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术界近30年来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述评

中外学术界近30年来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述评
摘要：本文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和思想起源、内容及实质、提出的背景与意义三方面综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界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该研究的成果及不足之处。

关键词：“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中国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一些以前已下“定论”的研究课题亦被学者重新拾起。

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风潮的鼓励下，近30年来，中外世界史学术界开始了以新的视野、新的角度，再一次审视、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华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

系统整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研究的新成果，有助于深化对美国在华外交政策的认知。

相比起建国初期中国学术界一致地认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阴险、虚伪的侵略本质不同，近30年来中外学术界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有了更多元化的认知。

一、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和思想起源
大多数的中外学者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出发，认同美国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和起源国家，承认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于1899年9月6日和1900年7月3日两次向英、德、俄、日、意、法诸国发出的照会表明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出台。

然而，部分学者对此表示质疑。

蒋相泽、吴机鹏就在《简明中美关系史》一书中把“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追溯到1843年美国政府派遣顾盛来华订立五口通商章程时国务卿韦伯斯特下达的训令[1]（P28）。

而美国学者塞缪尔·比米斯则在其著作《美国外交史：第3分册》中界定“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时间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同中国建立条约关系至19世纪终结之间[2]（P3）。

马士·宓亨利同意塞缪尔·比米斯的观点，在其著作《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可溯源至十九世纪的上半叶[3]（P419）。

还有学者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英国起源说。

牛大勇在《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缘起》一文中专述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是由英国最先于19世纪末向列强提议实行的观点，认为由于英国倡导“门户开放”政策和参与瓜分活动的双重身份导致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破产，不得不转而通过对美国施加影响促使其出面争取各主要侵华国家承认“门户开放”政策；该文章还进一步探讨得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经济原则，提出最惠国条款写进中英《虎门条约》是“门户开放”政策缘起的标志的看法[4]。

曾志赞同牛大勇的观点，在《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一文中指出“门户开放”不是什么新政策，而是老政策；不是美国的政策，而是在英国同中国的关系中由来已久的政策[5]。

P Joseph则在其著作《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0-1900》中提到“在向中国索取通商特权方面，英国是主要的发动者”以及“英国一向带头行动，开放中国向世界通商”的观点[6]。

Fairbank 也在《American China Policy to 1898》一文中赞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美国在英国的牵引下提出的观点[7]。

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此也有独到见解，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坚持美国宣布的商业“门户开放”政策是由英人所形成的、美国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得自英国人传统的观点，提出依靠各贸易国家的集体势力以保持中国对贸易的“门户开放”的思想最初由英国人提出[8]（P304）。

我国台湾学者李定一别树一格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中国起源说，他在《中美早期外交史》一书中认为是中国在1843年自动采取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依据是
清朝采纳伊里布和耆英“一视同仁”的政策，决定以所谓的“最惠国待遇”给予各国[9](P90)。

杨天宏同意李定一的观点，在《晚清“均势”外交与“门户开放”》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清政府为应对列国交相入侵的复杂形势而制定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其运作形式，试图通过维持在华各国力量“均势”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生存，但在实践层面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而仅留下了近代中国外交艰难竭蹶的历史记录[10]。

此外，在“门户开放”政策思想的溯源问题上仍有讨论的余地。

有学者认为“门户开放”的思想源于美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

金卫星就在《“门户开放”政策与20世纪大国的博弈》一文中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社会特殊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11]，并在《从“门户开放”到世界贸易组织》一书中提出海约翰要求保持在华贸易的“机会均等”原则是美国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在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反映[12](P81)。

但有学者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才是“门户开放”思想原则的来源。

王玮在《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一书中主张“门户开放”思想是自由贸易理论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在美国社会文化体系扩展过程中的形成的中心概念，指出“在半个世纪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威廉·西沃德就已勾勒出门户开放政策的雏形”、“薄安臣所主张的合作主义已具备了20世纪初美国正式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雏形”[13]（P116~117）。

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及实质
在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及其实质的评价问题上，学术界中也出现分歧。

汪熙在其论文《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中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包括两项主要内容：一是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并在此前提下要求美国贸易的机会均等；二是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

在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上，汪熙认为，虽然“门户开放”政策包含着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利益的相对抗的一面，但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起过一定的作用[14]。

