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与神圣之问-以现代佛教的产生-特点及发展为例

世俗与神圣之问: 以现代佛教的产生特点及发展为例摘要：现代佛教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入世倾向逐步加强。一方面与现代社会实现了允恰的调适，彰示了佛教的生命力及永恒价值；另一方面深入世俗化不可避免地对其宗教神圣特征有所消解。二者交错成为宗教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新困境，对治的路径在于从世俗与神圣的张力间寻找新的平衡。

关键词：宗教；现代：世俗；神圣

所谓现代佛教，即指传统佛教的现代化转型。从普遍意义上审视佛教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特征及所遭遇的困境，对思考宗教的发展走向将有所裨益。佛教现代化发轫于十九世纪末的杨文会；形成于上世纪20 年代的太虚；滥觞于上世纪中后期的印顺及当代的星云，其影响广泛深入，呈现出进一步向纵横掘进的态势。因为它产生于现代社会、关照现代生活、直叩现代问题，所以表现出鲜明的人世倾向。

一、产生背景——内因外缘

1、历史必然。佛教传人中国，经过与固有儒道文化一系列地冲突交融后，彼此借鉴、相互吸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经过宋元至明清以降，由于义理更新停滞、僧众修学松弛，质朴简洁饶有意蕴的佛法走向神秘与怪诞。佛教在经历传人、融合、兴盛、过渡期之后转入凋敝阶段，“明清以降，数百年间直可谓之衰落凌替之期” 。此颓废之势引起教内外的普遍不满，莲池大师曾感慨“末法僧有习书、习诗、习尺牍语，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舍之不习而习禅，僧顾攻其所舍，而于己分上一大事因缘置之度外，何颠倒乃尔” ?；近代对此的认识

更加清晰，“有清世宗以来，僧禁废弛，而僧品杂，寝至末叶师虫遍体……长此以往，佛法之不亡，焉不可得也” ；杨仁山更是严厉指责，“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做方丈，开期川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 。正是佛教自身的堕落与凋敝抹煞了传统佛教的价值与光芒，最终直接刺激了教内外知识阶层产生挽回佛教自尊、重振佛教精神的宏愿和实践。

2、时代要求。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取得史无前例的科学技术大进步。随即科学思想、唯物论、进化论等兴盛于西方而后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有压倒东西方一切哲学精神之气势，导致“虽然都是不了义的东西哲学难以抵挡科学的锐利攻击” 。顿时东西方世界都洋溢着对科学、物质、理性的热切渴望和偏执追求，无暇顾及且极力批判精神、意义和神圣的世界。作为秉持浓厚人文精神的佛教面，对这一情景，深感“佛法能救济物质文明于偏枯，挽回狂澜于既倒”，旋即自觉适应时代要求，主动阐释固有深义，通过对治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弊病，充分发挥自身效用、彰显其永恒价值，积极寻找和重塑自己在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中的位置。

3、学术契机。鸦片战争后，封闭传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道德礼法紊乱、社会结构涣散，顿时陷入国衰族殆的困境。对此，知识分子为挽救国亡族灭的危机、实现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立足实际需要、采摘佛学资源，建立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思索救亡图存之道，奠定了佛教文化现代转型的萌芽。经过一系列艰难尝试后，国人逐渐意识到民族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是文化危机。若要成功实现中国富强兴盛和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首先要求对传统

文化内部进行整合以凝练出超越独特的价值精义，因为佛教自身高度的思辨性、理论的丰富性、逻辑的严整性，所以自然成为传统文化内部整合与重构的重要资粮。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等都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使得传统佛教的独特价值和本真精神有效地转型进入现代学术文化平台。因此，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与学术转型为佛教现代化提供了帮助和契机。

综上所述，正是佛教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以及人类社会特殊时代的具体要求，外加学术文化转型所提供的契机，促使佛教现代化的成功实现，同时这也是宗教在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裂变与社会相调适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现代佛教呈现出显着的世俗化倾向。

二、主要特质——世俗化的加强

1、逻辑起点。近代社会条件的变迁、时代问题的更迭从客观上要求佛教必须做出适合现实需要的调整；佛教的颓废和萎靡从主观上要求自身必须进行有力的革新。正是在内因外缘的双重作用下，佛教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其逻辑起点就是要关注现代生活、直叩现实问题，对时代要求做出切实的回应。因为在唯物主义、工具理性、科学技术迅速传播且不断被世人所接受和崇拜的同时，另一端就是对传统宗教的疑虑、批判甚至打压。比如陈独秀就批评“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仙佛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所以，佛教的现代转型首先就要将目光从天上拉回人间，将注意力聚焦在具体地提升现实人的生活境遇、促进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实现这一层面上。唯有如此，才可以保证佛教在当时的境况下不被历史所抛弃。因为

“凡学说之不能与人群社会发生关系者，终归淘汰”即“一种学说于其所在之国中欲其安全发展……必须于其所在之国家与社会发生最深切之关系……如是而后始有存在之可能，发展之余地” 此诸论述无一不是对佛教人世必要性的强调。

2、教义理论。现代佛教的理论学说虽然不断承续超越，但精神主旨却一脉相续，无不体现着对现实人生的密切关注、与社会生活的紧密相接，具有显着的世俗性。

以“人生佛教”为例，太虚首先对佛教真精神及与人生的关系重新勘定。通过翔实的论述对世人关于佛教的误解加以破斥，强调真正的佛教义理与封建迷信、祭鬼礼神等活动无关，也并非消极出世㈣，相反其本质正是要立足于当下的人生日用间。继而，他剖判缕析，对传统佛教理论进行贞定，以大乘菩萨行作为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石。通过“三大旨义”分别强调佛教应该以宏化世间、饶益终生为旨归。第一义即“佛法……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 ；第二义，应该以悲智双运的大乘佛学为进路，适应现实人生的需求，“佛法…… 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 ；第三义，应该以证进大乘“法界圆明”为效果，即“以适应重验证、重程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总之，在太虚看来人生佛教着重在于人生改善，只有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通达大乘法界，才能直接大乘圆明之佛果。

印顺承袭其说，强调“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