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克特作品看荒诞派戏剧的特征

收稿日期:2002-11-16

作者简介:张红军(1971-),男,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从贝克特作品看荒诞派戏剧的特征

张红军

(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97)

摘　要:荒诞派戏剧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舞台上风行一时。它致力于表现人为了明了人生目的,为了找到自我所进行的挣扎。在荒诞派剧作家中,萨缪尔・贝克特是最独特、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作品表现了在一个由游戏和虚幻构成的时空破碎的世界里,人的生存的尴尬,他要人们正视活生生的现实,从不断的幻想和失望中解脱出来。关键词:荒诞派戏剧;贝克特;特征

中图分类号:I56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207(2003)02-0052-03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戏剧品种,它既没有连贯的情节,又没有明晰的人物形象,甚至人物对话、独白也显得颠三倒四,近乎梦呓。但它却致力于表现人为了明了人生目的,为了找到自我,抑或是仅仅在这荒谬的世界里为了逃避生活的重负所进行的挣扎。传统的戏剧手法在这里被肢解、扭曲甚至变形,传统的戏剧评论方法和准则在他们的作品面前失去了效用。这一新的戏剧品种被称为荒诞派戏剧。

在所有荒诞派艺术家中,萨缪尔・贝克特是最独特、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在他的作品里,人的灵魂的孤苦、肉体的衰老和精神世界的虚幻是永恒的主题。这位客居巴黎的爱尔兰籍剧作家最成功的作品是著名的《等待戈多》,这部作品连同他的《最后一局》、《快乐时光》一起成为荒诞派戏剧的扛鼎之作。本文拟从这三部作品出发略析荒诞派戏剧的特征。

一、主题意义:生存的尴尬

英国作家马丁・埃林斯指出,荒诞派戏剧的主题是“人类在荒诞处境中所感到的抽象的心理苦

闷”[1](p.69)

。

《等待戈多》关注的是人的文化根基被切断、人对未来希望深感渺茫的困境。《最后一局》揭示的是困陷着人的恶性化世界。整个物质世界正走向零度后的死寂,所有的人面临的是衰老、死亡和幻灭。《快乐时光》表现的是女主角维妮内心的活动和她生命最后时刻的处境。这三部作品都体现了一个主题,这就是人的基本境遇和人的基本境遇的恶化。

作为艺术上的基本论者,贝克特通过对生存的尴尬境遇里,人精神上的挫败感和失落感的表现,否认了数世纪以来支撑西方人精神大厦的宗教理想和改革社会的愿望。宗教的呼唤把人的主题世界无限地延伸到一个脱离了世俗、纯精神的乐园,它长期给心灵受挫、不甘忍受俗世生活的人提供着爱的最后避难所。改革社会的愿望则强调人类社会自我改良、自我发展的潜能。为了达到对这两点的根本否定,贝克特使用了许多表现手法。其中最显著的是,戏剧人物的抽象化、宗教性隐喻、类比和反讽。

首先,所有的人物都是“抽象化的人”。通过抽去人物身上现实存在的个体性特征,人物成了

第14卷　第2期2003年4月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J URNAL OF J IAN GSU RADIO &TEL EVISION UNIV ERSITY Vol.14No.2Apr.2003

抽象化的人,或集体性的人。同时,不同人物又象征性地相互对应:动作和思想、理性和非理性、肉体和灵魂。例如《等待戈多》中的4个人物的任命分别暗指俄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埃斯特拉贡代表的是人的动作、非理性、肉体,符拉季米尔代表的则是思维、理性及灵魂。所有的人物象征性地代表了整个人类。

