦。因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文明的野蛮化，防止文明进程的倒退，这才是“文化遗民”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清朝统治已经巩固、复明希望成为泡影的情况下，这些遗民将作何选择？是为覆灭的大明朝殉葬，还是作新王朝的顺民？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出现各种分化是很自然的事。他们或遁迹空门，经卷伴身；或潜心著述，课徒授业；或寄身山水，汗漫远游。如方以智削发为僧，王夫之于穷乡僻壤埋首著述，黄宗羲则外出讲学与潜心著述并进。顾、黄、王等人虽然都是终生不仕清朝，但他们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黄宗羲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说道：“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怜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遗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全集》第十册）“元气”者，即孟子所谓“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即文天祥所称之“正气”也。黄宗羲认为遗民就是这种元气的寄托者，而只要不到清廷做官，就无愧于遗民之称了。不仕新朝这一遗民原则在他的后半生从未动摇过，但对于清廷的态度前后却有所改变。

自康熙朝起，清廷为笼络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圣祖玄烨亲政，他亲临太学祭奠孔子。翌年八月，恢复翰林院；十月，颁谕礼部，重申“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开博学鸿词科，广招海内名流。六十九岁的黄宗羲以“博学鸿儒”为朝廷所诏征，他以自己年老与侍奉老母为由谢绝。与黄宗羲的婉转态度相比，顾炎武的表现要激烈得多。有人荐亭林应试，他以死相抗：“七十老翁无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死殉之矣！”（《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訒庵书》）二人态度的差别并无高下之分，我们也不可据此认为黄宗羲“晚节可讥”。他在晚年同意并推荐子弟入仕清廷，在文章中对清廷不再以“虏”称之，而有“国朝”、“圣朝”之字眼出现，本人虽然拒绝参加清廷的官方活动，但与清廷显贵（昆山“三徐”等）、降清明臣（如钱谦益）交往甚密，这与他在甲申之际对清廷的激烈反抗态度相比，的确变化很大。但是考虑到康熙亲政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文化与经济政策，这对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