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孔子的“内圣外王”

试比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孔子的“内圣外王”

珠海校区哲学（逻辑）陈悦06312003

引言：世界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一些大文明都出现了大思想家。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而古希腊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人们希望把苏格拉底与孔子进行比较，因为二人都喜欢述而不作，且都是思想的范式的创造者，他们二人所考虑的问题都成为今后其所在文明的思考主题。但本文现在尝试把柏拉图与孔子进行比较。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哲人王”与孔子的“内圣外王”设想极为相似。

关键词：柏拉图哲人王孔子内圣外王理想国论语

一、柏拉图与孔子的相似之处

1、认同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到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因为人的天赋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只有从实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好。但是，人的生活需要的却是多方面的。这就产生了个人才能的片面性与生活需要的多面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就需要共同的社会生活、分工合作。每个人从事一样最合适自己的工作，相互提供服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公民分为三种，即哲学家、军人、生产者。他们分别与人的理性、激情与欲望三要素相对应。因为个人是城邦的缩影，城邦是个人的扩大，而一个有德行的人，是会使理性居主导地位的。于是柏拉图认为在政治社会的角色分工中，最合适担当统治者角色的就是哲学家。至于军人，则合适当统治者的辅助阶级，其他的劳动者，则合适当被统治者。即城邦的最理想状态是由哲学家领导着军人统治着生产。

再看孔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天下大乱的时候。奴隶制的社会伦常秩序产生颠倒与混乱，“礼崩乐坏”正是形容当时的社会情况。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天子权利衰微，不能号令天下，齐桓晋文等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对“礼”的僭越，所以孔子认为，要安定，必须拨乱反正，必须“正名”。《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表明，孔子是倾向于要保护奴隶制的伦理等级制度的。

2、重视知识分子，轻视劳动者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哲学家放在他所设计的理想国家的权力顶峰，这是由柏拉图的哲学认识所引申出来的。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现实世界的原型、范式、本原，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理念世界永恒不变，而现实世界变动不居，只是理念在世界某些歪曲的摹本和虚幻的影子。理念规定了事务的基础和原则，是真正的知识，只能被某种高超的指挥所把握。而柏拉图又赋予了哲学家理性与智慧，只有哲学家才能到达对国家理念的认识，指导理性的国家应该如何组织治理。

而在中国，在孔子之前，是没有像孔子那样，专门搜罗人才，教书游学，而且弟子收取不论门第、不论贫富。正是孔子的倡导和影响，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

殊阶级——“士”开始形成。这些士是从实生产劳动的农、工、商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而所谓的“君子”，就是指“士”里面杰出的人物。而孔子的“仁学”基本构想，就是要通过道德教化，培养一批有道德理想、有文化教养的君子，然后借助君子的治理，来使国家与社会走向文明与秩序，走向“内圣外王”之路。

同时孔子提出“道之以德”的治国方针。治国者如果真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要自己守“善道”，搞好个人道德修养，然后推行道德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使得上下同德。然而要造成这种局面的话，必须要有大量的君子进入到统治阶层，才能使德治成为可能。这也是父子倡导“学而优则仕”的原因。

柏拉图与孔子同时要求把知识分子从事劳动生产的农、工、商阶层中分离出来，寄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应当担当国家的统治者，同时又多多少少带有对劳动生产者轻视的感觉。

柏拉图说过所有城邦成员皆一土所生，互相之间亲如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哲学家时，在他们身上掺入了黄金，因而他们成为高贵的统治者；在军人的身上掺入了白银，所以军人成为了统治阶级的辅助者，而在生产者身上掺入了铜和铁，所以他们成为了被统治者。并且哲学家代表了理性，军人代表激情，分别拥有指挥和勇敢的美德，而生产者代表着欲望，无论属于本阶级的美德，正如欲望应该被理性与激情控制，生产者是应该被统治的。

而孔子则把“民”当作蒙昧的一班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此可见，与上层统治者，也士阶层相对的是生产者，是被视作无知的意思。在周代，古代经典还定义民为“冥”的意思，就是黑暗和混沌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即“民”指瞎了眼睛，因为它没有瞳子。“民”是指缺少眼睛中最重要的部分——瞳子的人。因对生产劳动者的轻视，不鼓励学生进行劳动生产，乃至有人批评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殊为父子？”。

