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读书报告

《实践论》读书报告

11303041 付彬

毛泽东的著作从来就不是纯理想化理论化的，其理论也一直结合着中国的实际国情。在我国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37年7月，正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党内却出现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误导了党和军队的革命决策，严重妨害着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就是为了揭示这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纠正当时党和军队的错误指导思想，突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实践的重要意义，而写出《实践论》。这是一本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方法上的问题而写的指导性论著，目的在于帮助干部战士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提高干部战士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论》开篇就批判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而得出的评价。在马克思以前，中国没有实践一说。要么就钻进故纸堆里找“祖制”，凡事“先王遗诏”，不敢越雷池半步。要么就“眼见为实”，不接受任何理论指导。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所说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吧。

其实，中国人的智慧里并不是没有辩证的哲学，只是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挡住了国人的视野，然后大家都在“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慢慢沉沦。但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也让未来共和国的希望在清末的乱像中得以催生。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登陆到了这块沧桑之地。应该感谢那些把马列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先行者们，没有他们，也许青年毛泽东，就不能以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打开救国理想的大门。

但同时，那些先行者中，也有些人抱着马克思理论的教条不放，不加甄别是否符合国情地、盲目地照搬照抄，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挫败。也有些人“始乱终弃”，不能坚持自己当初的理想，背叛了革命。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他们曾经的努力，毛泽东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一个多么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而在于他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人。不仅仅在于他有多么会融会贯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更在于他能够以最浅显的语言教会他的同志者，怎么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他的这种行动是基于一种责任，或是一种历史使命感的，即中国必须改变！中国不能再任人宰割！中国人要挺直腰杆，站起来。

《实践论》中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才能得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正确的认识，就得对现实事物充分了解，且感觉深刻而丰富，才能最终形成正确的结论。而在实际操作中，又要根据改变了的现实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行动方案，以期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得到预想的结果。

在《实践论》里，毛泽东指出，人类在任何阶段的的实践活动，首先是基于满足人类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需求的社会生产活动的认识，然后才可能是对其他和社会生产活动相关的其他领域的认识。认识的规律一般是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发展的，必将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不能算是绝对正确的，“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有人说毛泽东的《实践论》文题虽为“实践论”，但其论述的过程却始终不离开认识。

确实如此。毛泽东在“哲学就是认识论”(1964年)就说过，“通过不断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联系，从而更能深刻地表达实践、解释实践。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在整个《实践论》中，毛泽东都没有脱离认识而独写实践。

认识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只有吃了，你才知道梨子的滋味，这就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唯心论者判断事物是想当然的，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但“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

毛泽东还说，认识的过程，不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简单重复，而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提高并深入。但是“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红军长征以前的几年里，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在《实践论》最后，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毛泽东的原创，但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中国式辩证唯物主义，却是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丰富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内涵，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成为世界范围内所有无产阶级革命者崇拜的对象。

《实践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不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指路明灯，就是现在乃至将来，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将成为这种思想的受惠者。

中国革命在不断的挫折下走向成功、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证明毛泽东《实践论》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但是，违背了认识论的基本规律，背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就难逃厄运。战争年代，我们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和平年代就会迟滞我们的进步，也会导致一些不堪回首的个人悲剧。对此，我们必须时刻警醒，牢记教训，否则，我们就还会再走弯路。

《实践论》中说：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社会实践中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许多事物，必须我们亲身实践才能得到真实的、正确的感知，才会知道葡萄不仅有酸的还有甜的，才能经得住实践的考验，做到知行一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以旁观者的心态，是不能学到东西的；以纸上谈兵的方法开展工作，只能造成挥泪的结局。知行一致，需要实践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