其次,大量引用宗教性隐喻和类比。《等待戈多》中,一棵光秃、黝黑的树始终占据了观众的主要视野。对西方人来说,这无疑是对圣经事件的双重引喻并暗指基督教传统教义上的两点。一方面,它是对《创世纪》中伊甸园事件的隐喻。伊甸园中的禁果之树使人在获得理性和人性尊严的同时,也使被逐出乐园的人从此踏上一条忍受尘世苦难、等待重返天国的无尽旅途。正是在这一点上根植了传统基督教神学呼唤信众虔心受苦、等待救世主的救赎说教。另一方面,这树又是对圣子基督的受难和复活事件的隐喻。这又根植了基督教有关显灵、道成肉身的信条。《最后一局》里最明显的圣经事件类比,是对《旧约》中洪水事件的类比。《创世纪》中说:“汉姆,迦南之父,看见裸睡的父亲,转而告知他的兄弟。”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一局》中的汉姆已双目失明,无兄弟姐妹,他的迦南就是那间与世隔绝的屋子。不同于洪水事件,《最后一局》的整个世界正在走向零度后的死亡,人终究无处可逃。

最后,大量运用反讽的方法。作为绝大部分西方人信仰的基督教因素被交织在三部作品的世界里。所有的人物犹如在急流中的漩涡里挣扎,宗教的安慰、救赎的希望与他们无缘,展示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片虚幻的世界。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上帝再也无缘眷恋他们。宗教的伪善与无能被艺术性地披露无余。诚然,作为西方主要信仰的基督教出路何在?怎样才能填补因对传统神学质疑而留下的心灵空白?这是20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的课题。他们或许能使基督教思想在现代神学的阐释下起死回生。但作为艺术家的贝克特所关心的是在现代戏剧艺术中人本体存在的维度和真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的质疑和否定不是目的,也不是盲目地步19世纪末尼采、叔本华之类悲观哲学家的后尘。

二、艺术形式:游戏、虚幻、时间

在《等待戈多》中,埃斯特拉贡和符拉季米尔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通过自杀的方式获得自我拯救的意义,这种看似滑稽的行为增加了作品的悲喜剧色彩,使得原本悲壮的自杀行为蜕变成一出滑稽、无用的游戏。这是贝克特为了突出游戏感而在三部作品中刻意追求的一种技巧。一个起初高尚的、有意义的行为变成了荒诞的表演,一种严肃的情感荒谬地与滑稽的行为并列在一起。“游戏”可能是人物滑稽的动作,也可能是喋喋不休、毫无疑义可言的对话或独白。纵观这部作品,总的趋势是:当人物失去了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活动的自由时,“游戏”的模式便开始显现,最后如同《快乐时光》里的维尼一样,只有不停地重复祈祷词般的胡言乱语。剧作可能并不直接对“生存尴尬”的问题进行回答,而仅仅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描述。然而,剧本所体现出的“游戏感”并不仅仅是滑稽的动作和无意义的空话本身,它们通过人物生活中功能性的意义获得了价值,极大地拓展了蕴含在作品中的艺术世界,也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人物内心的世界和境遇。

虚幻性是贝克特三部作品的又一重要特征。首先,这三部作品中每一部的背景都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等待戈多》中的背景像是一片荒原,《最后一局》的背景是一幅荒谬无比的人类生存世界的图像,《快乐时光》中地狱般的火焰与天国之光构成了具有强烈对比性的背景。其次,时间的割裂感贯穿于几个作品。《最后一局》中所有过去的经历惟有被保存在神话般的故事里。《等待戈多》中人们的记忆变得支离不全,两个主角永远被滞留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戈多是一个幻想,这一意象强烈地衬托出他们“等待”目的的虚幻色彩。第三,作品中还有一系列虚幻的生命意象。如《等待戈多》中的小男孩,《最后一局》中的老鼠、跳蚤等。这些意象相互交叠,反映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终究是不可逃避的现实。面对无望的、不确定的将来,他们的生存意义由对将来的渴望变成了惯性驱动下的机械重复,等待变成了无止境的“等待着”,结束成了被延缓到极慢速的“结束着”。因为戈多不来,等待便毫无意义,而戈多本身就是虚无缥缈的被追求的对象,他究竟是谁,甚至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贝克特说,要是他知道的话,他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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