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为历史学辩护_与后现代主义

《为历史学辩护》与后现代主义刘耀辉　编写 《为历史学辩护》(In Defense of Histor y)①是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德国史专家理查德・J1埃文思(Richard J1Evans)的主要作品之一。

埃文思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从一种中庸的立场出发,来为历史学辩护。

他拒绝偏激的观点,不但批评了保守派史学家如埃尔顿(G1R1Elt on),同时也对极端的后现代史学理论进行了批评。

此书继卡尔的《什么是历史?》(W hat is Histor y?)和埃尔顿的《历史学的实践》(The Pr actice of Histor y)这两部20世纪60年代论述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之后,成为英国大学历史教学的标准教材。

《为历史学辩护》已经被译成多国文字,台湾也出了中文版(《为史学辩护》②),从该书出版到1999年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不少于30篇的评论文章,其中不乏批评之声。

一些评论者认为埃文思没有公正地对待后现代理论。

针对这种批评和指责,埃文思做了回应(htt p://w w w1hist ory1ac1uk/discourse/mo2 evans1ht m l),他的回应后被纳入到该著作的最新版中。

本文将相关批评与回应介绍如下。

一一些评论者认为,埃文思在《为历史学辩护》中没有与主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进行直接交锋。

针对这种批评,埃文思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埃文思指出,他在《为历史学辩护》中尽量走一条中间路线:避免两种极端,一方是后现代主义的极度相对主义,另一方是传统的历史经验主义。

不过,他有所侧重,即论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后现代主义者。

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者主导了整个历史领域,恰恰相反,他们的影响力只是发生在欧洲思想史和某些妇女史等相对有限的领域。

历史学之所以需要辩护,原因在于一些史学工作者当中盛行极度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怀疑历史学作为一项智力事业的有效性)。

埃文思相信,通过正视并且与极端的怀疑论者辩论,捍卫作为一项智力事业的历史学是可能的。

另外一些评论者指出,《为历史学辩护》没有反驳德里达和罗兰・巴尔特的主要观点,也没有讨论狄尔泰、伽达默尔、利奥塔或福柯,却向一些二流人物开火。

例如,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hony Easthope)就嘲讽《为历史学辩护》没有详尽地讨论福柯。

③埃文思承认自己没有详尽地讨论德里达、福柯、伽达默尔以及利奥塔等人的认识论。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抱怨《为历史学辩护》没有详尽地讨论最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事实上是在要求自己写作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

就其本质而言,《为历史学辩护》并非一本关于福柯、德里达、索绪尔或罗兰・巴尔特的著作,尽管他们被提到过,这本书更多地讨论了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弗兰克・安克斯米特(Frank Ankers m it)、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38—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 m inick LaCappra)、贝弗利・索斯盖特(Beverley S outhgate)这些人。

确切而言,它并没有打算从正面来讨论现代法国哲学的复杂认识论。

《为历史学辩护》试图讨论某些人———他们的精神家园介于史学和哲学之间———在史学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些认识论的一些应用。

讨论后现代主义,并非只能对德里达、福柯等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观点进行抽象的哲学分析,还存在其他的途径。

《为历史学辩护》就是如此,从历史学科的正常发展而言,埃文思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

埃文思认为,历史学愈益成为更具有理论性和认识论意味的、自觉的学科,这是好事。

不过,他重申,不能把《为历史学辩护》视为一部哲学著作。

它讨论的是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对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而不是这些认识论本身。

它来源于历史教学,也希望被用于历史教学。

它不是对哲学或观念史的专门研究。

二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以及安东尼・格雷林(Anthony Grayling)承认《为历史学辩护》对它所抨击的后现代理论做出了精确的叙述,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想。

争论集中在对后现代主义这一词的界定上。

《为历史学辩护》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标签,它涵盖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立场,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其中一些立场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

它也区分了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

通常而言,它建议关注前者而拒绝后者的极度相对主义的理论。

埃文思自己也承认,他在书中并没有冒险对这一变化多端的思想体系进行界定。

《为历史学辩护》努力去做的,就是避免笼统地把各种观点归于“后现代主义”。

琳恩・亨特(Lynn Hunt)抱怨《为历史学辩护》既没有对后现代主义作出清晰的界定,也没有认真地对待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观点。

她指责它“缺乏逻辑、哲学分析不够、没有讨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原则”。

埃文思对此予以回应,认为亨特误解了自己,只是在断言而已,因为她没有提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在埃文思看来,彼得・高希(Peter Ghosh)完全误解了《为历史学辩护》,因为高希声称《为历史学辩护》把“后现代主义”完全当作对真理的可能性以及客观性的否定。

埃文思指出,如果我们接受一些理论家的极度的相对主义立场,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完全放弃历史著述,因为我们无法获得历史真理。