3、倡人治，轻法治

孔子与柏拉图的构想都归纳为由“圣人”治国，由知识分子掌权，而是天下达到“大治”。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法律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因为柏拉图设想统治者——哲学家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实的知识，又具有不会被腐蚀的品格。所以，在他们统治的城邦里，法律只能是蹩脚的工具。在柏拉图看来，让哲学家的指挥受制于僵硬的形式和教条，就等于让大智慧服从于习俗和偏见。法律是因为一班人固有的缺陷而设立的，而哲学家却没有这些缺陷。

孔子的“为仁”的道德哲学，其最终的目的是“成圣”。“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成圣成了孔子的最高道德理想，而由之推动统治者以“圣人”之道治国，则构成了他的最高社会理想。

至于“刑”，孔子也认为是越轨行为的控制，而“礼”则是自发的实践和谐的行为。无论是“刑”是如何必要，它的存在，表示“礼”的失败。“礼”是样板，模仿的对象。在孔子的理想社会中，“刑”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两位先贤给予过多的批评。柏拉图把法律放在第二位，而不是说法律就是多余的。在后来的《法律篇》中，柏拉图认识到了哲学家治国的不现实性，便再次构想了另外一个理想国。柏拉图认为他在《理想国》中构想的

国家蓝图是最好的，然而他只是人间立法者所应尽力模仿的范型，无法完全实现。柏拉图认为权力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是罕见的，而人性又是自私的。有鉴于此，必须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法治。在没有“哲学家——国王”的条件下，法律是上帝借以传达命令的声音，良好的整体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城邦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应该受个别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的支配。

同样的，孔子也很清楚，所谓“刑”是不必要的，只存在于理想的社会中。现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刑法应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的，“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可以看出，孔夫子是人为法治与德治在现实中是相互补充的，法治与德治不仅两者都是必要的，而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侧重究竟是“法治”还是“德治”。

4、重教育

既然柏拉图与孔子都是鼓励知识分子来治国，那么教育与知识的传播，对于保持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保持城邦和国家总有圣人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

柏拉图认为，实现一个城邦的团结与统一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对公民的教育。柏拉图相信，只有通过正确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与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的教化手段，才能重新塑造人性，培养出优秀的公民，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所以《理想国》中也有大量篇幅详尽的讨论教育问题，他把教育称为“唯一重大的问题”，甚至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柏拉图要求哲学家制定出教育规划，审定教育内容，控制一切教育手段，使之服务于城邦的政治目的。文学、艺术、音乐、体育等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所有的教育都不是单纯的为了传授知识和其他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道德，开发人的智慧。教育的最高成就，就是培养出把握了善的理念的哲学家。

至于孔子，它不仅强调自身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必须对人民推行道德教化。孔子的治国设想就是先使民众人口繁衍起来，而后再想办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人民都拥有一定的财富，不至于为了生计糊口而奔波。等人民能够安定下来了，才去推行道德教化。

二、柏拉图与孔子的差别

1、“由外到内”的公有与“由内到外”的大同

在众多的相似之处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柏拉图与孔子的不同。比如说，在社会理想上，柏拉图认为为了实现城邦和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内部的团结和谐，以及培养公民的优良品德，理想应该在哲学家与军人中建立公有制，废除私有制，甚至废除个人家庭。因为柏拉图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和贪欲心得根源，它使人们产生了你的和我的等等想法，追求一己之私，漠视他人和国家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与国家的利益。作为统治阶级与辅助阶级，哲学家和军人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完全献身国家，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而且个人的家庭感情也会妨碍他们完全献身于国家，并且家庭还使占半数人口的妇女成为了家庭的动物。柏拉图认为解除了家庭，就可以把妇女解放出来，并且培养出合格的哲学家和军人，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出于此，理想国应该在统治阶级内部废除一切家庭，妻子和儿女也一律公有。只通过抽签的办法，把适当的女子分配给适当的男子，生育到的儿女只要身体健康，就立即报到公共场所，由国家抚养，不合格的就立即处死。要使妇女不认识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