汪熙的观点受到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引发出一场学术争论。

张光灿同意汪熙的看法，在《“以夷制夷”外交和“门户开放”政策——兼论现代中美关系》一文中结合中国抗日史实，明示“门户开放”政策不仅是日本侵略中国道路上的障碍，而且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实际上起到了抗衡和抑制的作用[15]。

王雁在《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影响》一文中也认为美国与英国围绕“门户开放”政策及其条约权力做出的谨慎反应在客观上推动了事态向有利方向的发展[16]。

赵自坤则在《“门户开放”：美国拯救中国的“神话”》一文中认同“门户开放”政策当时提出顺应了当时发生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形势，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免于被瓜分的命运的观点，但同时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只是客观上帮助了中国，而且该作用微乎其微[17]。

丁名楠、张振鹍则发表论文《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到退？——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反驳汪熙的观点，指出汪熙擅自将“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改为“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擅自改变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含义”；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为变中国为其独占经济领土而采取的新殖民主义侵略方法的观点，认为“门户开放”政策非但没有在我国历次民族危机中起到抑制或延缓的作用，更使美国在国际上收获了虚誉，博得了历届中国反动政府的好感，扩大了美国的在华侵略利益，因而“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帝国主义强权外交的体现[18]。

向荣亦在其论文《论“门户开放”政策》中指正海约翰的照会原文应是“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认为“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国向列强要求分享在华投资及其它特权打下基础，奠定了美国帝国主义时期几十年对华扩张的基石，其侵略性显而易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不过是为了防止列强进一步将势力范围变成真正割据的殖民地、关闭向美国开放的门户，为了巩固北京政府、使中国“无
法逃避对缔约国履行其义务的手段而已[19]。

杨生茂则在其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中指出“门户开放”政策作为美国海外扩张的产物，目的始终是为更有力地向中国扩张其政治和经济实力[20]（P227）。

杨令侠也同意上述看法，他在《试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一文中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无论从制定者的主观动机上看还是从政策的客观效果上看，都没有也不可能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进程上设置任何障碍[21]。

乔明顺在《美国垄断资本家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制定》一文中，从“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分析认为“门户开放”政策不仅不排斥“势力范围”的存在，反而明确地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因而促进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22]。

王绳祖也在其主编的《国际关系史》中强调美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是以承认列强在华的“利益范围”和既得利益为前提的，美国单方面提出这项对中国关系重大的政策，既没有事先同中国政府磋商，也没有在事后作出解释，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23]（P281）。

吴双全甚至在《评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一文中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研究主线，得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逐步排挤他国在华势力、扩大自己在华权益、最终独占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结论[24]。

部分学者将“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与其造成的客观效果分开看待。

罗荣渠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特意纠正学术界对“门户开放”政策内容的误区，指出两次“门户开放”照会都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文字：第二次照会写的是“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而“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提法始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

罗荣渠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由追随英国政策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大国政策，是美国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的；但他同时承认“门户开放”政策曾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微妙的历史作用[25]。

吴机鹏也在《评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照会》一文中提及“门户开放”政策所要“保全”的中国实质上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合作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门户开放”政策无论在协调列强间的矛盾或维持清政府的权位方面都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它绝对不意味着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意味着对中国人民的侵略的加强[26]。

一些学者则从世界史的视野评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

例如王玮在其主编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一书中就从新旧殖民主义差别的角度进行论述，指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进行海外扩张的外交总原则和战略总方针，是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施行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政策，其核心是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开放式商业帝国，直接目的有两个：一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二是提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地位，这表明美国想要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破列强的保护主义堡垒，把全世界变成美国操纵的开放市场[13]。

三、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背景与意义
对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背景，吴于廑、齐世荣在其主编的《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中认为是在美西战争后，当时美国想立即加入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但碍于在中国参加角逐的主要列强的军事实力都远比自己强大，致使美国无力用军事手段从中国获得势力范围，于是美国决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来实现其扩张利益[27]（P6~7）。

赵晓兰详细对比了美国与其他列强的实力，在《从实力地位看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一文中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实力薄弱，难以与军事强国匹敌这种特殊实力地位的产物，是当时美国实力地位的精确反映[28]。