一些学者认为,《为历史学辩护》并没有界定后现代主义,事实上也没有打算这么做。

埃文思认为,这种批评并不那么重要,相反,更为严重的批评是伊斯特霍普提出来的。

伊斯特霍普认为《为历史学辩护》误解了一些主要的思想家,如索绪尔、利奥塔和德里达。

④埃文思承认伊斯特霍普的批评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埃文思也指出,自己没有对这些思想家的作品和概念进行全面的讨论,但这并不影响自己作品的主要论点。

与其他许多评论者一样,伊斯特霍普也是在要求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即对主要后现代思想家的批评、对他们哲学的主要观点的讨论。

而这并非《为历史学辩护》的意图所在,它只是讨论一些论述史学理论的作家对索绪尔、德里达、福柯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观点的使用;只是在尽可能简洁地解释后现代史学理论家的观点来自何处的时候,《为历史学辩护》才对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发生兴趣。

埃文思认为伊斯特霍普不但断章取义,而且避重就轻,因为他通过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观点的细节性错误,从而让读者的注意力偏离主要的论点。

埃文思不无后悔地指出,即使不提及这些理论家,自己也能够如期完成《为历史学辩护》。

戴维・安德烈斯(David Andress)认为《为历史学辩护》没有理解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理与权力的关系。

安德烈斯指出,真理是一个道德范畴,而不是一个由它与现实性的关系—48—来界定的事物,与G1R1埃尔顿相比,E1P1汤普逊对更晚的史学家的影响力更大,原因不在于他对事实有更好的掌握,而在于他所呈现的英国的过去在道德上更具有吸引力。

汤普逊获胜了,因为他的真理在道德上优越于埃尔顿的真理。

安德烈斯声称,道德的权力(po w2 er)———而不是制度的权力———让历史论点变得有影响力并且获得“真理”地位,因此,归根结底,真理是权力的功能之一。

埃文思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影响力的差异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所使用的不同方法,汤普逊的方法更有效。

汤普逊激发了整整一代社会史学家来研究工人阶级历史的所有主题。

汤普逊之所以有影响力,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与20世纪60和70年代年轻一代社会史学家的精神相符合。

埃文思最终指出,即便史学家们认为汤普逊没有对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英国平民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作出准确的描绘,他们依然会认为他的方法有助于他们对自己致力于研究的历史主题作出真实的描述。

三埃文思并不认为自己在捍卫保守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为历史学辩护》为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以及其他一些新近的革新辩护,这些是真正保守的史学家所谴责的研究领域。

《为历史学辩护》只是认为,社会史、妇女史、黑人史以及其他激进的历史学需要一种真理和客观性概念,在原则上并没有反对这些史学,而是相反。

在埃文思看来,某些后现代主义历史作家也具有保守的倾向———如戴维・哈伦(David Har2 lan),他在《美国历史的衰落》中要求对美国的过去进行一种积极的、爱国的探究,把它从现代主义者的苛求中拯救出来———因此,如下的看法往往是牵强附会的:认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就是激进的,反对它们的人就是保守的。

事实上,埃文思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批评后现代主义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就是保守主义者,自己也不是历史学的保守的辩护者。

事实上,埃文思在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标签的时候,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具有谴责意味的词汇,而是把它视为一个有用的描绘,并且把一些积极的、富有成效的知识发展归于它的一些表现形式。

道格・芒罗(Doug Munr o)指出,埃文思一方面承认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在本质上有问题,同时也证明它的有用性。

⑤在埃文思看来,后现代理论的使用能够为旧的主题带来新的生命。

后现代主义和“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关系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埃文思在回应戴安娜・珀基斯(Diane Purkiss)⑥的时候,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

埃文思认为,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并非在寻求真理,而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控制和篡改历史纪录。

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是糟糕的史学家,而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是史学家。

埃文思指出,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或含蓄地把任何后结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等同于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只是在《为历史学辩护》中声称,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鼓励人们容忍对纳粹大屠杀的否认,因为这种相对主义否认人们能够区分虚构与真相、篡改与阐释。

不过,后现代主义并不需要为否认纳粹大屠杀负责。

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即认为历史的真相永远无从知晓———导致无法对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作出反驳。

历史真理的不确定性这种概念鼓励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获取发言机会,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在原则上与其他人的同等有效。

埃文思并不认为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结成了联盟。

不过他自己的论述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他一方面否定自己作出了如下暗示,即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受到后现代主义知识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承认美国知识界中完全的相对主义氛围鼓励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在美国校园扩大他们的活动。

埃文思随之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对否认纳粹大屠杀这种现象的兴起负有责任,后现代主义者也没有赞成纳粹大屠杀否认者的观点。

埃文思认为,纳粹大屠杀是一个事实,尽管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或回忆录是有问题的,—58—但是我们不能像大屠杀的否认者一样,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捏造。

何况除开幸存者的证词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犯罪证据,如毒气室和集体杀戮等屠杀形式。

历史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在资料中辨别真伪,因此,我们不能摒弃回忆录,应当像对待其他资料一样,从中筛选出真理,它们也能够把我们导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