徐国琦则注重分析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外部环境，在《均势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一文中强调列强在中国的实力均衡和力图维持这种均势为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条件[29]。

李佳莎不仅考虑列强态度的影响，还分析清政府立场的影响，在《试析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在因素与国际环境》一文中指出俄国自1895年后采取大规模的扩张对美国在中国的商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引起了对华贸易商的强烈不满，是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清政府腐朽软弱，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主权，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角逐只得采取“一体均沾”和“以夷制夷”的策略，实际上是以主权换取列强在华的均势，使美国在宣布“门户开放”政策时可以无视中国的主权[30]。

李庆余同意徐国琦的看法，在《争取大国地位——门户开放照会新论》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主派反帝运动制约了美国走欧洲殖民扩张的老路、促使美国外交决策中谋求新的扩张方式、最终创造了“门户开放”政策的观点[31]。

金希教更在《义和团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一文中创造性地联系了中国义和团运动的背景，强调义和团运动遗留下来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使美国放弃了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正是中国民众强硬的民族主义力量迫使美国选择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新的侵略方式[32]。

在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意义的评价上，吴嘉静在《“门户开放”：美国对华政策史一页》一文中提出该政策实际上标志着美国由追随英国以获取“最惠国待遇”的传统政策，转变为积极扩张其在华权益的独立政策[33]。

丁名楠、张振鹍等人同意吴嘉静的观点，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一书中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确立了独立的对华政策，摆脱了追随、附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的传统［34］（P103、10、228）。

金卫星在其论文《“门户开放”:20世纪上半叶美国扩张战略的历史轨迹》中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具有战略上超前、连贯,战术上现实、灵活并且在国际道义上享有虚誉的特殊性，使美国能够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步推行全球扩张战略[35]。

王缉思关注到“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对中美关系的深远影响，在《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一文中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奠定了美国以后对华政策的基础[36]。

王晓德从整体上考察中美关系后，在《试论务实传统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一文中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是一个以不同形式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开放的历史过程，而不是某届美国政府的权宜之计的创新观点[37]。

Federick L. Schuman也在《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文中认为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行为模式 [38] 。

李庆余从世界史的角度评价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意义，在《争取大国地位——门户开放照会新论》一文中表示“门户开放”照会既是美国摆脱孤立主义传统为自己创造的一个外交哲学，也是帝国主义时代大国关系自我调节的一次尝试[31]。

Buck David R在《A helping hand?: The United States, ‘Questions of the Far Eas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1921—1922》一文中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考虑，认为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为提高中国的立场而进一步扩大门户开放主义是区别于旧世界的帝国主义政策的[39]。

王玮和戴超武立足于美国外交思想史和世界历史的视角，将开放思想与“门户开放”政策视为一种新老殖民体系的交替，在《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作为海外扩张时期美国外交指导思想的“门户开放”思想旨在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开放型的世界帝国，是美国旨在建立海外商业殖民帝国的世界性“大政策”，是美国进行海外扩张的外交总原则和战略总方针，它实质上全盘否定了旧殖民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构筑了新殖民主义的框架体系，它的产生是美国外交的一个转折，也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40]。

综上所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风尚影响之下，我国学者不拘定论、大胆探索，更带动起外国学界，牵起了重新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华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学术潮流。

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以创新的思维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开端和思想起源，以辩证的态度审视“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及实质，以发展的眼光探索“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背景与意义，成功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大大加深了学术界对美国在华外交政策的认知。

具体成果如下：1.前溯了“门户开放”政策的时间开端，意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在评价“门户开放”政策时注重其对之后美国外政的影响；2.世界性地探究“门户开放”政策的思想起源及提出背景，注意到英国思想文化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注意到列强、清政府与美国的互动对“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及施行的影响；3.客观地评价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意图以及“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开始辩证性地思考懂得“门户开放”政策所造成的客观结果。

虽然，中外学术界近30年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仍留有一些不足之处，待更多学者进一步探索。

例如进一步加深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交叉互补，探索中国内政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上的联系；基于当时国际形势整体，系统性地探究“门户开放”政策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国的原因；深入研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美国“门户开放”思想及“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的影响等等。

相信在更多的中外学者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持续研究下，我们终将彻底明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相关问题，并学会客观地看待、分析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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